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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对话刘元春:提振需求要克服“棘轮效应”
2022-01-24 09:28:20
3,654 次浏览
来源:财新时间
编辑:郑 钰

主持人:张鸿 ,财新视听总编辑

嘉宾: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兼任世界经济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经济学会总会会长等。

2021年,中国GDP同比增长8.1%,收官略超预期的同时,全年经济增长前高后低的态势,也彰显出疫情复苏过程中正面临的巨大挑战。其中,“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与叠加风险,对构建新的确定性发出了强烈呼唤。

放眼2022年,稳,正是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关键词。不仅要“稳增长”,也要“化风险”;不仅要“打开水龙头”,还要确保“浇灌”的精准、有效。

步入经济转轨期,地方增长目标普遍从疫情前的“保六”下降了1个百分点左右。如何在 “适度超前”布局专项债、新基建的同时,稳步化解地方债?如何才能既深化收入分配、房地产改革,又防止“一刀切”与“层层加码”?对改革过程中已经暴露的问题,应怎样进行“开膛破肚”式的总结反思?

本期《财新时间》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带来2022年中国经济形势的最新洞察。

(刘元春接受《财新时间》专访)

(以下内容为访谈内容文字精选)

“今年就业压力前所未有,GDP增长5.5%才能保就业”

张鸿:怎么评估2022年中国经济的走势?

刘元春:2022年,肯定是以稳为主,呈现前低后稳的态势,但是在这个稳的背后,要有大量的政策托举,实际上暗含着很复杂的力量的交织,挑战依然巨大。

张鸿:2021年中小企业减税降超过了1万亿,新的一年还会有多大的空间呢?

刘元春:实际上即使降1万亿,可能也难以完全对冲中小企业成本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光进口成本的上涨都超过了1.4万亿。大量的大企业、上游企业利润满满,但是它很多是建立在对于中下游企业、中小企业利润转移所得来的。

张鸿:今年的经济整体的增速目标,会建议设定在多少?

刘元春:我们建议设定在5.5%左右,有几个考量:

一,稳经济就要稳就业。2022年,整个就业的压力前所未有——大学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因为疫情延迟就业的人群开始就业,规模在两三百万;最近一些部门,如教培部门、建筑与房地产行业相对低迷,短期很难改善,但是这些行业又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高中毕业生人数也是一个高峰,这里面也有几百万。

2022年失业率不发生明显提升,保持在不超过5.5%的话,必须新增就业不低于1200万。现在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GDP所带来的新增就业,实际上是在180万左右,按这个测算,5.5%以上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就业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二,我们目前整个经济产出缺口是为负的,经济增长略有通缩的压力。从潜在增长速度和供求压力评估,5.5%的状态,闲置资源不会有系统性的存在。

(刘元春接受《财新时间》专访)

“缺项目、不作为,导致地方政府有钱不花”

张鸿:12月财政部新增专项债务1.46万亿,怎么在使用上更精准?

刘元春:(要认识到)财政里面的几个短板:

一,一定要防止出现区域塌陷的现象,区域塌陷对整体预期的影响震动太大。同时,今年是偿还城投债的又一个高峰点,如果一些地级市持续出现违约,就会形成马太效应。中国政府的整体信用依然是全世界最高的。这里面中央的信用坚如磐石,但是地方可不是这样。

二,我们虽然有这么多预算内的财政收入,今年整个政府的收入可能会超过40万亿,这个规模是很大的。但是去年很多地方政府有钱,它不用。

张鸿:为什么呢?

刘元春:一个是它的项目库存不够,第二个是政府官员不敢为、不能为的现象比较严重。今年地方换届基本完成,我们也相信在换届效应的作用下面,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会更好更快。

另外,地方政府要从传统基建向新基建进行转变,从供给端向需求端进行转变,从物质建设向民生建设进行转变。传统的三字经还不停地念,这已经不行了。对供给侧施力,当然供给就会运行得不错,但是它更彰显了你的需求侧的疲软。

张鸿:供给和需求的平衡的调整,在你看来面临哪些压力?

刘元春:传统是我们的政府跟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它有天然的力量,所以在供给侧很好进行渗透,有抓手,同时在基建上轻车熟路。但在需求侧,比如消费提升,不是说救消费,就能够把消费提起来的,它很难。更重要的是与政绩工程,与官员的激励联系不大。

供给侧我们建了路,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兴建一个大企业,不仅能够看得见,同时未来还可以收税。但是给消费者是纯消费,比如说我们发消费券,老百姓可能很高兴,但是如果发得不均衡,老百姓还会有意见,它控制起来就挺麻烦。再比如说要在转移支付方面要做事情,就会发现今年要把社保提高一个档次,明年也同样的,它有一个“棘轮效应”,也就是说它上来了就下不去。

供给侧往往是怎么样?今年有钱就今年投,明年没钱就明年不投。但是需求侧的一些政策,特别是与民生相关联的,都是中长期的。政府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很审慎。实际上在中国这种政府体系里面,政府的动力机制是不足来做需求侧的。因此未来政府要转型,要从投资型政府真正转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民生型政府。

注:棘轮是一种单向旋转的齿轮,只能往上,不能往下。“棘轮效应” (ratchet effects)通常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

(刘元春接受《财新时间》专访)

“房企大而不倒、绑架政府的现象,是不允许再发生的”

张鸿:你怎么评估过去几年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执行?

刘元春:我们整体战略应该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里面麻烦的问题就在于,战术性的政策和战略性的定位,它们没有产生很好的组合效应,反而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叠加,使房地产出现了一些短期失控的局面。

现在(需要)反思的不是战略的方向,而是政策组合的模式。房地产头部企业在金融领域过度的杠杆化扩张,这肯定是不行的。我们看到在这一轮冲击下面,大量跨界、多元化资本野蛮扩张的模式,带来的只能是大而不倒的现象,是自身极端崩溃的问题。

因此像恒大模式,要受到监管,受到调整,这是必然的。但是这种监管和调整,是不是摸清了恒大的底数,制定了科学的路径,是我们可能要反思的。

就是我们开膛破肚之后,发现整个病人的内脏比我们医生想象的复杂得多,我们没有通过透视镜,把这个病人内脏的各种病灶查得很准。所以这里面大家会看到它有大量的表外的关联性贷款和融资行为,最后发现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大而不倒,可能会(出现)绑架整个政府的这种行为,这种现象是不允许再发生的。

张鸿:很多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已经吃紧,对房地产的调控会不会有调整?

刘元春:目前都在调整。首先要保证房地产行业的主营业务顺畅运转,要对居民的刚性需求有很好的保障。政府端要发力,为广大低收入老百姓提供住房租赁服务。目前很多地方由于受到资金的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它没钱又没动力,就很难起到补足市场的作用。

今年房地产调控作为政府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应该上下一盘棋,各个部门、区域,要有一个联动、配合的方案,而不是各自问政,层层加码。否则,好的企业也被挤垮了,有效需求的地方反而满足不了供给,最后导致房地产进入了调控涨价、调控涨价的恶性循环,而没有真正建立长效机制。

(刘元春接受《财新时间》专访)

张鸿:你对房地产税出台的预期是什么?

刘元春:首先,土地财政转型必须要从流量土地出让型向存量财产税进行转移,这是税制改革、政府财政体系改革的必然方向,也是推进共同富裕所必须的一个手段。作为财产税很重要的一个税种,房地产税势在必行,但是这个战略如何在一些时点和战术层面上来进行落实,实际上是要求政府在过渡的时候要采取相应的对冲举措。

房地产税的推出对于房地产作为一种财富投资的预期,肯定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我们也要在财富管理上面做一些相应的准备性工作。

另外一方面也要加强对房地产税的科普,房地产税不像很多人所讲的,有那么高的功能,它对于普通老百姓可能也不会产生那么负面的冲击。很多人讲你住多少平米,要交2%,大家回去一估摸,一年光交房产税就把收入弄掉了,但是他没想到这里面有税收抵扣,征管对象有一系列的严格界定等等这些。

房地产税可能在一个房地产行业比较高涨的时候推出是比较好的。目前很多人可能对房地产的短期冲击过度重视,从而产生房地产短期变化绑架政府战略。房地产税说了很多年,我们”十三五”就谈就提出来了,并且很早就已经开始在重庆、上海试点了。已经试了点了,也没有见这些两个城市发生什么系统性的变化。所以在这样的事关百姓生计、国民经济的(政策),一定要加强它的知识普及和宣传,而不能够简单化地当一个短期宏观政策来推出。本来是个长期战略,你非得把它作为一个攻坚战、阻击战来打,这都是战术上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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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