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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学刊]齐鹏飞:“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党管”——百年党史与党的党史研究工作
2022-01-20 07: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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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海学刊
编辑:何 睿

2021年,诞生于上海石库门和嘉兴游船上的中国共产党,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初心使命,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一切奋斗、牺牲、创造的主题,历经“革命救国”“建设兴国”“改革富国”“复兴强国”四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已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煌煌之旅。而以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等在建党后头十年间即开始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党史报告》等党史研究著作为发轫和起步奠基,中共以党史研究为基础、为核心的党史工作,筚路蓝缕,奠基立业,也有了近百年的泱泱岁月。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站在中共百年华诞的历史节点上,回望中共百年与近百年党的党史研究工作之艰辛和厚重历程,温故知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自明。

自建党之日起,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开始高度重视自身的存史修史工作,就开始高度重视自身的“红色家谱”研究,就开始自觉地把党史研究以及党史学习教育宣传作为服务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事业、党的中心工作之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通过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阐释,将其作为全党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赓续传统、振奋精神、明辨是非、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基础、理论滋养和精神动力以及“教科书”“营养剂”“清醒剂”。

对此,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之核心人物一直有非常明晰而透彻的论述。毛泽东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邓小平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江泽民指出:“我们通过对党史的研究,可以明确哪些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哪些教训是要吸取的,这些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什么启示,把这些问题理出一个头绪,就是党史工作对党的建设的重大贡献。”胡锦涛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指出:“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这些重要论述,是对党的包括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在内的党史工作之必要性、重要性以及目的、作用、地位问题的集中“点题”和“定位”,是我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推进党史工作的根本遵循即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

自建党之日起,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而且从来都不是把它作为学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不是作为社会上和坊间自发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而是把它作为服务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事业、党的中心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专门厘定其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专门厘定其核心概念以及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专门厘定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专门建章立制,专门成立机构,专门组建队伍,以牢牢把握其领导权、主导权和话语权,以充分发挥其“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之思想基础、理论滋养和精神动力的正能量,充分发挥其“教科书”“营养剂”“清醒剂”的强大现实功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学界包括国外学者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个人优秀成果及学术智慧,也一直是被充分吸纳和体现在其中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直到1935年党中央历经万里长征落脚陕北之前,由于长期处于建党、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的紧急状态,没有相对稳定的党中央所在地以及机关建设,没有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以及政权建设,所以也就没有可能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专门性的党史研究。党内外、国内外的一些中共党史著述,均属于相对孤立、零散和自发状态的个人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党中央关于党史研究的一项极具远见卓识的基础性工作就是中共历史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保存。如党中央的文件最初是由党的领导人个人直接保管的,从中共三大开始才由中共中央秘书和中共中央秘书处集中保管。1932年,党中央专门成立机构——“中央档案保管处”(代号“文库”,中共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保管中央文件,周恩来委托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对其意旨有非常明晰的表述:“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文库”所保管的党中央文件以及1957年苏共中央集中移交的共产国际和苏联代管的中共中央文件,就成为1959年正式成立的中央档案馆所藏的中共历史档案资料的一个主要来源。中共历史档案资料的权威汇编,亦即中共党史研究的最基础性的史料——如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以及党的领导人之选集、文选、文集、文稿等,均重点依凭于此。这些历史档案资料有机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水之源”“木之本”。

党史百年,中共党内进行自觉而全面、系统的党史研究,正式开始于我们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延安时期。其后,中共党内专门性的党史研究工作,一直在持续推进、逐步深化。为了统筹和领导、指导、主导党史研究,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先后设置了中央学习研究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中央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相继设置了中央党史起草委员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中央党史委员会、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中央级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议事协调机构和研究机构。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党史研究的三个“历史决议”——《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党的领导人在“逢五逢十”之建党“大年”时发表的重要文章和重要讲话,如建党30周年“七一”前夕毛泽东修改之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七一”当天刘少奇同志《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建党40年“七一”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建党70周年“七一”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建党80周年“七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建党90周年“七一”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建党95周年“七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建党100周年“七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党史研究的通史“官修正本”——中央党史研究室以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均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共党内关于党史研究之集大成的,代表最高水准、最高权威的集体智慧和集体意志结晶,因此也成为党的党史研究统一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献和指导范本。

党史百年,有三次比较集中、比较大规模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的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革命救国”时期的延安整风年代。

20世纪40年代前期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第一场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旨在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明辨政治路线是非,清肃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根本原则,实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这一预期目标的实现,是与其后半程集中开展的党的中高级干部深入研讨党的历史问题这一重要途径和重要形式分不开的。从1943年5月开始至1945年4月,中央组织党的近万名中高级干部通过对《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的系统学习,对建党以来主要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党的历史上重大问题和历次政治路线之争进行深入研讨,使全党尤其是党的中高级干部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对于党的历史上重大问题和历次政治路线之争,在思想上有了正确的认识和结论,并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形成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在中共党史和中共党史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延安整风期间党的中高级干部深入地研讨党的历史问题,这是中共党内第一次全党范围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运动。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共党内关于党史研究的“三大体系”构建开始真正发轫和奠基,第一批中共党史研究之成规模、成建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队伍初步形成。

也正是在延安整风年代,毛泽东主要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这篇党的党史研究纲领性文献中集中阐发了党史研究之理论与方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如关于党史的研究对象是“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之思考和见解:“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如关于党史的根本研究方法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之思考和见解:“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关于党史迄今为止的历史分期是“三阶段”的思考和见解:“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关于党史研究必须“以中国做中心”的思考和见解:“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这些理论、方法逐步为全党所理解和认识、认同和接受,逐步成为中共党内,同时也包括党外人士中服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的党史研究学者所遵奉、依循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准则。

这里有一些重要的历史背景需要特别说明:在1935年“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以后,一直到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前的这段时间里,党中央本来已经准备集中研讨建党以来主要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但是由于抗日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党的中高级干部难以集聚,加之共产国际不赞成中共花太多时间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所以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研讨就一直拖了下来。在这个过程中,1936年中共建党15周年之际,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举行了一个中共建党15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也首开中共党内纪念中共诞辰纪念日的先河。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的纪念文章,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机关秘书处中国问题政治助理米夫出版了《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的小册子,这些纪念性著述均对中共建党以来的历史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总结,但其中不乏对于斯大林、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之地位和作用“夸大式”的教条主义宣扬。1939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在中国国内翻译出版,并很快成为中共党内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习和宣传“苏联革命与建设经验”的一个重要范本。在中共党内学习和宣传《联共党史》的过程中,无限制、无条件地褒扬“苏共党史”的成功经验并主张“全盘照搬”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教条主义观点颇为盛行。1940年3月,回国以后的王明,把他在1931年写就的、集中反映他“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行了第3版,并在第3版的序言中写道:“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而王明的教条主义观点在当时的中共党内仍然有很大的迷惑性和影响力。以上这一切,不能不让毛泽东高度警觉,不能不让毛泽东下决心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场以破除教条主义迷信为主要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并通过对党的历史上重大问题和历次政治路线之争进行深入研讨,使全党尤其是党的中高级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共党史形成正确的认识和结论,彻底端正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大历史观”和“党史观”。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延安整风期间,党的中高级干部集中研讨党的历史问题,党的领导人带头撰写了一批深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党史研究著作,如毛泽东的《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刘少奇的《六年来敌后的工作经验》、周恩来的《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王若飞的《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等,对如何在党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中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要活动、重要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进行了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探索。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改革富国”时期的“拨乱反正”年代并一直持续到建党70周年之际。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开辟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而且也为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在“文革”十年中不断遭受极“左”思潮冲击而迭遇磨难的党史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拨乱反正而重新全面勃兴的历史机遇。

此一高潮,以中共百年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1981年历史决议”)研制的全党大讨论为发轫和奠基,以中共百年的第一批党史研究的通史“官修正本”——《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等正式推出为代表性的阶段性“收官”之作。

新时期伊始,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要全面、系统、深入地重新研究党的历史,编写和出版一部真实可信的党史著作的重要任务。但是,编写和出版一部真实可信的党史著作,其中遭遇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文革”?如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在当时极左和极右两种错误思潮的冲击下,中共党内外均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思想困惑。对此,党中央必须正面迎接挑战,做出历史性结论,回答这一时代关切,以澄清是非,统一思想。“1981年历史决议”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台的。

在“1981年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的指导意见起到了“指路引航”之关键性作用。

1980年8月,邓小平两次会见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以坦荡的历史胸襟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正面回答了当时国内外均高度关注的中共对于“文革”和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在“1981年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其中有9篇被节选收入《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明确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邓小平在“1981年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关于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历史地位的重要论述,为党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树立了一个成功典范。

“1981年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初稿形成后,中央组织全党高级干部进行讨论,参加人数超过了原定的4000人。经过这次大讨论所形成的定稿,可以说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1981年历史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981年历史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革”、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历史地位,做出了科学的总结和评价。这些历史结论为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1981年历史决议”也因此成为党的党史研究工作又一“保驾护航”的“定海神针”。

198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的通知》,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党史编审委员会,自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各级党史工作领导和管理机构、党史资料征集机构和党史研究机构成系统、成建制、成规模地逐步建立健全起来。党史资料包括口述资料等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革命遗址、纪念馆、陈列馆、博物馆等“红色基因库”的建设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党校、高校、社科院、军队四大系统的党史研究和党史教学的队伍全面集聚,继续担负着党史研究专业队伍之中坚力量和基础力量的核心作用。其中,党校系统,尤其是中央党校,因为自革命战争年代起即已持续地开设有面向广大干部的党史教育课程,一直就有一支相对稳定的党史教育师资和党史研究队伍。新中国成立以后,从中央党校到各级地方党校,由于党史教育课程的专门和长期开设,其党史教育师资和党史研究队伍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高质高量的水平;高校系统,尤其是中共直接创办的以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为前身的中国人民大学,因为自革命战争年代起即已持续地开设有面向广大青年学生的党史教育课程,一直就有一支相对稳定的党史教育师资和党史研究队伍。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全国高校均普遍开设的政治课、政治理论课、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和课程群中,始终保持有一门直接被命名为“中共党史”或以“中共党史”为其主要教学内容的“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主干课程,如1949~1953年的“新民主主义论”课、1953~1957年“中国革命史”课、1958~1959年“社会主义教育”课、1960~1966年和1972~1986年的“中共党史”课、1986~1998年的“中国革命史”课、1998~2005年的“毛泽东思想概论”课、2005年至今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另外,也由于在中国人民大学、湘潭大学、延安大学等“红色基因”鲜明而突出的高校,长期设置有中共党史系、中共党史研究院等教学和研究机构专门而系统地培养中共党史专业的高端人才,所以,高校的党史教育师资和党史研究队伍也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高质高量的水平。随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类或通或专的党史研究学会的纷纷成立,各种党史研究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学术讲习班的纷纷举行,各种党史研究主题的学术期刊和报纸的纷纷创办,各种党史研究主题的资料书、工具书的纷纷出版,各种党史研究主题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纷纷发表……加之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党史研究领域的各种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交相激荡和砥砺,20世纪80年代,就成为了中共百年继延安整风时代以后党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的又一个繁盛期,成果极其丰硕。正是在充分借鉴、充分吸纳当时学界包括国外学者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个人优秀成果及学术智慧的基础上,中共百年的第一批党史研究的通史“官修正本”——《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成为集中代表此一时期党的党史研究最高水平和质量之权威性的扛鼎之作。

第三次高潮,出现在“复兴强国”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此一高潮,其“前奏曲”是中共十七大以后习近平分管中央党史工作伊始,围绕建党90周年于2010年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以及在2011年推出的中共九十周年的新一批党史研究的通史“官修正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

在2010年这次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由党中央召开的、专门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于如何进一步提高对党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加强党的历史的学习和教育,努力提高党史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切实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等核心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他明确指出:“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今天,党和国家的事业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向前迈进,新的形势对党史工作提出新的任务,要求党史工作进一步提供历史经验,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他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尤其是教育青少年,是党史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内容。”正是根据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其后出台的党的历史上第一份由党中央发布的关于党史工作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深刻论述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规定了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和主要任务,对加强党对党史工作的领导、提高党史工作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成为指导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的一个继往开来的纲领性文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胸怀和统筹“两个大局”,紧紧围绕党治国理政的中心工作,就中共党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顾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入总结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阐明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其中核心要义是九大方面:“一是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走过百年光辉历程、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70多年、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要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二是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三是学习党的历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四是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部伟大历史能够受到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必须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五是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广大党员要以学习党的历史为重点,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在学习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六是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我们党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一定要一块过、一块干,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七是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八是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九是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这些都是我们党对党的历史的一贯立场和态度,体现了我们党对学习运用党的历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深刻认识。”这些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有机构建了习近平的“大历史观”和“党史观”,并具体阐明了其中所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以及道理、学理、哲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对于新时代党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开拓新局面、开创新境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历史和现实意义。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现已被集中收录在建党百年之际党中央编辑出版的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

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以习近平关于中共党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和依循,以历次党的集中性学习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为重要契机和推动力,在全党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在党史工作者和党史研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党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再次迎来了中共百年又一个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盛期。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党史研究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和重大进展,聚焦于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聚焦于党史研究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聚焦于党史研究的规律、特点和经验,聚焦于党史研究的基础史料和基本史实,聚焦于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要活动、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等,党史研究机构和党史工作者、党史研究学者在党史研究的各个专题、专史领域均推出了一大批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而其学术积累的集大成者,就是中共百年的新一批党史研究的通史“官修正本”——《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以及《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等。

也正是在中共百年华诞之历史节点上,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党中央决定“专门用一次全会来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明了:“在这一重大历史时刻,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统一全党思想、坚定信心、开创未来,对认识历史规律、增强历史自觉、掌握历史主动,对推动全党牢记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党要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全面总结我们党在百年历程中取得的应对变局、把握大局、开创新局的历史经验,需要全面总结我们党在百年历程中取得的探索我国革命道路、建设道路、改革道路的历史经验,需要全面总结我们党在百年历程中取得的团结带领人民推进民族复兴的历史经验,需要全面总结我们党在百年历程中取得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历史经验,需要全面总结我们党在百年历程中取得的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推动全党形成崭新的精神风貌、空前的团结统一、高度的政治自觉,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共百年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它与前两个“历史决议”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由于“从建党到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历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这两个历史决议基本都解决了,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所以,第三个“历史决议”主要“聚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它以党史百年四个历史发展阶段为经纬,紧紧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分论其面临的主要任务、实践探索及其理论创新、历史贡献及其重大意义,重点归纳和概括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十三方面的重大成就”,总结和揭示了党史百年奋斗“五大历史意义”和“十条历史经验”(即“十个坚持”),充分体现了党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和使命担当,充分体现了党注重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的高度政治自觉和深谋远虑。它与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必将对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一致向前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既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也是指导新时代党的包括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在内的党史工作之纲领性文献和新的“课题指南”。

回顾和总结党史百年,党的党史研究工作,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结论就是——“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党管”,这是党的党史研究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

回顾和总结中共百年党的党史研究工作,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逻辑是显而易见的——中共成立后不久即发轫的党史研究,其主体和主流是中共自身及其领导和影响下的秉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相关学者所推动和从事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其意旨和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党存史立传、为党撰修“红色家谱”,就是为党的革命合法性和执政合法性提供学理和法理的基础和支撑,就是为巩固党的永续执政地位提供学理和法理的基础和支撑,就是为党的自身建设、党的事业和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就是为党记录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以达到“赓续传统、振奋精神”“明辨是非、统一思想”以及“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之“教科书”“营养剂”“清醒剂”的现实功用。也就是说,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必须“要教育引导全党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种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从一开始就是党的自身建设、党的事业和党的中心工作之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其领导权、主导权、话语权是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的。如此,对于党史研究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的认定,对于党史研究涉及的重要活动、重要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之历史评价,对于党史研究涉及的历史分期及其关节点的厘清等,诸如此类的党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党中央也均是有严格而明确的政策规范和政策指引的,即必须“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不允许有随心所欲的自由发挥,不允许有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中共百年的历史实践也充分证明,凡是党对于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高度重视和全力推动,“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党管”之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得以全面、彻底地贯彻落实的时候,都是党史为党的伟大事业兴旺发达而发挥其现实功用最淋漓尽致的时候,也是党的党史研究工作最繁荣昌盛的时候,毛泽东时代如此,邓小平时代如此,新时代亦如此。

要坚持“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党管”的根本原则,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和“党史观”为指导,必须“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党史研究工作者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和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的统一。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党史工作积累的成功经验和方法,也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和方法”。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而中共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性质,以及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也确保了党的党史研究工作可以实现党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和高度统一。习近平关于重要历史人物认识和评价的“六个不能”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关于领袖人物认识和评价的“两个不能”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关于党史重大问题认识和评价的“两个不能”论——“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关于历史发展阶段认识和评价的“两个不能”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近年来关于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逢五逢十”之大年纪念的系列重要讲话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和“党史观”进行党史研究的光辉典范,是我们必须效仿和依循的成功样板。

要坚持“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党管”的根本原则,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党史研究领域鼓吹所谓“价值中立”和“理性至上原则”的自由主义和所谓“去意识形态化”和“去现实服务功能”的历史虚无主义之影响和冲击。苏共、苏联之所以亡党亡国,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苏共主动放弃了“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党管”的根本原则,丧失了对苏共历史研究的领导权、主导权和话语权。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中共十七大以后,习近平同志分管中央党史工作,再次明确提出了在党史研究领域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任务,他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

也就是说,“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党管”的根本原则,必须贯穿党的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的全过程和方方面面,必须成为党的党史工作者和党史研究学者履行的政治责任,必须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

站在中共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上,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真是有“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无限感叹。“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忠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壮美画卷,使近代一百多年饱受奴役和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使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辟出成功道路,使新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我们要“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齐鹏飞,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任学校机关党委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原文刊载于《江海学刊》2021年第6期。)

原文链接:

[江海学刊]齐鹏飞:“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党管”——百年党史与党的党史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顾筱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