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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不负时代重托 坚持为民发声
2022-06-12 11: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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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公报
编辑:曾 慧

(在《大公报》创刊120周年之际,方汉奇寄语百年大报在新时代,再放异彩。大公报记者孙志摄)

在《大公报》120载的历程中,赢得过无数尊重与荣耀。2002年,一篇《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的文章发表后迅速引发新闻史学界的热议。文章说:“在中国的报坛上,大公报具有崇高的声望,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唯一一家创刊逾百年的报纸。她是中国新闻界的老寿星。爱护这个品牌,发展这个品牌,是我们共同的愿望。”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国新闻史学泰斗、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方汉奇。在《大公报》创刊120周年之际,96岁高龄的方汉奇教授在北京接受大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对《大公报》的历史地位、传承发展、未来方向,阐发了最新见解。

《大公报》创刊至今的120年,是世界形势风云变幻的120年,更是中华民族求存复兴的120年。在两个甲子的发展历程中,《大公报》经历了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个历史时期。几度浮沉,数易其主,却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方汉奇表示,作为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纸,《大公报》的历史都是“很正面的,正能量的,积极的形象”,爱国情怀矢志不渝,在香港发挥了舆论的中流砥柱作用。他并寄语两甲子的《大公报》:在新时代,《大公报》首要的是把香港的工作做好,放开手脚,办好报纸,完成好时代的重托与读者的期待。

按照方汉奇的观点,“《大公报》传播信息,主导舆论,臧否时事,月旦人物,像百科全书一样地记录了世纪的风雨,记录了民族的苦难,也积极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呼唤和期待着中华的振兴。”

百年大报 三大贡献

1902年,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谈及《大公报》的创办和发轫,方汉奇评价:“英敛之是那个时代有远见的,有爱国心态的知识分子,很有贡献,传播了新的信息、新的文化、新的思想,办了这么一张为公众为社会,为受众欢迎的这么一张报纸。这张报纸非常正派,一直是一张正能量的报纸,所以被接受而且作出她贡献。”

作为中国新闻界的重镇,《大公报》历来享有崇高的声望。在方汉奇看来,这得益于《大公报》对中国新闻事业的“三大贡献”:其一,精英知识分子办报,树立了高品位的榜样;其二,她为中国新闻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三,她为同时代和后代的同业们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方汉奇曾一言以蔽之,“检阅大公报的言论主张,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爱国思想始终是贯彻于其中的一条主线。”

尽管这些观点如今已成公论,但在历史上,却出现过一些对《大公报》的非议与误解。比如,认为《大公报》是“政学系机关报”,指称《大公报》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这些言论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曾广泛流传、蒙蔽人眼。2002年,《大公报》创刊100周年,方汉奇发表重磅文章,摘掉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帽子,这些论争才彻底止息,《大公报》获得了应有的正名。

方汉奇的文章指出,“考虑到国民党当局对报刊言论的严厉限制和迫害,大公报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不屈从于权势,可尽言责,不单无可厚非,而且难能可贵。”至于所谓的“帮忙”之说,方先生也指出,“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大公报也大大的帮过共产党的忙。第一个派记者到苏联采访,第一个派记者去边区。大公报对共产党的报道,始终总尊重事实,不歪曲,不捏造,采取了客观的态度,改变了公众心目中被国民党媒体歪曲了的共产党形象。”

有学生称方汉奇就像福尔摩斯判案,方汉奇则说“讲几句公道话是我们新闻史研究者应该做的”。他对大公报记者表示,“‘小骂大帮忙’彻底被否掉了,因为它不在理。那篇文章发了以后,大概就没有人再说了。”

方汉奇先生曾满怀感情地说,“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唯一的一家创刊逾百年的报纸。它同时也是中国新闻界中唯一的含金量最高的世界级品牌。爱护这个品牌,发展这个品牌,使它永葆青春,不断开拓前进,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立言为公 揭露真相

“香港回归祖国25年来,大公报一直用自己的报道做着人心回归的工作。”方汉奇表示,她堂堂正正地代表人民发声,帮助香港同胞了解祖国内地的发展进程,也帮助内地同胞了解香港的最新动态。

方汉奇强调,香港的拨乱反正,《大公报》有重要贡献。“因为过去环境并不是很好,香港一些人有逆反心理,还有受殖民地的教育。大公报坚持下来了,立言为公,揭露真相,起到主流砥柱的作用。”

“大公报现在是人民的喉舌,基本上把这个反动势力给压下去了,再起不来了,再闹腾不起来了。香港彻底地回归祖国了。这一次拨乱反正,那段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即便是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但是大公报还是一直坚持,一直在坚守。”方汉奇说,《大公报》在历史上站得住,在现实中做出贡献,还在第一线战斗,现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120年的报纸,没有再早的了。

分析《大公报》办报环境,方汉奇认为,香港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经过疫情以后,经济再恢复发展起来。香港是座海港,是个门户,整个珠三角在发展,大湾区现在连成一体了。“过去有很多思想上的障碍,有很多糊涂的思想,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发展还会更快更好。”

乘势而上 引领舆论

方汉奇先生特别提到,《大公报》有很多历史传统,在办报经验方面也有着绝对的优势,在中国新闻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和贡献,要继续发展这些传统,《大公报》的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好。“应该在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下,再放异彩。放开手脚,更好得去发挥。”

他还说,《大公报》在香港落户,就要入乡随俗,跟读者的关系更亲近一些。要把这部分受众吸引过来,报道一些他们关注的,他们习惯的。

展望《大公报》在未来的发展和作用,方汉奇认为,在新时代,《大公报》首要的是把香港的工作做好,占领住香港的舆论阵地,发挥好香港舆论领头羊的作用,响当当地去引导香港的舆论,把反中乱港势力的影响涤荡掉,完成好时代的重托与读者的期待。

以国家为己任 以天下为己任

(抗战期间,《大公报》是抗战舆论的中流砥柱。这是1937年元旦《大公报》上的抗日画刊。)

这些年,每逢创刊纪念日和重要历史节点,大公报记者都会专访方汉奇先生。请他讲《大公报》的故事,特别是讲《大公报》的传统。

文人论政 肝胆相照

《大公报》创刊100周年时,方汉奇曾谈到:“文人论政”是《大公报》最主要的言论特色,是中国新闻史上“文人论政”最杰出的典范。

方汉奇认为,“文人论政”自古有之。所谓“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当中,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这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优良传统。不同时期不同阶级的文人有不同的政治理想,但他们基本上都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都希望政治清明,国家富强。

方汉奇特别提到《大公报》的灵魂人物张季鸾,“张季鸾的‘报恩思想’曾令人颇有微词,但他的‘报恩’是以‘报国恩’为主,属于传统美德与振兴中华思想形成的合力,贯注于手中的笔。”

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方汉奇先生接受《大公报》专访时,系统回顾了《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他当时再次谈到了《大公报》拥有深厚的“文人论政”的传统。

坚守底线 民族担当

方汉奇指出,“实际上,《大公报》的‘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一条主线,这是有传承的。‘文人论政’就是以国家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

他还强调,《大公报》的传统提供了很多参考和借鉴,应使其传承下去,在新时期有所弘扬,让舆论的作用发挥得更好更到位。媒体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还有很大的运作空间,“这就有如何去驾驭,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掌控的艺术”。

老读者方先生:看了80余年《大公报》

(在方汉奇的书柜上,摆放着他拜访萧乾时的合影。)

说方先生是《大公报》的“老读者”,恐怕不会有人反驳,可能也不曾想过,一个资深读者竟然看了八十余年。

他告诉大公报记者,自己最早看到的是《大公报》香港版。“七七事变后,我从北京逃难到香港。《大公报》1938年香港版就创刊了。所以我最早看到的《大公报》是香港版的。”

方汉奇还曾说过,他是抗战时期《大公报》除汉口版以外的天津、上海、香港、重庆、桂林五个版的读者,可以大体上算得上是这一时期《大公报》历史的见证人。

很有意思的是,方汉奇在香港待的两年时间里,学会了粤语,并认识了在大公报编副刊的萧乾。“他跟我的姑姑是燕京大学的同学,是我姑姑带着我去看他的。我那个时候小学五年级。”在方汉奇的书柜上,还摆放着他拜访萧乾时的合影。

“他后来就到英国去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萧乾就在欧洲,给国内弥补了很多信息上的短板。”方汉奇说。

《大公报》的痕迹在方汉奇家俯仰皆是:“与金庸的合影是在杭州,他在那里办学”,一份镶在镜框中的民国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大公报》头版照片,据方汉奇说“这是我生日当天的《大公报》,研究生送的生日礼物。”

至今,“老读者”方先生仍然坚持一个习惯,就是每天阅读《大公报》。他一生信仰的学术准则是:“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在方先生精心绘制的新闻史地图上,就有《大公报》的定位和坐标。

(受访者方汉奇,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原文刊载于《大公报》2022年6月12日A6版。)

原文链接:[大公报]不负时代重托 坚持为民发声

(责任编辑:张凯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