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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两大世界级城市群如何加强交流互动
2022-05-31 07: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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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京报
编辑:邵 文泊

5月29日,在2022年新京智库春季峰会“城市之策:京津冀对话粤港澳——世界级城市群的机遇和挑战”主题论坛上,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季晓南,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市京津冀协同办副主任刘伯正,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部财政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发表了主旨演讲。

5月29日,在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主题论坛“城市之策:京津冀对话粤港澳——世界级城市群的机遇和挑战”上,围绕“我国世界级城市群如何加强交流互动”话题,多位嘉宾就城市群内部的协同发展、世界级城市群之间人才、资本要素流动等议题展开讨论。

以问题和目标导向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

我国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中明确提出2035年至2050年以19个城市群作为我国的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对此,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尹稚表示,这意味着与城镇化相关的人口聚集、产业要素聚集将在这19个城市群中获得高强度的发展。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京津冀发展蓝皮书》主编叶堂林认为,城市群需根据当下面临的问题和未来要取得的目标来推动协同发展。京津冀城市群经过八年发展,在交通、生态、产业协同这三个重点领域取得了较好成效。

基于此,叶堂林认为,城市群之间的协同首先要有顶层设计,同时要制定年度重点任务,并把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做好。此外,应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长期来看,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还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金来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粤港澳大湾区研究基地主任毛艳华认为,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重心不断向城市群转移的背景下,要尊重城市群发展客观规律,立足我国城市化的特色优势,加快探索增强中心城市引领作用的体制机制创新。如提升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打造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产业链集群,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

由于各个城市群之间的基础条件或城市间的关系、发展定位各不相同,因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学院教授马亮强调,各地需要因地制宜地去探索城市群的不同发展模式,为以后的路径优化打好基础。

不过,马亮也表示,好的政策、机制和经验也很容易被其他城市群学习、借鉴并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比如领导小组、协同办公室、城际联席会议等协同机制。这些机制对于推进解决城市群发展过程超越行政区的问题具有很好的价值。

粤港澳大湾区在协同发展上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南开金融(广东)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秘书长李珍妮介绍,一是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高铁、城轨和地铁的协同,从交通上解决物理的阻碍,为城市群内部协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二是产业间的协同。例如广深的双城联动,通过科技创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智能装备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等携手合作,让城市间的产业协同起来。三是生活的协同。城际交通推动了异城生活,实现“爱情和面包的平衡”。比如广州可解决房价、医疗、教育的问题,而深圳则解决了创新以及个人发展的问题。四是政府间的协同。深圳做好先行先试,广州做好大湾区的大本营,也会成为湾区发展的强大引擎。

急需把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

叶堂林认为,在创新环境方面,关键是建立高水平的科技中介推广服务业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从技术流动角度看,当下急需把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让产业部门面临的技术难题找到相应的研发机构,能把研发机构的研发成果找到对应的应用场景实现落地。

具体到京津冀城市群,叶堂林认为,北京的科技成果如何在河北等地落地转化,是亟待解决的课题。当下北京大量的科技成果其实是跨过黄河、越过长江,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进行转化的。

毛艳华认为,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三个城市群打造创新高地的经验,首先在于构建开放性协同创新的体系。目前,广深港创新集群已是全球排名第二的国际创新走廊。其次,聚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已建立两个国家实验室——鹏程实验室、广州实验室。最后,发挥企业在创新当中的核心地位。广东的经验表明,创新企业在吸引高端人才、开展技术攻关,特别是成果转化方面都有很好的优势。

李珍妮则表示,生产要素之间是互相吸引的,加快资本和技术要素的流动,需要其他生产要素一起动起来。这就需要改善营商环境,增强城市的软实力、软服务。同时,世界级城市群想要发挥聚合效应,应该放下地方行政区域的KPI或优化KPI,才能让资本技术要素加快流动。

人才具有外溢效应,载体和环境非常重要

对于城市群如何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尹稚认为,建立创新人才高地示范区,背后目的是加速新旧动能转换,以科技创新为首要动能,推动新型工业化乃至“四化同步”的改革进展。而创新人才成分非常复杂,下一阶段需要对其类别和主导诉求进行更精准化的人群画像,使人才对接政策更加细分精准。

与一般要素相比,人才要素存在外溢效应,因此载体和环境就非常重要。毛艳华表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首先要加强资本技术要素的流动。世界级城市群都是全球资源配置的中心或者门户枢纽,应使得人才和资本畅通无阻地进出。其次,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跟国际接轨的规则,比如说产权保护制度、信用制度,这样才能留住人才。最后,资本和技术归根到底是依附在产业上,所以城市群要把产业跟创新、资金、技术融合发展。比如要建立起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应用、科技金融、人才聚集等全链条体系,这样就可以自然地形成一个流动的平台机制。同时,还要建立起相应的资本市场、技术市场。

叶堂林则强调,对京津冀城市群来说,人才流动一定要树立“不为我所有,但为我所用”的理念。这是因为在当地公共服务水平不足以实现人才引进时,通过城市群内部工作体系的相互对接,可以实现资源市场相互贯通,发展平台相互支撑,进而实现人才共享。此外,城市群内部还要出台相应的职称互认、专业技术人员的异地执业的统一政策,这样能够在城市群内部实现人才的交流。

世界级大企业影响世界级城市群的兴衰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地表现为城市群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群之间的竞争。

根据学者迈克尔·波特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研究,一个区域内的行业竞争力与产业集群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世界级大企业往往是支撑世界级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要素。例如,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能够跻身世界城市群行列,其根本原因就是聚集了丰田、本田、三菱、软银、索尼等世界级大企业。

因此,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必须着力打造世界级产业群,打造世界级产业群必须着力培育世界级大企业。

就世界级大企业与城市群产业竞争力的关系而言,两者将在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影响。一方面,世界级城市群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吸引的世界级大企业的类型;另一方面,相关行业大企业的聚集也将有力提升城市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世界级大企业有助于所在区域打造总部经济,世界级金融企业总部的聚集有助于形成世界金融中心或区域金融中心;世界级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的总部迁入,则有助于所在区域的实体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不过,世界级大企业不仅影响世界级城市群的兴起,也可能因为自身陷入困境而导致一些核心城市的衰败。美国的底特律就是很典型的案例。底特律曾经是美国的“汽车之城”,是美国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克莱斯勒三大世界级汽车跨国公司集团总部所在地,鼎盛时期曾跻身美国前五大城市行列。但是,由于汽车企业的衰退,底特律一度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城市。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的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

我国三大城市群共同发展,战略定位可能有所重合,其间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不过竞争中也不乏合作的空间。此外,三大城市群在吸引和培育世界大企业方面各具优势,充分发挥优势也能进一步拓宽合作空间。就京津冀城市群而言,北京集中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高等院校和科技机构,这让其在人才和科技方面优势突出。中央企业总部大多也在北京,这些都使京津冀城市群在高质量建设世界级大企业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则普遍具有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因此成为众多大企业投资和创新型企业的重要选择地。例如,总部设在深圳的华大基因,最初创建地方在北京,后来迁移到深圳,这说明深圳和粤港澳大湾区在吸引和培育世界大企业方面也是具有相对优势的。

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对于区域竞争力的研究,其评价指标往往集中在创新能力、市场化水平、制度建设、政府效率这四个方面。京津冀和粤港澳两大城市群可以对照这些指标,积极发扬优势、弥补差距,大力推进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进一步提升区域对于世界级大企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需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近年来,北京市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开启了从聚集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发展的重大历史性变革,积极探索减量发展、瘦身健体、提质增效的新路子,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城市发展也在深刻转型。

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例,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牛鼻子”,也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优化提升首都功能的先导和突破口。坚持严控增量和疏解存量相结合,政府和市场两手用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比如,在严控增量方面,北京市发布并修订实施了全国首个以治理“大城市病”为目标的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从源头上严控非首都功能的增量。自实施以来,不予办理新设立或变更登记业务接近2.4万件,禁限目录在严守功能底线的同时,也为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打开了更大的空间。科技、商务、文化、信息等高精尖产业新设市场主体占比从2013年的40%上升到2021年的62%。

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产业对接和创新协作上不断深化。此外,借助北京冬奥契机,放大冬奥牵引带动的效应。北京正全面落实冬奥遗产战略计划,对冬奥每个场馆都制定了赛后利用方案。大力发展普及冰雪运动,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协同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加强京张两带在冰雪装备制造、高科技产业、农业等领域的合作。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长期任务,现在已经进入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和难点问题,例如,与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相比,交通一体化程度不够高,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还不够充分等。

都市圈是城市群的重要支撑和带动力量,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必经阶段。北京市将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加快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发挥北京“一核”辐射带动作用,以快捷高效的现代化交通体系为支撑,加快建设定位清晰、梯次布局、协调联动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推动形成京津冀城市群主干架构。

北京近期对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明确了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圈三个圈层的重点任务。

下一步,“通勤圈”,北京将深化环京周边地区密切合作,率先构建一体化的交通体系,引导北京市域产业在环京区域发展,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功能圈”,北京市将深化与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两翼对接协作,形成错位联动发展的格局,唱好“京津双城记”,推动科技创新合作园区建设和发展,推进北京空港、陆港与天津港的规划衔接融合,用好津冀的出海通道。

“产业圈”,北京将与津冀共同改善区域的营商环境,支持重点产业承接平台建设,以创新链带动产业链,共建新能源汽车、工业互联网等上下游衔接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完善区域产业分工协作与配套。

粤港澳大湾区需率先打通商业文明规则体系

城市群、都市圈是以大城市或中心城市带动周边相关中小城市、城镇所组合成的一个区域,在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大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极特征。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其纳入全局的战略意图是服务于把我国一步步推升成为发达经济体,即在中国现代化取向上,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劲增长极。同时,在全球合作竞争中,将力求使其能够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这些强劲的增长极一较高下。

京津冀城市群在我国发展过程中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显然,这两个区域的发展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都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既要造福于人民的美好生活,又要在发展中贡献特别的积极因素。

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源,京津冀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要在时代风云变幻中牢牢把握好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两大城市群的创新发展设计思路具有共性,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的创新内容。

首先要进行制度创新。要以制度结构的优化带动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并涉及更丰富的结构内容,比如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

其次,要有紧跟制度创新的管理创新。两大城市群的发展,在管理方面要实现从管理调控到现代治理的跃升。同时,管理创新要从宏观到中观,进而对接微观的市场主体(企业)层面,所以两大城市群无一例外地要引导、鼓励企业在管理创新方面有所作为。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都必须抓住信息革命时代创新的大潮,要以科技创新“第一生产力”发挥重要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城市群,要力求冲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

创新发展要特别把握不同城市群的特点,形成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即所谓的“一城一策”、“一圈一策”。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内嵌了将深圳打造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的历史任务,非同小可。这就要求深圳要打头阵,要先行示范。

同时也要看到,与深圳毗邻的香港,虽然GDP已不及深圳,但其与金融制度相匹配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制度安排、机制安排已运行多年,其成熟性和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的相对优势,还是深圳难以望其项背的。所以深圳还需有机对接香港,融合、匹配、协同广州和珠三角其他各城市,以各自的相对优势形成合力,才能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不辜负粤港澳大湾区承担打造全球强劲增长极的历史使命。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战略需要进一步优化,这也是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作为大湾区重要组成部分的珠三角,要下决心在改革的深水区进一步攻坚克难,率先充分打通商业文明的规则体系,更好地构建统一大市场,让各类要素充分流动、调动其潜力进一步释放。这也需要纳入动态优化的城市群、都市圈建设顶层设计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中。

(原文刊载于《新京报》2022年05月30日第C14版。)

原文链接:[新京报]两大世界级城市群如何加强交流互动

(责任编辑:刘晓阳 霍星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