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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李记芬:仁者“爱人”而“亲仁”——关于儒家仁爱思想的挖掘和阐发
2022-01-24 08: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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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杨孟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有仁爱之心”,要“讲仁爱”。仁爱,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涵,奠定了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对仁爱思想的深入挖掘和阐发,可以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参考。

什么是仁爱呢?在《论语·颜渊》篇中,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的回答是“爱人”。在这一回答中,孔子以“爱”解释仁,并指出爱的对象是人。“人”在这里是一个普遍概念,“爱人”所体现的,是君子对所有人都应抱有“爱”的情怀。但“爱”不仅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它随着仁德的展开而披露出多方面的蕴含。

  “泛爱众”而“亲仁”

以“爱人”释仁,体现了“爱”之情怀的普遍性。对这一普遍性最典型的表述,就是孔子“泛爱众”的主张。“众”指大众、众人,由此,广泛地爱大众与“爱人”就是同一含义:仁者爱人,就是广泛地爱大众、爱众人。但孔子不是只讲“泛爱众”,他还要求“亲仁”,“泛爱众而亲仁”也。

与“泛爱众”意涵的相对确定不同,“亲仁”则需要更多的解释。“亲仁”之“仁”与“众”相对,通常指有别于大众的特殊之人——有仁德的人。“有仁德的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等于德行绝对完美的“仁人”,因为后者事实上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按《论语》,孔子于人生的境界划分,大致是圣人、仁人、善人、有恒者,他未见过圣人,也从未称许过谁为仁人,感叹连善人都未能得见,“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即便孔子最为称道、被列为“四科十哲”之首的颜渊,也只是“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虽不一定是实指,但和“日月”相联系,作为一个量的概念则是无疑的。

包括“日月至焉”的孔子其他学生在内,“亲仁”就是指亲近有仁德的人。“亲近”自然是“爱”意的表达,但如果就释“亲”为爱,则与“泛爱众”区分不开——后者本来也包括有仁德的人在内。孔子并称“爱众”与“亲仁”,意图是要说二者有所不同。这个不同的关键点,就在“爱”作为普遍之爱的一般原则必须始终坚守,尤其是对于国家的统治者而言。在《礼记·哀公问》中,孔子答哀公如何“为政”时,核心的观念就是“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先)”。在国家管理中,爱人是第一优先的事项。但是,不论是统治者还是一般的读书人,爱之施与者本身也有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的问题,亲近有仁德的人就成为现实的选择,《论语》所谓“以友辅仁”,表达的正是这一方面的思想。

亲仁亦亲德

“亲近有仁德的人”只是“亲仁”的一种理解,通常还有相关联的另一种理解,就是亲近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德”,“亲仁”就是指亲近“仁德”这种德性。孔子一生,最重视的就是仁德,亲近仁德,可以从选择人的居所入手。所谓“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智)?”人若知道选择有仁德风尚的安居之所,其境界的提升就会事半功倍。就仁与智的关系而言,孔子喜欢进行对照比较,比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等等,仁、智双方分别体现了仁德与智慧的不同志趣和特色。但在“里仁”这里,仁与智却统一了起来:如果不知道选择良善的居所,那一定就是不聪明而无智慧的人。

择仁而居,亲近仁德,引向的是身心的平和安顿,故“亲仁”的目的在“安仁”。“仁者安仁”是孔子对有仁德的人的期待。人不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不论是贫还是富,是穷还是达,都需要安然坚守仁德而不动摇。显然,如此的“亲仁”是离不开人的意志力的,而且这是一个需要坚守终身的品格:“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人能安于仁,一生便不会有什么大错,“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在孔子那里,不论是安于仁,还是志于仁,总体上都是“亲仁”。那么,如何实现“亲仁”呢?择仁而居自然是外在的方式,还有内在的方式,此即《论语》所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人亲近或走向仁德,不是空洞的观念感受,而是真实的“学而思”的实践,人不论是“不违(仁)”还是“至焉(仁)”,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仁”就存在于这种不懈不止的“亲仁”(求仁)的努力之中,由此也表现出儒家仁德鲜明的实践特征。

亲仁(人)又新人

不论是“亲近有仁德的人”还是“亲德”,“亲仁”之“仁”的重心都落在了(人之)“德”上。不过,如果我们联系《礼记·中庸》“仁者,人也”的观点,将“亲仁”之“仁”直接理解为“人”,在思想史上也是可以成立的。早在孔子之前,《左传·隐公六年》记载,春秋初期,陈国公子五父劝诫陈国国君(陈桓公)同意郑国请求,两国交好,并强调“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但陈桓公听不进去,结果导致国难。在此语句中,“亲仁”与“善邻”互文,重在发明亲善友爱邻(国)人之义。春秋末的孔子要求“亲仁”,应当也体现了对这一历史经验的总结。显然,“亲仁”在这里,已超越了亲近有仁德的人,而是亲爱邻近之人了。在此意义上,“亲仁(人)”与“爱人”原有的差距实际已经消融,“亲仁”也就变成了“爱人”的另说。这在孔子那里也并非不可协调,孔子在不同的语境中,本来对仁爱就有多样性的规定。

关爱善待邻人——这里是邻近国度之人,使仁爱的实施披上了一抹“远近”的色彩。事实上,“泛爱众”要从观念变为现实,“远近大小如一”,是很难办到的,因为这需要充分的物质条件的支撑。至于志向更为高远的“博施济众”,所以是“尧舜其犹病诸”,正在于博爱的崇高理想总是要与现实可能的物质储备相衔接,圣人也因而感叹难以如愿。后来在中国社会形成的“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也在客观上显示了爱亲的实施不得不受到现实的时空条件的制约。

将“亲仁”解作“亲人”,还会连带产生另一方面的意涵。即如果不是从爱的对象即“人”或“德”着眼,而是考虑到“亲”本身,内容又更为丰富。因为“亲”不仅可以理解为“亲近”,还可以解释为“新”。联系《礼记·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从二程到朱熹,都将此“亲”解释为“新”。如此,“亲民”作为“新民”,“亲仁(人)”也就成为“新人”,意味使民(人)去旧而革新。在这种理解中,孔子“泛爱众而亲仁”的教导,就变成广泛地爱大众而且要使民(去旧)成新人。

立足“使民新”的角度,“亲仁”体现了孔子仁爱思想应用于社会国家治理的功能。随着“爱人”的扩充推广,从邻近到远方,从亲亲尊贤到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终使“五方之民”“达其志”、“通其欲”,“泛爱众”或曰博爱,获得了它更为一般普遍的意义。

综上可见,儒家仁爱思想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既基于情感,又弘扬德性;既怀抱理想,又立足现实;既关注理论,又联系实践,涉及到人道关怀、德性修养、爱民政治以及社会教化等多个方面,并通过爱众、亲德、新人以及善邻等仁德施行的实践,彰显出它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风俗中的精神引领作用。仁者“爱人”而“亲仁”,则是对仁爱思想及其所发挥作用的最简洁的表达,真切地了解它,才能更好地体会儒家仁学在不同方面对中华精神文明的塑型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指出的,“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

深入挖掘和阐发以仁学为内核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理念和价值支撑。我们的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儒家仁学的观念系统及其历史实践来充实和推动的。对儒家仁爱观的深入阐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讲仁爱”的时代价值,并为广泛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优秀的文化资源。

(作者李记芬,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仁学发展史(多卷本)”(项目批准号:19ZDA024)阶段性成果。原文刊发于《北京日报》2022年01月24日第11版。)

原文链接:[北京日报]李记芬:仁者“爱人”而“亲仁”——关于儒家仁爱思想的挖掘和阐发

(责任编辑:刘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