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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1970年代和展望全球化未来——以交流促转变与中德/中欧跨文化合作》国际会议召开
2022-11-22 15: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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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外国语学院
编辑:彭 诗雨

今年是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5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5周年。11月11-12日,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孟虹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德人文交流机制”课题组与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德国科隆大学驻华办事处、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教育、知识和创新”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中国欧洲研究学会德国研究分会、中国德国友好协会以及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德国)北京代表处和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德国)北京代表处等中德高校和研究机构及智库,在中国人民大学老校区举办《回望1970年代和展望全球化未来——以交流促转变与中德/中欧跨文化合作》国际会议,邀请来自中、德、法、美和挪威等国相关专业的中外专家聚集一堂,展开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学术交流活动。

会议具体包括“回望19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与中德/欧关系”“中德/中欧跨文化合作挑战与前景”两大主论坛和“历史记忆影响下的中德合作”“跨文化背景下的人文、科教与智库合作”及“全球化背景下的经贸和技术合作”等三个分论坛活动。

(参会中外专家合影图)

(11月11日参加线下会议的中外方专家学者合影)

11月11日的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时延安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和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陈方首先致欢迎辞。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副校长霍尔格·布鲁姆(Holger Blume),中德友好协会会长、原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主席、欧洲议会议员马库斯·费尔伯(Markus Ferber),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理事长、原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刘京辉,德国科隆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苏珊娜·普鲁绍夫(Susanne Preuschoff),孔拉德·阿登纳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傅佑晗(Johann C. Fuhrmann)作为嘉宾先后致贺词。

(杜鹏副校长线上致欢迎辞)

杜鹏指出,中德建交50周年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刻,我们要不忘建交时的初心,放眼未来,共同探索、深化和拓宽双边关系发展的路径与方法,充分利用中德、中欧人文对话交流等多元化机制,增进理解,化解分歧,减少误判,共同推进新时期中德和中欧关系走向新台阶。

陈方表示,中德、中欧的跨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广阔的探讨空间,本次会议对于深入思考中德、中欧的跨文化合作,探索中德、中欧合作的潜力和可能,具有重要的现实与学术意义。

霍尔格·布鲁姆从一个微电子系统工程师视角,阐述了技术与经济合作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强调文化合作对深化其他各领域的合作意义意大。

史明德是中德50年来关系发展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他认为中德关系发展来之不易,50年来两国政策基本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双边合作能取得如此多的成就,首先归功于两国在政治上的互信、经济上的互补、合作上的共赢,同时也是50年来两国好几代领导人及其他有识之士不懈努力的结果。

费尔伯表示,1970年代以来的德中文化合作为双方交流和沟通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助力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和传播中国、德国和欧洲的多元化形象。

刘京辉回忆了自己作为公参,深度参与中德合作示范项目和中德人文交流机制的见闻与体会,希望双方聚焦青年,面向未来,共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有国际视野、能认同多元文化、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德青年领军人才。

苏珊娜·普鲁绍夫从孟虹原在德国发表的专著中所提及的德中人文交流的四阶段谈起,总结了70年代以来中德高校学术交流发展的演变。她表示,经过多年来双方的共同努力,促进了中德学术方面的广泛和深入交流,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功故事。

傅佑晗表示,德方对与中国保持和积极展开交流有着极大兴趣,政党基金会应该中徳人文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

11月11日下午的主论坛I演讲的第一环节由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顾俊礼和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德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刘小熊(Alexander Birle)联合主持。在这一环节中,五位中德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反思1970年代以来的中德/欧关系发展”发表演讲。

其中,中国欧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在“中欧关系的现状及发展前景”报告中,回顾和分析了中欧关系发展的成功之处和面临的挑战。他表示,今年是中国与很多欧洲国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0周年,也是中德建交50周年,中欧政治制度虽然不同,但也经历了50年的和平共处时光,互利共赢,中欧双方有能力、也有责任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公共产品。

法国里尔大学语言、文化和社会学院教授托马斯·塞里尔(Thomas Serrier)围绕“欧洲记忆研究和德法和解矩阵”,介绍了德法之间关于记忆文化的一些研究情况,并具体阐释了1970年代以来的欧洲记忆研究对于法德和解与合作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表示,通过强调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对于克服两国间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障碍和困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论坛演讲I的第二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曲卫东和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杜荣主持。在这一部分,外指委德分委秘书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院长吴江以“以中国为邻——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中国观”为主题,从一次参展的经历出发,结合施密特的生平、个人理念及访华经历,提出施密特认为中国与德国已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而这一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中德关系的开展。

原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芮悟峰(Wolfgang Röhr)围绕“同样也取决于自己的视角——观察者视野下的德国与中国”,结合朔尔茨访华前夕面临的多方批评和压力,引出自身对于中德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中德之间不可否认地存在差异,但这不应该造成中德关系的倒退。他表示,德国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其关键目标不是减少对别国的依赖,而是提高民众的福祉;中德双方应该关注核心利益,并尝试寻找符合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针对“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者视角下的中德人文交流”主题,从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中德人文交流在中德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他提出,中德人文交流在媒体形象、机制建设与政策实践模式等方面存在非对称性,中德应该基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来推动双边人文交流。

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经济和文化地理研究所所长恩格·利夫纳(Ingo Liefner)则围绕“德国与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着眼于两国在技术领域的合作问题,提到双方对于技术的不同理解、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的不同等,都会影响到两国的技术交流。他表示,未来德国对于技术合作的意愿以及对技术自主的追求,都有可能对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尤其是对于中德科技合作带来挑战。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欧洲、亚洲和中亚地区德语学习项目负责人苏珊娜·欧特(Susanne Otte)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50年:上世纪70年代至今DAAD与中国伙伴密切合作的发展趋势”的报告中,回顾了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赞扬了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在中国合作工作的不断扩大。从上世纪30年代第一批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奖学金生乔冠华、季羡林到现今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开展合作,已呈现出多种项目齐头并进、中德学术交流日趋均衡的发展态势。最后,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教授刘立群对该环节进行了点评和总结。

在会议讨论环节,刘立群和孟虹分别就德法和中德人文交流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之道,与德法专家展开了讨论。

(时延安和陈方会见参与此次国际会议的各协办方负责人并合影)

本次国际会议正式召开前,时延安和陈方分别代表学校和学院,与参与此次国际会议的各协办方负责人亲切交流并合影。

11月12日下午,会议首先举行了分论坛活动。其中,分论坛一“历史记忆影响下的中德合作”中国人民大学老校区主楼大会厅举办,由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副会长李维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莹联合主持。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孙立新首先发表了主题为“联盟党在1972年中德建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报告。他表示,1972年联邦德国与中国建交,不仅得益于国际环境的有利变化,也与联邦德国政界在野党、特别是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的积极推动密切相关。施特劳斯领导下的基社盟不仅加速了德中关系正常化的实现,而且还在客观上起到了为执政党政府“分担风险”的作用。

李维围绕“维库登霍夫·卡莱基‘泛欧’思想中的东亚”,探讨了被誉为“现代欧洲联合思想之父”的卡莱基的“泛欧”思想,及其对东亚命运共同体带来诸多启示。

挪威科技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李可嘉(Katja Levy)针对“法治对话及其在德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介绍了中德之间的法治对话项目及其历史。

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教授葛祥林(Georg Gesk)线上发言题目为“关于法治国家的对话及其先决条件”,探讨中德对话的真正前提及其结构的不对称性问题,并对中德法治对话提出了一定期许。

王莹围绕“中德刑法领域的学术合作及其影响”,介绍了中德刑法学术作品的翻译和中德刑法领域的学术交流活动,并深入探讨了这种交流对中国和德国刑法的影响。

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德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刘小熊(Alexander Birle)的发言题目是“赛德尔基金会的对华合作”,他回顾了该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以及基金会近年来在教育、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与中国开展的诸多综合性合作。

外交学院区域与国别比较外交政策中心主任熊炜演讲的题目是“‘价值观外交’:德国新政府的外交基轴?”,他表示德国“价值观外交”给中德关系的发展带来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他表示,未来针对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中的“价值观外交”,中国应注重从积极面入手,明确双方在多边主义规则和制度方面的共同点,争取相互合作,以塑造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

德国伍珀塔尔大学哲学院斯教授麦乐·拉比克(Smail Rapic)针对“世界政治背景下的中德人文和教育政策交流”,表示加强中国和西方的对话是合作的关键基础,认为需要展开卓有成效的教育政策交流,并纠正彼此对对方简单粗暴的判断偏见。

分论坛Ⅱ“跨文化背景下的人文、科教与智库合作”在中国人民大学老校区主楼第一会议室举行,由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王亚平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副教授于芳主持。

第一位发言嘉宾、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教授刘立群就“改革开放以来德国哲学在中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回顾了德国哲学著作在中国的出版情况,分析了德国哲学术语翻译遇到的一些核心问题,并对德国哲学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提出了展望。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学院欧洲研究负责人胡春春以“危机与智识分子:哲人倭铿与张君劢”为题,结合张君劢与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耶拿大学哲学教授倭铿(Eucken)的交流合作案例,回望一百年前中德知识分子对时代危机做出的反应,阐述了百年前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的碰撞和交融。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曲卫东围绕“中德土地管理领域教学科研合作文化基因比较”,从自身专业的土地管理领域出发,探讨了中德科教合作中的一些举措,提出中德国情虽存在差异,在学科设置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同,但中德土地管理渊源颇深,在中德合作中借鉴学习德国学者的思考力,继续积极促进双方的学术交流活动,还是十分必要的。

厦门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刘悦围绕“在德华人高技术移民:历史、动力与发展”,首先通过各种统计数据呈现了在德华人高技术移民的具体情况,然后提出了这一议题的应用意义:充分发挥留学生在其中的作用,通过这一途径厚植我们在人文交流中固有的积淀和积累。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原德国莱比锡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杜荣针对“中德跨文化合作——以德国莱比锡孔子学院为例”,结合自身在莱比锡孔子学院的工作经历,介绍了孔子学院的机构设置、活动开展情况,并提出了孔院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于芳以“从语言赛事看中德人文交流”为题,结合语言类比赛,对语言的国际推广和传播进行了剖析,提出语言推广中存在竞争和合作的交融。

德国科隆大学驻华代表处负责人邱岚也以自身工作为立点,介绍了科隆大学在与中国的交流合作中获得的学校结构性支持、交流工作的机构设置以及中德高校合作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她提到科隆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苏珊娜·普鲁绍夫曾特别强调,虽然与中国的合作目前处在艰难时期,但科大依然要坚持与中方的交流合作。

最后,孟虹围绕“中德文化交流机制与国家形象的塑造”,从“人文”的概念解读、中德人文交流机制建设特点、国家间制度差异对中德人文交流产生的影响等视角展开阐述。她提出,中德双方应通过提升知己知彼的能力,采取有的放矢的方式,推进文化外交人才的素质发展和统筹管理与应用,加强对文化外交的定期评估及重视现代多元化媒体的“双刃剑”作用,以进一步有效推动中德人文交流合作与国家形象建设。最后,刘悦对该环节报告进行了点评。

分论坛活动在中国人民大学老校区主楼第二会议室举办,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别研究室副主任胡琨和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陆洋主持。在这一部分,线上线下的专家学者们围绕“全球化背景下的经贸和技术合作”主题展开了讨论。

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针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意蕴”,介绍了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原则和体制变迁。他表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演变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周建明围绕“从中德建交50年来两国首脑互访成果看中德关系的发展”,表示中德建交50年来,中德双方政府首脑(国家主席、总统、总理)进行频繁互访,促成取得一系列成果,中德关系显示出巨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刘露馨的报告题目是“德国产业政策的机构性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她表示产业政策的有效推行需要国家制度体系的支撑,特别是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和国家能力。她认为,德国的产业政策充分激发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私有主体的参与度,这种“竞争性的产业政策”值得中国决策者参考,同时中国市场对德国决策者仍保有巨大吸引力。

陆洋针对“‘一带一路’与中德合作:进展与启示”这一主题发表演讲,中德经贸关系仍然是以互补为主,很难脱钩。中国提供的广袤的市场,还有关键的产业链配套依然对德国有着巨大吸引力,中德在能源转型、数字经济、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仍有巨大合作空间。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朔围绕“中德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表示,这种相互依赖恰恰是中德务实合作的基础,也是全球化下市场合理配置的结果,总体上是符合中德双方利益的,因此有必要理性地看待中德经济的相互依赖性。

胡琨围绕“国际货币体系重构下的中欧合作”,重点讨论了近期欧元国际化的具体战略,其中包括两大举措,如通过促进欧元在大宗商品领域的流通,推进能源转型,打破“石油—美元”循环;通过资本市场联盟建设来壮大欧洲的资本,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让更多的投资者和融资者进入欧洲,借助经济外交推动第三国债外汇储备和支付体系下使用欧元,进而打破“国际美元-美国国债”循环。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副教授寇蔻的报告主题是“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特点及未来走向”,针对中德经贸依赖的相互关系做了一些细分和阐释,并对未来两国经贸合作进行展望。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俄罗斯与欧洲研究所副所长赵柯就“欧盟对华政策框架的转变”,重点围绕中欧间是否存在地缘政治冲突,欧盟的力量是否能成为中美之间的缓冲和平衡以及美欧同盟关系等三大问题展开了评述。

11月12日的主论坛Ⅱ由中国德国友好协会的秘书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欧亚部副主任吕宏伟和科隆大学中国代表处负责人邱岚联合主持。

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成人教育学教授和教育、知识和创新中心发言人施特菲·罗巴特(Steffi Robak)就“教育学视角下的中德合作观与途径”发表了主旨演讲。她通过回顾自1978年来成人教育领域中德跨文化学习工作的进程和议程的转变,阐释了中国这一议题在德国的发展,同时也提到德国对中国的态度兼具亲近和恐惧,对中国的不了解和沟通中存在的障碍仍是当前面对的巨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田德文通过对“欧亚变局中的中德合作”的背景分析,结合朔尔茨访华案例,剖析了中德关系发展所面临的诸多事实阻力根源,并探讨了造福人民、强化中德企业合作的政治影响、增强人文交流的解决方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汉学与现代国学院客座研究员史世伟围绕“大变局下中欧/中德关系”主题,通过分析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产生的影响,提出了大变化之下中德双边经贸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他表示,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德国的“高科技战略2025”可以进行对接,在减缓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绿色经济方面也有合作的空间,但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增强、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导致的供应链问题仍对于双方的经贸合作造成很多挑战。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的联合培养博士生谷民德(Moritz Kuhlmann)以“中德合作背景下跨文化理解的方法论与实践”为题,诠释了跨文化理解的方法论,包括对对象的理解及有效性两方面,并结合案例进行了阐释。最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崔洪建对四位嘉宾的演讲进行了点评。

为期两天的会议由孟虹、李维和顾俊礼最后做总结,总结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德合作中心主任杨解朴主持。她表示,在两天会议期间,50多位中外专家学者积极参与,通过线上和线下报告的形式,就中德和中欧诸多重要领域合作展开多样化的学术思想交流,奉献了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最新观点。孟虹在总结中表示,本次会议隶属中国人民大学《中德人文交流机制》项目活动,也是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对外学术交流合作的一大重点,在筹办和组织会议期间得到了校方、院方及八大中德协办机构的大力支持,近50名中外学者奉献了精彩演讲。同时,她也特别感谢了项目会务组团队、老校区团队、会议技术团队、翻译团队成员的通力合作,她表示很希望中德合作也能逐渐走出阴霾,迎来晴朗的蓝天,抛弃偏见,双方平等地互学互鉴,将差异视为进一步全面了解对方的切入点。

李维表示此次会议正当其时,强调从国际的大环境来讲,这是一个新冠流行、俄乌战争爆发的大变局时代;从中德关系的小环境来讲,是在党的二十大闭幕后和德国总理朔尔茨首次访华之后的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他表示,中德关系、中欧关系关乎全球格局和欧亚大陆的稳定,而加强人文交流是建设、转变中德关系的重要途径。他赞赏此次会议是中德人文交流方面的又一个范例,会议为建设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平等共赢的中德中欧关系贡献了积极的力量。

顾俊礼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来总结此次会议。他表示,各位专家学者以科学的精神、学者的视角、求是的态度,围绕我们会议确定的六大主题,回顾了1970年代的两件大事,即1972年10月中德建交和1975年5月中欧建交,深刻地分析了由此引起的诸多重大变化和问题,乐观并谨慎地展望了未来可能发展的趋势。他表示,新朋老友畅所欲言、接触交流,可谓纵观宇宙之大,通畅品类之盛,“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此次大会在中德建交50周年和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5周年之际举办,具有特殊意义,希望中国人民大学继续在中德关系发展进程中积极发挥学术先导作用。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会议进行了现场采访和报道。此外,人民网也对会议进行了中德文报道。

(责任编辑:董涵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