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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张立文:永嘉学派的哲学精神世界
2021-11-22 12: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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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胡 馨

永嘉学派以致广大的胸襟,极高明的睿智,在融突和合“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王安石的新学和张载、吕大临的关学中化生,并在与其他学派互相交往、切磋、论争、探赜、借鉴、吸收中发展。永嘉学派通过智能创新,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事功之学。

时代精神的把握

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崛起,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全祖望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之所以能与朱熹的理体学派、陆九渊的心体学派鼎足而立,是因为永嘉事功之学特具魅力和价值。朱熹说:“江西之学(指陆九渊心学)只是禅,浙学(指永嘉事功之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朱熹指永嘉学派专讲功利,稍带贬义,现称为事功之学。

为什么事功之学“便可见效”,《朱子语类》记载:“器远(曹叔远号)言:‘乡间诸先生所以要教人就事上理会,教著实,缘是向时诸公多是清谈,终于败事……陈先生(指永嘉学派的陈傅良)要人就事上理会,教实之意,盖怕下梢用处不足。’”这里“乡间诸先生”即指永嘉学派的薛季宣、陈傅良等。“诸公”如朱熹理体学主张的“理体”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而上的“洁净空阔世界”,是一种清淡,陆九渊心体学“分明是禅”是空是无。

永嘉学派事功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教著实,是对于时代的实际和事实的认知、体贴与把握。两宋国家积贫积弱,外有外敌侵扰,内有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官逼民反的危机以及收复中原无望,理想信念丧失的价值危机。面临这种有关国家、民族命运的种种冲突和危机,显然不是“诸公清谈”和禅学的空无能化解的,唯有永嘉学派“教人就事上理会”,即理会、体认国内外冲突危机的实际与事实,把握这个时代所普遍存在的主导性矛盾的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可能世界的冲突和危机,教著实地将其升华为化解之道的思维理念,而体现为这个时代的精神。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思维理念、理论,因其体现了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而被大众所接受。林损说:“永嘉诸子之学也,犹众人之学;众人之学,犹永嘉诸子之学也。众人之言心性者,必不能废事功;永嘉诸子之言事功者,亦必不能离心性。事功与心性合,而后经制之真乃出。”这种力量体现为永嘉学派的开放兼容、忧思创新、勇为人先、刚正廉洁、经世济民、抗倭爱国、志存高远、融突和合的哲学精神世界。

哲学精神的体现

开放兼容的精神。开放兼容是哲学理论思维致广大的生命力所在,是学术思想尽精微的必由之路。老子说:“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只见自己长处的人,目光短浅而不明事理,自以为是的人,会被现象所遮蔽而是非不彰明。唯有开放兼容才能化解这种弊病。然而开放兼容要有海纳百川的气概,广博宽容的情怀,谦虚谨慎的心境,探赜钩深的态度。开放兼容是永嘉学派的优良传统,是其之所以在众多学派中屹立而不衰、构建新学的缘由所在。作为“九先生”之一的周行己曾学习新学、关学、洛学,在三学相互激荡中,融突和合,并与温州商贸经济、风土人情的实际相结合,而构成独具特色的理论思维、价值观念、思想风格。无论是后来的王十朋、薛季宣、陈傅良、叶适,还是刘基、张璁、项乔,以及孙锵鸣、孙衣言、陈黻宸、林损,都以开放兼容为学术思想发展繁荣的生命线,都是为道屡迁、唯变所适的先觉先行者。

忧思创新精神。他们之所以能为道屡迁、唯变所适,是其哲学思维不断忧思而追问、不断“终日乾乾,夕惕若厉”而自我反思、不断地自我批判而开新、不断自我度越而创造新境界所致。曹操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抒发对人生短暂的忧思。永嘉学派的忧思则是对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反思,是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生命生存的反思,是对于个体和整个人类生存的命运、生活变化的责任和使命的反思。之所以忧思是因为:其一,两宋被内外危机所困。其二,社会伦常的冲突和道德价值危机。唐末五代动乱之后,两宋哲学思想家面临礼崩乐坏,三纲五常道乖,宗庙朝廷失序,制度文章扫地的处境。他们必须担起重整人伦纲常、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重建价值理想、终极关怀、精神家园的历史使命。其三,儒、释、道三教的冲突。唐以来儒学式微,佛强儒弱、道盛儒衰。两宋哲学思想家必须重新唤起儒学的生命智慧,重新诠释儒学真精神。两宋哲学思想家正是直面这种忧患而反思。他们的忧患而反思,是对思想的揭示、辨析、鉴别、选择,如叶适的《习学记言序目》可称为“忧思”,因忧思之思而有新哲学、新发现、新创新,如陈黻宸的《老子发微》《庄子发微》、叶适和孙锵鸣对《周易》独具匠心的新诠释。

勇为人先的精神。创新需要有一种勇为人先的执着求索的品格,威武不屈、不畏强权的意志,人言不足恤、旧法不足守的精神。因为创新必然会引起坚持旧观念、旧传统、旧价值、旧规矩者的反对、攻击、仇视,以至扑杀。明正德年间,武宗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宦官刘瑾专政,藩王作乱。政治腐败,苛政如虎,民不聊生。王瓒不畏强暴,暗讽刘瑾,而遭贬斥。武宗巡边犒军,劳民伤财,王氏知民疾苦,大胆极谏。张璁在“大礼议”论争中,以“礼缘人情”为核心。张璁的主张与《礼记·问丧》中的“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圣人缘人情以制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时为大,顺次之。不时不顺,则非人情矣,非人情,则非礼矣”相合,驳斥了杨廷和诸人扬言的“父子之亲是‘私事’,入嗣大统以维护正统,是真正的人情”。张璁冒杀头的危险,毅然决然上书,凸显了坚持原则、真理,不怕扑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大礼议”之争,形式上是“继统”与“继嗣”之争,在政治上是皇权与阁权之争,学术上是正统程颐的理体学与新兴阳明心体学之争,这是这次论争的实质。

刚正廉洁的精神。刚正廉洁,为立身之本。无论是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抑或王十朋、刘基、黄淮以及王瓒、张璁、项乔,他们为官期间都能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刘安上以利国利民的诚心,为国忘身忘家。大观二年(1108),宰臣蔡京窃弄权威,凶焰滔天。天下只知威福出于宰相私门,不知有朝廷,无敢撄其锋者。刘安上刚正不阿,面奏皇上,蔡京自若,乃再列班面奏蔡京十条罪状。又弹劾蔡崈上轻君父,招权怙势,阴计邪谋,密侵国论,有害治体。刘安上在任谏官期间,不畏权贵,不怕罢职,直言弹劾,刚正报国。张璁任首辅期间,持身清廉。对贪官污吏横征暴敛非常痛恨。他曾上疏:“臣闻为治之道莫先于爱民,愿治之君必严于赃禁……近来中外交结,贪墨成风,夫贪以藏奸,奸以兆祸,臣窃惧焉!”张璁揭出每年进表,三年朝觐,官员往往以馈送京官礼物为名,科派小民,篓挞诛求,以致百姓怨声载道。张璁以身作则,居朝十载,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一心秉公,而无私心。使贿赂公行、贪赃枉法有所收敛,利国利民,对明中兴作出巨大贡献。

经世济民的精神。“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衣食足,则知荣辱。”永嘉学派事功之学,注重经世致用,关心民瘼。北宋末年,危机深重,大厦将倾之际,周行己守官有责,积极主张政治、经济改革,富国强兵,实行经世爱民措施,提出广恩宥、解朋党、用有德、重守令四大经世主张。广恩宥是广施恩惠、宽恕,体现爱民、济民之德;化解朋党之争,利民安定,利国发展;任用有贤德的能人,必行德政济民;慎重任用德才兼备的官员担任郡守县令。薛季宣认为为国事功之道,就在于化解人民疾苦,首先要改变乡民的科折不均,其次是丁绢的赋税。并安置流民,以及归正人(指中原人民逃回淮西的人),使他们生活有着落。陈傅良认为,夷狄之祸起,是由于横征暴敛,丧失民心。渡江以后,不仅不接受宣和横征暴敛的教训,相反加新的总制、月椿钱,民心更离。失民心者,失天下。国家要想兴盛,必须结民心,减轻赋税,如商税、盐税、酒税、茶税、契税等。若不宽民力,国将不保。因此他认为经世济民的课题必须是开源节流,裁减冗官、冗兵,减少财政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国家才会兴盛。黄淮也认为治道之要莫先于安民。选取官员以为善不欺为根本。不欺能尽忠,不惑于邪,不溺于货,则廉而公,公则明,明辨是非曲直善恶。这样治理国家,百姓就能安居乐业;这样事天,天心悦鉴。

抗倭爱国的精神。明朝建立伊始,倭寇侵扰我国沿海一带,抢掠焚杀,人民苦不堪言。洪武初年,温州地区就成为倭寇侵扰的地方。永乐年间,龙湾永嘉场一带地处滨海,倭寇在此烧杀抢夺。王沛的从侄王德从广东按察使司佥事辞官回乡,招募乡勇2000余人,共同抗倭,名扬浙南。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大股寇扰永嘉场、梅头一带。当时王沛已是74岁的老人,仍然亲临前线,英勇冲杀,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王德是在赴援温州府城途中遭倭寇伏击。他在殉难前仍射杀数寇。牺牲时年仅42岁。充分体现为抵御外敌、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

志存高远的精神。人是有智慧的和合存在。一切存在的观念、神话、常识、伦理、科学、艺术、哲学,都是人类智慧的创造。人是万物之灵,能“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而志存高远。志存高远的本性是胸怀天下,开放包容,诚信仁爱,谦虚谨慎,与人为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认为,“爱财富”“爱荣誉”和“爱智慧”是人的欲望,但爱智慧是人最高尚的需求。换言之,志存高远是人极高明的需求。因为它记着过去,看着现在,盼着未来。林损说,永嘉学派“诸子之心”之所以能特立独行,在于其“志事之判,诚伪之辨,研阅之方,措施之宜,本末精粗之条贯,才智气量之涵养,高明而不涉于虚,笃实而不流于浅,执其常而观其变,而永嘉学术之真,亦大略可睹矣”。温州诸子的思想,才智气量的涵养,高明笃实,志存高远。因而志事、诚伪、研阅、措施的判断、明辨都能极高明而道中庸。从事功而言,陈傅良“抱负伟杰,学博而精,观书另有高识,作文自出机杼,类非今人所可企及”。士子们心无旁骛地专心致志读书学习,造就了明辨的识度,宽容的气度,礼仪的风度,智慧的心度。

融突和合的精神。和合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理念,也是中华文化五千年来绵延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和合精神,体现了开放包容的胸怀,钩深致远的心态。融突和合是生生创新之法。从融合到创生新的学说,以致新学派,即从融合到生生,需要经一系列融合的和合过程才能实现。经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的和同之辩、理一分殊与郑伯熊、郑伯谦、王十朋的问道、求道、悟道,由矛盾差分而趋向融合而和合的创生历程,到薛季宣把程门洛学所体贴的形而上的天理之学,转化为形而下的事上理会,使理与事相融突而和合,而生生为温州事功之学,又经陈傅良、叶适、刘基、黄准、王瓒、张璁、项乔、王叔果等,融突而和合程朱理体学、陆王心体学和张载的气体学,而成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

理论思维的特色

永嘉学派八大哲学精神世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精髓,亦是化解世界冲突危机之道。永嘉学派诸子忧思而问道、求道、悟道,构建其哲学理论、理性思维和价值体系,其理论思维的特色体现为多元多样性、学问思辨性、实事求是性、钩深致远性、诚信笃行性。

多元多样性。哲学无不在玄之而又玄的旅途中苦苦求索。中国哲学的实践活动是探赜、追问和合之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阴阳和合而万物生,万物异味相和。如何和实生物?“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韦昭注:“杂,合也。”万物是由多元多样的阴阳五行杂合而成,而非单一的一元的造物主的创生。西方哲学对于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追求,无论是古希腊的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还是斯宾诺莎的“实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一”元。换言之,都是“同则不继”的“同”,是一元一样。就此而言,中西哲学从源头上就是两条路径、两种路向。永嘉学派诸学者接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又与当时各个学派交往,互相交流学术思想,切磋探讨不同观点,从差分中明辨各自的不足和长处,所以可互相学习、借鉴。金华学派吕祖谦、吕祖俭长于史学,永康学派陈亮长于王霸义利之辨,四明学派长于心性之学,朱熹学派长于理体学,湖湘学派长于经世致用。在多元多样哲学理论思维的相互探索中,敞开思想,自由交流,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升。多元多样思维方式是哲学思想发展的动力,哲学只有在多元多样思想辩论中敞开心胸,各抒己见,才能激起智慧的火花,让哲学真知闪光。

学问思辨性。无论是博学、审问,还是慎思、明辨,都离不开反思的思维活动。“弗措也”的不罢休,是一种不息地反思。反思是思维认识自己的一种形式,是思维怎样自己构成自己的方式。反思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审问、慎思、明辨就是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的方式,亦是思维以自身为对象的思维活动。永嘉学派学者的哲学思维的实践,无不历经学问思辨的反思过程。他们从博学的朦胧反思、审问的怀疑反思、慎思的批判反思、明辨的实践反思,而挺立其事功反思之学。圆融新学、关学、洛学为事功,如刘安上的博学;端正心性、治国理家而审问道的王十朋;惊思孟子是否是道统中人和道不离器智慧的薛季宣;以及通经、学古、救时、行道的陈傅良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以元气为天地万物之源的刘基;明辨“六经”义理意蕴、先秦诸子之精微和道为和合道体的叶适;澄明“继统”与“继嗣”、缘人情以制礼的“大礼议”之辩的张璁;探“致良知”之教、释“求放心”之学、究“六经”理奥、研“四书”精义的项乔。

实事求是性。根据实际事实,追求真理。《汉书·河间献王传》说:“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事有实事与虚事、真事与假事。事的实与虚是对事的有或无、存在与非存在的追问。事物的存在与非存在是对具体的“在者”某些规定性的追问。无论是对于“在”与“在者”的追问,总是对某种对象之事的追问。这种追问首先反映在人们思想中是这“在”或“在者”的表象、现象。其是否符合对象本身的再现对象,这种思想的体认是否具有客观性,即是否真实地再现对象,抑或虚假地再现对象。在排除了“在”与“在者”的虚假之后,即是真实的事实,以追求“是”。这里“是”即是哲学的本真。求是即求本真或真理。真与真理不离,即相接相关;又不杂,即相分相别。真理是这种体认是否符合实际的真实道理。中国哲学多以与“非”、谬误相对的“是”、真理来陈述。体认的真实性就是同客观的实际及其规律相符合,或者是对错综复杂的现象作出关于事物共性、本质、必然、规律的体认。这是“实事求是”。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就是一种求实求是之学,既实事实功,又实效实是。器远(曹叔远)对朱熹说:“陈先生(陈傅良)要人就事上理会,教实之意。”“就事上理会”,就是从客观实际实事上体认,即从“在”和“在者”的存在的实事上认识,“教实之意”,就是教人体认实事的本真、本质,而不空谈虚说。

钩深致远性。钩深的前提是有博学的知识背景,致远是建立在通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思维历史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永嘉学派诸学者能否提出有创新性的话题,能否对在世的冲突危机提出化解之道,并升华为具有概念、理念的哲学理论,取决于其哲学理论、价值观念的“背景知识”。如果没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中国传统经典文本学术思想的理论思维背景,就不能有钩深的灵觉和高远的气魄。能否激活钩深的灵觉和高远的气魄,就在于思维的创造能力,它是思维概括、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抽象、具体能力的总和,想象的真实激荡起追求智慧的热情和“求是”的动力。永嘉学派学人普遍是从举人到进士,其知识背景都是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致广大,知识广博深厚是承载万物的条件;尽精微,就能智能创新,悠久致远。朱熹在代刘共父所撰《宋梅溪王忠文公文集序》中将王十朋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五子”相比较,此五子“所立亦异,然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疎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求之今人,则于太子詹事王公龟龄,其亦庶几乎此者也”。薛季宣造诣很深,“会九流于一贯,莹神机之通圆”“自六经以外,历代史、天官、地理、兵刑、农末至于隐书小说,靡不搜研采获,不以百氏故废。尤邃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之制,务通于今”。除精研六经外,可谓无所不读,无所不通,所以能钩深致远,而构建事功学说,其本人亦是事功之学的实践者。叶适通过剖析、评论儒家、道家、兵家、管子、扬雄以及《战国策》《史记》至五代史,统纳六经百家,均能“集时政之得失”“究物理之显微”,而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补前人之缺失,纠前人之谬误,论之成理,言之有据。既钩深之精微,又致远于孔子之本统。既评时政得失的生存世界,又能究物理的理想境界的可能世界。

诚信笃行性。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入世品格,积极投身社会实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追求生存、意义、价值世界的实现。其开放兼容、忧思创新、勇为人先、刚正廉洁、经世济民、抗倭爱国、志存高远、融突和合的精神,以及多元多样性、学问思辨性、实事求是性、钩深致远性,最终都有赖于诚信笃行的支撑和实践。诚信是指诚实而有信用。诚为真实不欺的德性,信是遵守诺言的德性。诚信是诚善于心,言行一致。诚信被儒家看作是“立人之道”“立政之本”和“进德修业之本”。诚信而笃行实践。人之所以有知识,有认知能力,来源于笃行的实践,形成人的认知和构成认知发展的动力。因为人不能无实践的笃行而从外界直接得到知识。荀子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只有亲自践行到高山、深溪,才体会到天高地厚。“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从认知、再认知、实践、再实践的过程,才能深刻认知事理和事物的本质,从而达到圣人的境界。永嘉学派的学人,躬身深入实地,知治国理政弊端所在,提出改革旧弊的措施。许景衡说,京东西州县因金兵劫掠,朝廷免收今年赋税。然而今来却仍令送纳,岂可使朝廷失信于天下。“民无信不立”,若贪官污吏盘剥百姓,百姓生活不下去,人民起来反抗,国家动乱,就不可收拾了。南宋半壁江山,由于奸臣秦桧投降派种种恶行,破坏抗金,薛季宣的父亲薛微言不畏权贵,坚决反对秦桧投降和议,与秦桧当庭论争。薛季宣说:“雪岳飞之冤,天下知与不知,无不称庆。逮今数月,宜人人有报效之心,求诸军情。”薛季宣父子知无不言,言无不行,知行一致。诚信笃行是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其为学为人的基本原则。

“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既是思维中的现实,又是现实中的思维,它既不离现实的在世,又度越在世的现实;它既蕴含着时代的烙印,又超越时代而具有不朽的价值。

(张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荣誉一级教授。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21年11月22日第15版。)

原文链接:[光明日报]张立文:永嘉学派的哲学精神世界

(责任编辑:何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