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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事不避难 义不逃责
2012-10-08 15: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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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校报 姚思宇 图/新闻中心 罗豫伟 网新社 朱可然 许乃心
编辑:浩爽

人物简介

汤一介,1927年生于天津,原籍湖北黄梅。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先后担任美国俄勒岗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宗教研究院研究员。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顾问。2011年4月,聘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学术著作,主编《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儒藏》工程编纂工作。2012年10月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颁奖词

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吴玉章基金委员会经广泛征求意见,决定授予汤一介先生“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秋风乍起的傍晚,迎着柳梢背后透出的淡淡夕阳,几经转折来到位于北京大学朗润园内的一幢普通的旧式楼房。“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这里虽不比深山之中绝世清远的禅房,但池苑之畔的质朴与宁静却依旧深深地触动着来者,仿佛暗示着住在这里的人那与众不同的平实与淡泊。这里,就是汤一介先生的家。

从狭小的门厅走进先生的书房,便不由得被环绕四壁的一排排藏书所吸引,书籍的年代之久,数量之多,涉及之广,内容之丰,都在传递着一个信息,那就是坐在面前的这位面容清癯而目光坚定的老者,他的博学与严谨,谦和与认真。他就是汤一介,一位用自己一生的思考致力于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智者,一位用自己一生的研究传承中华悠远文化的学者,一位用自己一生的践行诠释家学品格修养的儒者。

 

走近哲学:“我不是哲学家,只是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

汤一介能够走进哲学研究领域,可谓是家学渊源,顺理成章。他出生于一个传统的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进士,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汤用彤先生早年留学美国,与陈寅恪、吴宓并称为“哈佛三杰”,他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他的著作《魏晋玄学论稿》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都是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

虽然幼承家训,很早便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汤一介中学时的兴趣却是西方文学,学习哲学更多是为着“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然则家学传承,走上哲学研究之路的的他还是有着比他人深入的兴趣与思考。

1947年,汤一介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并从此将根扎在了燕园,扎在了哲学研究的这片沃土。在北大求学的日子是汤一介收获最大的时光,在这里他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哲学理论知识,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还认识了同在北大共青团担任团干部的乐黛云。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成为汤一介先生一生的伴侣。

早年的汤一介,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哲学史上。作为父亲的助手,他一边帮助整理父亲的手稿和著作,一边系统梳理分析哲学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然而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被汤一介自己称为“可以和其他同时代的类似论文一起作为总结‘极左’思潮对学术研究危害的材料”。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汤一介的研究活动才进入了一个相对活跃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他先后发表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部论著。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意识到“自由之思想”的宝贵,认识到“自由”所带来的创造力对学术研究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推动作用。他开始思考如何突破上世纪50 年代以来“唯心与唯物两军对垒”的局面,以及“唯心主义就是反动的”这样的教条思想,先后撰写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略论早期道教关于生死、神形的理论》等文章,率先提出将哲学史作为认识发展史来考察,提出必须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这些探讨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被认为起到了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引领作用。

此后,汤一介便延续父亲的学术研究,将视野集中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研究上。他以敏锐的眼光,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等著作相继问世,成为了魏晋时期思想研究领域绕不开的集大成之作。

虽然谦称自己“不是个哲学家,只是个哲学工作者”,汤一介提出的哲学问题总能让人耳目一新、引发思考。

上世纪90年代初,应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汤一介提出“和而不同”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为此需要调整好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使之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而中国古已有之的“和而不同”,可以作为“全球伦理”的一个原则为化解冲突作出重大贡献。

注重挖掘中国哲学中有价值的思想,并加以现代诠释,汤一介先生认为,中国先哲有许多有价值的宝贵思想,不仅具有某种真理的意义,而且也曾在历史上发生过巨大作用,也一定会对今天的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汤一介也深刻地认知,中国哲学的研究相比于西方哲学严谨的体系,缺少一种内在的逻辑上的连续性,浩如烟海的古籍背后所传达出的思想,有待于一个属于中国哲学自己的体系构建去将其系统化,从而走向现代,走向世界。这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课题,代表了他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之传承、文明之演进的终极关怀。

 文化思考:“融通东西的世界之中国”

构建一个中国哲学的内在体系谈何容易,汤一介先生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在这条漫长的路上坚定地探索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

在学者的记忆中,1983年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汤一介的发言引起“全场掌声雷动,历久不息”。当时,汤一介提出,把先秦哲学看作是中国儒学的第一期,将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第二期,将在西方思想冲击下的现代新儒学作为儒学发展的第三期,并提出儒学的中心理念“天人合一”在现代社会理应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近十余年来,汤一介先生从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入手,深入寻找儒、释、道三家内在的共通之处。他指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可以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上来探讨。这三个命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可以总结中国哲学的特质,亦是中国传统哲学对“真”、“善”、“美”的表述。

对上述三个基本命题的探索进一步引发汤一介先生以建构三套相互联系的理论来深化其对中国哲学的深层次的透视。这就是:普遍和谐观念,这是中国哲学的宇宙人生论;内在超越精神,这是中国哲学的境界修养论;内圣外王之道,这是中国哲学的政治教化论。

晚年的汤一介相继提出了“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前瞻性的理念和新问题,推动了学术界对传统哲学的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更是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

经年埋首书斋,汤一介先生谦称已无法达到父亲一辈的学术高度,也笑言自己比父亲更多地关注现实。他时刻以对于社会变化的深刻关切,投入对时代和国家的反思。

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更深层的应是一个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文化问题。所谓“现代”,就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是一切现代社会的共性,“自由”是一种现代的精神,人类的创造力源于自由,而“ 民主”则是一种制度,它的功用应是保证人民的自由得以实现,得到保证。

他还提出,在文化转型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往往并存着三种力量:即文化的保守主义、文化的自由主义和文化的激进主义。文化转型时期学术文化的发展只能是多元的,正是由于有激进主义派、自由主义派和保守主义派并存,在这三种力量的张力和博击的推动下,学术文化才能得到发展。

而今站在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台上,他一如既往地安静淡然,“深感受之有愧”。病体初愈的他却不吝用更多的话语表达自己一直的思考。

“100多年来,我们在很长时期内都在学习西方,特别是西方的法律、经济、政治,然而对于中国自身的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研究远远不够。文、史、哲三个方面的研究,现在看来可以说是比较活跃的,但是还看不出来具有特别大的优势,那就是还没有出现一个自己的理论可以影响世界。设立吴玉章奖的目标,应该是推动我们的学说影响世界,这样才符合中国目前的历史地位。”

“自然科学对于国家国力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科学既可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所以必须要有人文社会科学给它一个方向。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这两者都很重要,但是两者必须同步进行才可以发挥效果。”

“工具理性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而价值理性关注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理想的社会是两种理性并驾齐驱。当前从世界范围来看是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所以我觉得要特别注重价值理性的作用,使得工具理性得到一定的规范。”

耄耋之愿:承担与引领

上世纪80年代,汤一介创办的国内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中国文化书院”掀起了一轮传统文化热潮。他提出传统文化不应有中西文化的界限,主张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弘扬传统文化。

如今,汤一介先生已逾85岁高龄,由他担任首席专家主持的《儒藏》编纂工程已步入第十个年头。

作为中国重大基础性学术文化工程,《儒藏》编纂目标是以现代的学术眼光和技术手段,对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典籍文献做一次全面的整理,集大成地编纂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献体系。数千本儒家著述的点校整理,十几亿字儒家文献的研究汇总,其繁杂和艰难是难以描述的。

《儒藏》工程还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国际学术文化合作项目,目前已与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学者开展实质性的合作。与此同时,《儒藏》的收书范围突破传统,不仅收录传世文献,还收录出土文献和域外文献,这种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域外文献萃为一编的做法,在中国古籍整理编纂史上还是第一次。

“把《儒藏》做好,把中国解释学做出点眉目来”是汤一介先生的两个心愿。

编纂《儒藏》以传承中华文明,符合当代中国以及当今世界的需要。创建中国解释学,是要参照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注释经典的要义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梳理,其意义则在以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语境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发”。有收藏有开发,传统文化方可存续发展。

在汤一介先生心中,他要努力等到编撰工程完成的那一天。

路漫漫其修远兮,尽管距离《儒藏》工程最终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汤一介先生已用自己的坚持与信心,为中国思想界树立起了一个坚实的标杆。

“现在的青年学者都是很有希望的,因为他们生在一个很好的时代。然而,现在有一种潮流,那就是短视,青年人必须克服这一问题,必须拥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如果你要做哲学,那就一定要追求成为能够引领这个时代的哲学家;如果你搞经济,那就一定要追求成为一名能够引领世界发展的经济学家。年轻人一定要拥有这样的志气和理想!”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先生以自己的家训同青年学者共勉。这是祖父汤霖的话,也是支撑汤一介一生治学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