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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院举办传播学教学与教材建设研讨会
2021-12-15 0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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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闻学院
编辑:李 宇轩

12月8日下午,“传播学教学与教材建设研讨会暨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传播学教程》建设经验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会议以“《传播学教程》建设经验探讨”为主题,近三十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历程与经验、数字时代的传播学发展趋势等话题开展深度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百精致欢迎辞,并就“一个中心人物,一本经典教材”阐释了三点想法。胡百精表示,郭庆光教授所著的《传播学教程》自首次出版发行以来,已累计发行百余万册,成为导引学界和业界进入传播学世界的经典之作,诠释了何谓“为人师”,何谓大先生;他以对党和人民的新闻传播教育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坚实厚重的学术修养,用大半生的精力打磨一本教材,诠释了何谓人大传统,何谓扎实学风;他始终把教材、教学看得最重,把教书育人视为人生第一等大事,诠释了何谓立德树人,何谓大学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周勇基于个人经历,讲述了传播学在我国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及《传播学教程》的重要影响。他表示,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是我国学界全面接触传播学理论的初始时期,《传播学教程》的出版为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14年前后,在新技术以及社会环境新变革的背景下,传播学进入结构化升级改造的关键期,郭庆光教授再度带领学院师生创新变革,将传播学与新媒体技术和社会应用场景相结合,不断拓展学科边界,更新传播学的研究理论和范式,为学科的进一步转型打下基础;如今,传播学建设的接力棒已经传递至新一代年轻学者的手中。周勇勉励大家以老一辈新闻教育者为榜样,共同奋进,开创未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永强在致辞中表示,《传播学教程》同时具备经典性和生命力,作者郭庆光获此荣誉实至名归。他认为,《传播学教程》体系完整严谨,知识点布局全面、系统且重点突出,提供大量的第一手外文资料,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22年来,《传播学教程》累计销量逾150万册,是中国传播学界目前影响范围最大、发行量最广的经典教材之一。他期待《传播学教程》更新版本的发行,也希望人大出版社和新闻学院未来继续精诚合作,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思想成果。

作为本次获奖教材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郭庆光讲述了编写教材的四点原则,并对传播学未来的发展提出殷切期望。第一,他以马克思主义传播观在《传播学教程》中的应用为例,指出教材编写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第二,教材编写要注意科学性,尤其在入门教材中,应融入成熟的理论,警惕作者个人观点的偏向性影响;第三,作者应始终坚持中国立场,将传播学原理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第四,编写教材要将原理与实践相结合,让传播学融入职业教育等其他教育领域,力求服务于全社会。最后,郭庆光鼓励大家坚守传播学的初心,研究人的传播行为,关注技术对人的影响,重视技术作为双刃剑的作用,发展以人为本的传播学。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尹韵公回忆了与郭庆光的同窗情谊。他表示,郭庆光自学生时代起至今,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高度严谨的治学精神,汇集了数十年学术积淀,最终写就了《传播学教程》这一经典书目。尹韵公还特别提出,传播学教材的编写既要关注本土化、中国化的问题,又要注意结合新时代的新特点。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张国良就传播学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三点看法:首先,传播学处于横向学科和纵向学科的中间地带,因此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交叉性、时代性,因此也应当成为当代的一门显学;其次,传播学的任务是发现传播的一般规律,由此明确传播学的学科边界和主要价值;最后,传播学研究应当注重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加强整体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唐绪军回忆了自己在实践中对传播学这一学科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他表示,《传播学教程》成为经典,既是郭庆光多年专心治学的成果,也是其坚持教书育人的初心之体现。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隋岩表示,《传播学教程》不仅是一本有思想性和启发性的教材,还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书中广泛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知识,与当今建设“新文科”的时代要求不谋而合。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兼党委书记张涛甫表示,《传播学教程》是经过时间反复验证的经典作品,它既是学生启蒙、教师参考的样板教材,也是新的教材建设中值得反复学习、研究的样本。在知识流量化时代,教材建设需要提炼有逻辑、结构化的“硬核知识”,形成系统的知识网络并授予学生。此外,他期望与所有优秀学者们共同努力,开拓国家教材建设基地的光明未来。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陈昌凤表示,《传播学教程》不只是一本新闻传播领域的经典教材,还记载了整个学科的变迁、发展历程,并且与中国社会形态和社会实践紧密相连。她认为,从新闻传播学院管理者角度看,郭庆光做了很多开拓性的、楷模性的工作;从学人风范上来说,他是具备专业性、思想性、严谨性等品质的“大先生”。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蒋晓丽表示,《传播学教程》对中国传播学的教育、教学、教材改革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奠定我国传播学的学科基础、学科边界、学科功能的重要文本。在书中,郭庆光把理论、材料、观点融为一体,以教材建设为基点,以学术发展为视野,将学科理论创新有效地转化为教学内容,用精品教材育人、化人、成人。这本书不仅见证了郭庆光几十年的初心与坚守,更展现了他在传播学教学上的远见卓识。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张昆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首届国家教材建设奖的评审中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祝贺。他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教材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各个方面都引领风气之先,取得了显著成果。他肯定了郭庆光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新闻传播学科教材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并对《传播学教程》的更新版本表示期待。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李本乾认为,《传播学教程》获首届国家教材建设奖是必然的。首先,作者抓住了传播学教材中的关键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和中国特色的传播立场,这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的发展现状相契合,具有不同于传统传播学研究的超前意识;其次,随着技术的发展,传播学研究的边界越扩越大,郭庆光锁定了传播学的研究初心,即探索人的传播行为的规律,为新时代传播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最后,《传播学教程》以大道至简的方式将复杂的传播学知识体系梳理清晰,极富启发性和指导性。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波与现场学者简要分享了某平台上对《传播学教程》一书的书评。他表示,上千名读者在评论中写道,《传播学教程》同时具备系统性、知识性、专业性、逻辑性和可读性,是一本常读常新的书籍。郭庆光在吸收传统西方传播学范式的基础上,纳入中国视野的考量以及自己的思考与评价,是本学科读者评价最多、最能引起大学生活记忆的书籍之一。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谢新洲表示,《传播学教程》明确了传播学对象和传播学关注的基本问题,将传播学研究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亦是中国传播学研究及学科发展的里程碑。受本书启发,他认为,随着传播格局和传播环境的变迁,一方面,传播学研究要重视在传统传播学理论体系的结合上面推陈出新,从技术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演进中寻求理论范式和方法体系的创新;另一方面,要立足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实践,回应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关切,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视角和理论体系。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董天策表示,《传播学教程》体现了作者郭庆光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功力,起到了引领后学、推动中国传播学发展的重要作用。除了知识的传递,他认为,后辈学者还应学习和传承郭庆光潜心静气、厚积薄发的学术品质,回归学术正道,以成就真学问。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廖圣清结合数字时代传播学发展趋势的主题,提出三点看法。他认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传播学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的责任将会更为重大;传播学的科学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并重的特点会更加鲜明;传播学将逐渐趋向多元化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尤其是与自然科学进行结合,通过解读和分析数据来探究人类的传播行为和规律。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韦路围绕数字时代传播学发展趋势的主题,从三个方面谈及如何在《传播学教程》的基础上传承和创新。他表示,未来传播学要考虑如何在发展中体现中国特色,提出中国概念、中国理论和中国思想,扭转当前全球传播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其次,传播学的发展想要根深叶茂,必须要坚定不移地以学科交叉为方向,让不同学科的学者围绕中国以及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进行研究;第三,传播学研究还需要体现人本化趋势,更多关注人的价值、人的解放,让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增进人类福祉。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明新认为,《传播学教程》不仅树立了传播学基础性的知识理论方法体系,更昭示了一名传播学者应如何做扎实的学理性研究,建立精品意识、典范意识。他表示,当代及后辈学者们有责任将传播学的知识理论、研究方法和思想体系进一步发扬光大,在新的传播背景下与时俱进,做好交叉学科的研究工作,开创新的传播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范式。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刘明洋重温了在郭庆光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的经历。他表示,郭庆光不仅善于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安排学习任务,还及时地为学生解决困惑并给予各方面的指导,成为许多学生前进路上的一盏灯。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执行院长陈龙从《传播学教程》的写作源头谈起,认为在90年代教材体系普遍僵化的环境下,《传播学教程》融通中西方理论,视野开阔,具有开拓性,是一本朴素又具有丰富知识内涵的教材。受本书启发,他提出,第一,目前传播学研究迫切需要融入媒介实践的新内容,总结媒介实践的新规律;第二,传播学既要吸收科学知识,也要吸收人文知识,避免走向极端的工具理性主义;第三,新闻传播学科教材建设要立足当下需要,特别是新文科建设的需要,吸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其他学科的知识内容以丰富本学科的知识内容。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许加彪表示,《传播学教程》是引领他走进学习研究大门的一本重要书籍。他从三个角度阐述了本书所体现的价值——专业性和可读性的统一、基础性和前沿性的统一、世界性和本土性统一。许加彪还对传播学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两点思考:第一,传播学的研究应该在思想创新方面有所拓展,而不仅仅追求方法上的完美和科学;第二,传播学要研究完整的人,研究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温度的人,才能让传播学迸发顽强的生命力。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胡翼青谈及《传播学教程》给他的深刻影响。他表示,一方面,郭庆光从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角度为全书奠定了准确的基调,指引了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传播学教程》归纳了传播学在一个时代的发展成果,为年轻一代学者开启了很多扇“门”,为今后传播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他认为,在数字媒体新时代下,尽管传播学界又将面临变革与调整,但在郭庆光等老一辈学者的开拓性努力下,我们如今有更多的底气和基础来接受时代的考验。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刘涛从两方面阐释了《传播学教程》对教材建设带来的启发。他认为,一方面,教材的知识体系建设需要坚持系统性和科学性统一,把课程置于一定的传播实践和文化语境中考察,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应处理好教材建设中新与旧的问题,即专业性和延展性的关系问题,在新媒体时代下,抓住一门课程知识中内核性的内容,而非一味追赶新技术、新现象。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巢乃鹏表示,郭庆光关于传播学初心的论述对他有很大启发。他认为,传播学研究的根基是人的传播行为。在传播学的数字化转型中,应关注两点根基性的问题:第一是数字性,概念化是一个最根本的学术研究的起点,必须重新理解和提炼数字时代中传播学的一些根本概念;第二是计算传播,它不是单一的理论、单一的方法,而是一种集合性的概念。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保军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传播学教程》的权威性和经典性:第一,本书以传播学核心理论为主体,建构传播学基础理论、源流关系和基本知识体系,实现了学脉与人脉的统一,具有稳定而长久的价值,为教材编写树立了标杆范例和榜样;第二,教程已形成跨代际的广泛影响,成为一代又一代学生、教师、研究者喜爱的著作;第三,教程形成了跨领域、跨学科的广泛影响;第四,教程内容体现了一本教材应有的特征——理论性质、学术立场、共识性、完整性、包容性以及适度的前沿性和开放性。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提出,《传播学教程》一书具有开放且完备的知识结构,系统介绍了很多传播学的前沿内容,并涉及除大众传播之外的其他传播形式,极具超前性。郭庆光在书中重视核心理论的阐释,利于读者正确地理解“传播学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也有助于外学科全面、准确地看待传播学。此外,该书不仅对本学科有启蒙作用,更对其他学科、行业起到传播学启蒙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副书记闫岩讲述了自己和《传播学教程》的故事,叙述了一本好教材如何改变了一个年轻学子的一生。她表示,《传播学教程》用简洁凝练的语言为无数年轻人解释了传播学的学科内涵,指引热爱传播学的广大学者不断钻研学术,开拓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王亦高从三个角度对《传播学教程》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这本教材首先是指导思想与学派兼容的统一,这也体现了郭庆光写文章、写教材时一以贯之的风格;第二,是社会适用与理论超拔的统一;第三,是传播内容与表达形式的统一。他表示,郭庆光在编写教材时行文简洁、练达,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润泽作总结发言,并向《传播学教程》一书作者郭庆光和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致以感谢。她表示,在新闻传播学科建设面临改革的当下,《传播学教程》对当今传播学发展及教材编写工作仍有建设性意义;同时,各位专家发表了对传播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科知识体系、学科发展的历程和未来方向的真知灼见,彰显了学者们的集体智慧。

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创新深研会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双一流”建设科研项目之一,目的在于聚焦新闻传播教育界和学术界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发扬科研“钉钉子”精神,集中相关领域权威专家的集体智慧,攻坚突破,期待通过每个具体问题的研讨带动某个领域教学科研的改革创新。自2018年始,新闻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推出系列小型深度研讨会,每期聚焦一个主题,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深度研讨。

(责任编辑:谢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