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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秋:党员是我生命的部分
2022-05-04 15: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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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校办公室 校报 学生记者 白哲
编辑:姜 彬涛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老红军,“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原部长(享受省(部)长级医疗待遇)徐景秋同志,因病于2022年5月3日凌晨1时许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年102岁。

徐景秋同志1920年2月生,四川成都人。她年少时受“九一八”事变影响,初步萌生了爱国救亡的思想,1934年起在四川巴县(现重庆市巴南区)县立一小和女子中学学习期间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立志投身革命事业。1936年秋,她加入重庆救国会,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在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宣传救亡思想,组织群众工作。她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党训班,在重庆妇女慰劳会开展群众工作,此后,在中共川东特委、重庆江北区委、巴县县委、湖南衡阳等处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从事隐蔽战线斗争。1945年后,她返回四川成都,以小学教员身份掩护地下工作。1948年川东地下组织受到破坏后,她被组织派往香港工作,曾协助钱瑛同志开办干部培训班,训练了大批建国干部,曾在华润公司担任机要交通和教育干事,其间,还被组织秘密派往四川,抢救地下党同志。

1950年5月起,她被党组织选调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学习,1951年9月至1952年8月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研究生班学习,1952年8月留校工作,历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辅导教员、讲师教员、主任,国际政治系副主任、代理系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但她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进行斗争,在江西下放期间,担任茶厂党支部书记、一连副指导员。中国人民大学停办后,她被调动到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任党支部书记,从事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她主动要求回校工作,历任科学社会主义系主任、党总支书记,学校党委组织部部长。她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担任科学社会主义系主任期间,团结带领师生认真研究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在担任党委组织部部长期间,坚持原则、关心干部,在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干部师生的高度评价。1982年离休后,她依然十分关心党的事业、学校发展和大学生成长,多次为干部师生作报告,讲解党史和党性修养。

徐景秋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和中国人民大学建设发展呕心沥血的一生。她的逝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教育界的重大损失。让我们学习徐景秋同志的高尚品德,继承她的光辉遗志,化悲痛为力量,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加快建设“让党放心、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徐景秋老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党员。她中学阶段就参与组织救亡图存的学生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重庆、湖南、香港开展过地下党工作。建国后,徐景秋保送至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从学生到教员一直到校党委组织部部长,可谓是见证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成长和发展。在历史的浪潮中,老人与党同呼吸,共患难,她说:“党员不仅仅是身份或者称号,更是我生命的部分。”

千难万险革命路

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破落的官僚之家,父亲曾是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徐景秋虽然12岁才开蒙上学,但也从小就受到良好的知识熏陶。“我最初的学问是从电影里来的,父亲是我的翻译。”进入重庆巴县女中后,徐景秋受到了一批进步教员的教育,其中就有曾任中共成都市委学生委员会书记、建国后任四川大学校长的康乃尔。受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徐景秋怀着青年人的一腔热情和对国家民族的深切责任感积极参加救亡图存的学生运动。期间她结识了“双枪老太婆”原型之一的刘隆华,两人成为“生死之交”,共同组织读书会、歌咏会,办民众夜校,宣传抗战,呼吁民众誓死不当亡国奴。由于参加进步运动,徐景秋被视为“异党”活动分子,曾两次被学校“埋退”,辗转三所中学才完成学业。

1936年,徐景秋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在康乃尔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徐景秋更积极地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当时民众生活贫苦,很多学校教员收入微薄甚至不足以果腹,作为小学教员的徐景秋参与串联重庆全市小学举行罢课运动,得到了民众的声援支持,最终取得谈判胜利,小学教员工资有所提高。

此后,不满20岁的徐景秋受中共川东特委委派为机关做掩护工作,这段危险艰苦的革命经历给老人留下了深刻记忆,也因此结识了自己的革命伴侣宋林。由于机关活动经费不足,徐景秋曾经在寒冷的冬天卖掉自己的棉衣;面对敌人的突击查房,要时刻保持警觉和淡定。“我做地下工作还是很有经验的,特别是对‘甩尾巴’,因为我非常熟悉地形,知道每一条街道,每一个亲朋好友的住址,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才行。”提起当年仿佛电视剧《潜伏》一般的经历,老人平静而自豪。在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中,徐景秋和机关的几位同志从塌陷的房屋中死里逃生,来到了位于重庆红岩大有农场的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邓颖超以及高士奇等一批受党重点保护的科学家共同生活、工作。

1942年,徐景秋和丈夫宋林被派到湖南一家银行工作,为党组织筹集经费。一次,因急于筹措资金,徐景秋在曾任中共中央重庆局(原南方局)组织部部长钱瑛的联络下,与周恩来同志亲自面谈并得到支持。然而在此期间,由于工作风险大,所处条件恶劣,徐景秋和宋林的第一个孩子只能交给老乡照料,因患病救治不及而夭折了。1948年,徐景秋在历经丈夫被捕等艰难后,辗转去往香港,继续参加地下工作,并由此结识了著名作家马识途等一批革命家。

坎坷曲折人大情

建国后,徐景秋进入中共中央特别办公室工作,随后被保送至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学习。“为了弥补以前参加革命工作而落下的学业,我必须更加拼命更加勤奋,向党和组织交出一份满意的成绩单。”本科毕业后,徐景秋又继续攻读马列教研室的研究生,同时担任本科生辅导教员,毕业之后成为正式教员,教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在任教过程中,徐景秋严格要求自己,耐心辅导学生,常常备课至深夜。她还负责发展学生党员,为同学们讲解党史和党性修养。

党在前进中的风波和曲折也给徐景秋的人生打上了重重的烙印。尽管受到打击和不公正待遇,老人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和生活的勇气,她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坚强地面对人生风浪。在干校,她喂猪、割草、插秧、修路、采茶,样样都做,晚上还坚持在帐子里给分散在各地的孩子写信。她把家庭视为培养有用人才的重要基地,鼓励自己的子女走正确的路,先做好公民,做正直的人,再努力争取入党。入党不为私心,而是信仰的体现,“现在我们全家几乎都是党员了,我很高兴我的孩子们拥有善良的品质。”

人民大学被解散时,徐景秋进入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工作,5年间,陆续为包括翦伯赞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人民大学复校后,面对北大同事的热情挽留,她还是怀着浓浓的母校情结,在第一时间回到人大任教。20世纪80年代初,她还作为学校代表参加了深圳大学的筹办,其后担任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于1982年离休。

离休多年,徐景秋老人依然十分关心学校的发展和大学生的成长,当记者问到对当代大学生的期望时,她说:“逆境使人成长,希望大学生们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也能坚强乐观,不被打倒。希望同学们乐于做好事,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责任编辑:张凯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