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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纪念我刊特约顾问——“人民教育家”卫兴华先生仙逝三周年
2022-12-06 08: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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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编辑:陈蓦然

本期导读

纪念《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特约顾问——“人民教育家”卫兴华先生仙逝三周年

卫兴华先生于2019年12月6日,驾鹤西游了。

卫先生是山西五台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卫兴华先生“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2019年9月25日,被中宣部、中组部等9部委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他是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卫先生生前把获得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100万元全部捐出设立基金,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才培养、教学研究),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奖获得者。

卫先生桑梓情深,心系家乡,关注山西的建设发展,关心山西的文化教育。《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创办后,就欣然应允担任我刊学术顾问,助力刊物提高知名度与影响力。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在卫先生仙逝三周年之忌辰,本刊公众号特推出卫先生的女公子——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书记,博士生导师,卫灵教授撰写的怀念父亲的长文——《父亲是我心中永远的一座大山》,以此来缅怀先生。更为重要的是学习先生:学习先生勇对逆境愈挫愈坚绝不言败的顽强品质,学习先生甘为人梯爱生胜子奖掖后学的“经师”“人师”楷则,学习先生潜心学术兀兀穷年深钻细研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更要慕尚先生以国家和人民需要为学术取向的学术旨趣与赤诚热烈的爱国爱党爱民情怀。

先生不死,精神长存!

父亲是我心中永远的一座大山——怀念父亲卫兴华

在我心里,爸爸是个硬汉,是一座大山,刚直不阿,坚忍不拔。我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有爸爸在,就有了主心骨,就感到安全!

一、一生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父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自他的成长经历。父亲上小学时,日本人来了,烧杀掠抢。他生前多次讲到日本侵略者在老家五台县的恶行,愤怒之下有了强烈的抗日意识。为了表达抗日救国之心,他自己把名字都改了,取名卫兴华,要赶走日寇、振兴中华。父亲这辈子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唱歌,直到90多岁都爱大声唱,而唱的曲目很多是抗日歌曲,如保卫黄河、大刀进行曲、二小放牛郎,还有家乡抗日小调。

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在老家曾经读过两本进步书籍,是村里的一个共产党人留下的。由于对日占区强制实施的奴化教育感到很憋屈,父亲之后去了太原进山中学上学,受到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教育。学校负责人赵宗复是爸爸多次和我们提起的共产党人,对他在思想上影响很大。1946年,父亲在进山中学开始做党的地下工作,次年正式加入了党组织。1947年8月由于组织内部的一个人出了问题,父亲和几位同志都被捕了。在监狱里他一直严守党的秘密,抗住了一次次审讯。由于敌人确实不掌握他的真实情况,父亲和另一位同志有幸被放出来。因为当时我父亲是学生会负责人、青年读书会负责人,又是进步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于是组织上从他的安全和工作需要考虑,派他和我母亲一起去了北平。我父亲在北平建立起党的联络点,负责收集情报,然后辗转送到解放区、送到前线徐向前指挥部,为太原的解放发挥了很大作用。有部电视剧《潜伏》,看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了父亲,他们那一辈人为祖国为党的事业的付出是不计代价的。父亲在世时常说,和他并肩战斗的同志有的在太原解放前夕就被敌人杀害了,他还活着,就不能辜负牺牲了的同志们。

1949年10月1日,父亲作为华北大学的学员参加了天安门开国大典的游行。在经过天安门金水桥时,大家都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看到走过来的华北大学的队伍和校旗,大声说“华北大学的同志们万岁”。父亲深受鼓舞。看着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的游行队伍,他油然想起了被敌人杀害的地下党的年轻同志们。他们出事时,父亲已回到解放区,所以能够活着看到新中国的建立,而牺牲的同志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长眠地下。父亲深深感到红旗上浸染着这些烈士们的鲜血,不禁潸然泪下。爸爸在去世前的几个月发我的微信里说,“烈士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使我永远不忘党的初心,烈士们的初心!”他深知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的初心,不管顺境还是逆境,不管受过多少挫折和委屈,初心不改。

2012年进山中学举行90年校庆,父亲让我陪他去参加活动。在进山中学的校史展览室里,陈列着赵宗复和父亲等老一辈革命者的事迹和照片,爸爸驻足看了许久。学校在纪念大会上,安排父亲做主题发言,这是在一个大操场设置的会场,下面坐满了学生和老师。父亲当时腿关节已经出现问题,本可以坐在主席台上讲话的,但是他坚持手持拐杖自己走到侧面的讲台前,站着发表演讲。在这样规模的大会上,爸爸是绝不会念稿子的,他目光炯炯地看着台下的同学们,用他一如既往的洪亮嗓音,抑扬顿挫地讲述了进山中学那一段出生入死的难忘经历。台下的中学生们仰着头听得很认真,全会场安静极了,只能听到主席台上传来的爸爸带着家乡味道的声音。阳光照射在他的脸上,父亲深情地望着操场上的同学们说,我的战友们牺牲了,他们永远激励着我为祖国、为人民而奋斗。当他说到:我今年已经87岁了,永远是进山中学的学生!操场上顿时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父亲心中这种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伴随他一生。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后,组织上选派父亲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问过爸爸,如果从个人爱好出发,没有那些风风雨雨,你想搞什么专业?他毫不犹豫地说:文学。父亲文笔好,在太原上学时,他写的散文、诗歌就常在报刊上发表。他的古文功底也很好,我上学时,爸爸在我心里就是一本活字典。遇到难读难认的字不认识,我懒得查字典,会直接问爸爸,爸爸似乎从来就没有答不上来的,不仅告诉怎么念,还要说明背后的典故。但是,喜欢文学的父亲服从组织需要,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政治经济学研究生,1952年留校任教。当国家需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人才时,他毫不犹豫地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作为了自己毕生的事业。父亲靠着比别人多十倍的努力,从最初对政治经济学的陌生到成为全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专家,研究《资本论》,一研究就是一辈子,获得国内外奖项无数。

父亲在各种公开场合呼吁搞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他写过很多部教材,有的堪称全国经典教材,就是为了培养国内一代代年轻人把政治经济学研究接力下去。父亲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资本论基本理论的研究,那是要长期坐冷板凳的,不可能单纯凭借兴趣。为了阐释政治经济学理论,他把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紧密结合,深入思考现实问题,不断著书立说。《资本论》是马列经典著作中的经典,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深入了解资本论的精髓,父亲专门编写了《资本论简说》《资本论精选》等通俗易懂的读本,作为高校学生以及党政干部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参考书。在父亲去世后的2021年秋,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山西大学召开,会上又一次颁发了由父亲捐赠设立的“兴华优秀论文奖”,这次已经是第六届了。父亲生前还把获得的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100万元全部捐出设立基金,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才培养、教学研究,希望在这个领域里,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和青年学生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接力棒传递下去。

80岁时父亲说,怎么一不小心,就80岁了!到了90岁,他真是感觉时不我待,觉得时间不够用了,于是更加拼命工作。爸爸对我们说:说我在发挥余热,不对,余热是碳火熄灭前还有些温度,我还在燃烧!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话,哪怕身患重疾,还在不管不顾地“燃烧”。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爸爸腰椎弯曲变形,疼的厉害,于是他躺在床上,弄个纸板放在胸前,继续写文章。2016年他让我给他买了一个简易小桌子,在精神好的时候,就起来在小桌子上写,吃饭也是在小桌子上。因为他腰疼,大的写字台他已经坐不住了。在小桌子前,椅子上放一个厚厚的大靠垫,支撑他坐起来,实在坐不住了,再躺下写。天气好的时候,我想推他下楼晒晒太阳,但每次都很难劝动他,因为90多岁的父亲舍不得时间,认为那样太耽误他写作、看书的时间了。这可能是今天许多年轻人无法体会到的。爸爸对国家建设和民族强大的那种责任感,对来自于他的战友们的使命感支撑着他。真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正是因为爸爸一心都是他的工作,当妈妈去世后,爸爸特别伤心,我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爸爸哭了。“文革”中他受到那么大的屈辱、磨难从没有哭过。有一次我听到爸爸对老朋友说,多照顾照顾老伴儿吧。想必他此时感到,如果妈妈在世时能给予更多的陪伴就好了。

二、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凭着顽强的意志力战胜坎坷

小时候,爸爸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伏案工作,总在写啊写。他在家时,让我们看到的总是一个趴在桌子上的背影。他只要在书房工作,全家人说话都会放低声音,怕打扰他。如果出门,就是看着他一大早夹着厚厚的《资本论》去上课,精装《资本论》的封皮已经被翻的毛边了,书里面的页眉、页边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心得、笔记。后来我们长大工作、结婚了,搬出去住了,周末回人大看望父母,大都是由妈妈出面招呼,爸爸出来打个招呼就继续写稿子了,我们也会自觉地把他的书房门关上。

家里也形成了一种学习的氛围。在我们兄妹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只要我们是在看书学习、做功课,父母就绝不会打扰,还会刻意保持家里的安静。那时我们学习成绩都很好。上初中时,我考六门功课,会有5门课是100分;妹妹在人大附中读书时,考六门课,6个100分。这不是象外人想象的那样——家长会课外辅导我们作业,因为爸爸很忙,没有时间过问这么多,只是因为家庭的这种学习氛围,让我们知道只要努力读书,爸爸妈妈就一定喜欢。

“文革”开始后,上学读书中断了。父亲被打倒了,被打成叛徒、特务,造反派抄家、批斗、关押、拷打我父亲。我和妹妹亲眼看见他被拉到台上弯腰被批斗。平时,父亲被关押起来,造反派不让他回家,天天审讯他。我带着妹妹在楼前玩耍时,会被一些人追着喊:打到卫兴华!我家当时住在一层楼,我们跑回家里不出门,也有人趴在窗户上隔着纱窗向我们吐吐沫。但是我心里并不害怕,因为我觉得有爸爸妈妈在。父亲被关起来时,母亲让我去送饭,我都是跑着去送。当时妈妈也挨斗了,在白色恐怖下很苦闷,想和爸爸说说话都是不可能的,只能在我送饭时悄悄传递信息。

造反派让妈妈去扫大街。一次,她趁着扫地的机会,丢给爸爸一个纸条,说实在活不下去了。爸爸又通过小纸条很快回复她,一定要活下去,相信党和国家,不白之冤一定会搞清楚,还告诉妈妈:孩子们需要你。妈妈后来变得特别坚强,一个人呵护着几个子女,度过了爸爸不在身边的最艰难的岁月。

父亲这个人心胸豁达,能活到 “文革”结束,靠的就是信念。他被关进教学楼地下室的时候,受尽折磨,不仅不让睡觉,还常被造反派用棍棒、皮带头打的皮开肉绽。造反派打累了,也要休息一会。我父亲这时就躺在地上睡着了。打人的人一看生气了,冲着我父亲叫嚷:我还没有睡呢,你倒睡着了!接着又是一顿毒打。有一次,爸爸挨完打,造反派让他回家处理一下。我夜里醒来,发现妈妈和爸爸在低声说话,妈妈一边哭泣,一边给爸爸上药。爸爸在安慰妈妈。我知道他们不想让子女看到这么残酷的现实,所以我假装闭着眼睡觉,并且日后也从没有和父母谈及此事。

1970年我不到14岁时,爸爸、妹妹和我去了江西人大五七干校。当时妈妈已经提前去江西干校了。两个十几岁的哥哥也已经分配去了遥远的云南建设兵团劳动。由于江西干校还没有盖好宿舍,人大把所有家属安置在了余江县锦江镇。别人家分配到的住房是木板、红石、砖瓦盖的高墙大院,我们家因为父亲是专政对象,所以把最破的房子分给了我们。住房四处漏风,后屋门就是一个树枝编的栅栏,一推就倒。墙壁是竹芘子编的,上面糊上报纸,蟑螂在上面爬来爬去,声音很响。平时我和12岁的妹妹两人,自己挑水、劈柴、做煤饼、生火做饭、洗衣服,等等。爸爸妈妈到大休的时候才能回家住两天,爸爸回家后就一声不响地干活,给我们到街上买点吃的,临走前一定会把水缸挑满。

由于分的房子地势很低,一到下雨季节,江里涨大水,直接漫进屋里,将近一人高。父母不在身边,大水一涨,我和妹妹先费劲地把床板举到阁楼上,然后我拉着妹妹就跑。大水退了,我们两人都病了,妹妹发高烧,得了肾炎,后来对她产生很大影响,身体一直不好。父亲在世时,曾几次说到,将来他不在了,最担心的是小女儿。

后来人大的老师们在干校工地盖起了房子。我们搬到工地和妈妈住在一起,上学就在人大五七中学,中学教师都是人大的老师们。父亲有很长时间被隔离,和其他受审查的人住在一起。他每天在地里干的是一级劳动力的活,什么活儿最脏最累就叫他去干。当时吃饭是食堂份饭,根本吃不饱。曾经有个食堂的工人,看他每天高强度的劳动还被专政,很同情他,一次打饭时看是卫兴华来了,见旁边没人就悄悄多给他盛了一勺。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算是一个大胆的举动,父亲很是感动。“文革”后多次和我们提起这件事。

在干校的时候,人大经济系的两位老师,也是我的发小、同学的家长,因为受不了屈辱,都自杀了。一位在房间里上吊了,一位在夜里盖着被子悄悄用刮胡刀片割了手腕。眼看着他们的家庭走向支离破碎。父亲的信念是:再难也决不能自杀,他活得很顽强。父亲和我们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相信总有一天,会把事情搞清楚。当时专政队让被关押的人互相揭发检举,检举后,日子就会好过一点,但是父亲说,他从来不做这种昧良心的事情。

三、父爱的深沉:一种特殊的父爱表达

1973年,我和妹妹、爸爸妈妈都从江西回来了,我当时初中毕业,正赶上教育“回潮”,我的毕业考试总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一名。由于我们从江西人大干校回来的这个班学的是英语,而人大附中高中班只开设俄语,于是我们班按成绩在40多名同学中推荐了11名去北大附中读高中。人大附中按成绩排序选送我去北大附中,但由于父亲被专政,我“政审”通不过,被淘汰下来,记得我得知消息后大哭了一场。接下来只能听任命运安排。

1973年我17岁去北京郊区插队了,父亲用自行车送我到知青点。那段经历中有两件事让我难忘。一件事是插队时我遇到了入共青团的问题,这在学校时对我这个档案里被塞入“黑材料”的人来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我在插队期间,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由于我去过人大干校,会干农活,舍得卖力气,并且只干活、不说话,还常给生产队、大队写报道,很快被生产队的团组织看上了,动员我写入团申请书。我不知道该如何写,因为当时是要向组织说明家庭情况的,他们不知道我父亲被打到了。于是我悄悄跑回家,问爸爸怎么写,爸爸马上帮我写了一份申请书,说明父母被审查的情况,表示与家庭划清界限,等等。爸爸写好后,我交给了团组织。这样,到农村插队仅仅几个月,我就作为当地知青第一个加入了共青团。父亲不愿看到因为他被打倒了而波及、影响自己的子女。

插队过程中还有一件事,更是影响了我一生。父亲送我去插队知青点的路上,告诉我,将来你一定有机会继续上学,爸爸向你保证。我对父亲的话从来都是坚信不疑的。所以,插队的岁月里,别的队友收工后,晚上吃过饭早早就躺下休息了。我记着父亲的话,每天晚上去知青活动室读书、自学,有时还要为生产队、大队写报道,常常到夜里2点。我始终憧憬哪一天有机会能上大学。插队时,父亲把家里唯一的一台半导体给我带上了。我用来学习英语,一个人悄悄收听短波英语教学。三年多后,我从农村分配到第一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学校的校办厂,当了一名车工。我学习的机会更多了。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后,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当时我每天下班后就和刚刚回京的二哥、妹妹一起备考。父亲斩钉截铁地说:我吃窝头啃咸菜也要供你们几个上大学。我二哥15岁就去了建设兵团,和我一样也没有上过高中,结果我们兄妹三人77年、78年先后都考上了。我在爸爸妈妈脸上看到了多年来没有过的开心!我终于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成为恢复高考后的77级大学生。接到录取通知时,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毕业很多年以后,有一天,我和父亲聊天,突然想起问他:您怎么知道国家会恢复高考?我插队几年后就有机会考大学?爸爸说:我哪里知道啊,我就想安慰你,让你不要放弃读书的梦想。我这才知道,我是在爸爸善意的“谎言”激励下,上了大学。这完全出自于父亲对我的爱,出自于我对父亲的信任。大学毕业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和父亲一样的职业——留校教书。今年我高校教龄40年了,当大学教授20多年了。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言谈话语中我听得出来,他为我感到骄傲。

我上高中的这段经历,父亲后来找了一个机会,在为我做的序言中专门写了一段,感慨万千。2007年底我正准备出版一部著作《冷战后中印关系研究》,出版社要我在尽短的时间里加一篇由专家写的序言。出版在即,我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就找父亲救急。我父亲为很多人的著作写过序言,但大都是他指导过的博士生、博士后,或上门来找他又推不掉的中青年学者的著作。为自己女儿的著作写序言,父亲起先有点犹豫,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思考再三,父亲觉得也没有什么犯忌的,就答应写了。我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借此机会,在序言里阐述了在“文革”中我的这段经历。我发现,字里行间充满一种对女儿的疼爱和歉疚。他写道:这段经历给女儿卫灵带来难以承受又不得不承受的磨难和心灵创伤,我想说一下她是怎样在沉重的政治和精神的压抑下,自强不息,在困境中奋发图强的。谈这段经历,既是出于长期沉淀在心底,由于“左”的灾难波及子女形成的一种愧疚情结;也是出于想使读者了解女儿是怎样从长期蒙受不公待遇的境遇中挺了过来,从当农民、当工人,到考入大学,成为教授的发愤图强的经历。父亲在序言中说:“我还想补充讲几句:卫灵尽管因受家庭影响,经历了不该有的挫折与磨难,但她从未流露过一句对父亲不满的怨言,更没有像有些人那样与家庭划清界限,她默默地承受了强加于她的一切,期待着命运的转变,憧憬着闪烁的未来。”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怨恨过父亲,怎么可能怨恨父亲呢,因为那一切不是他造成的,而是 “文革”左倾灾难带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拨乱反正,中央还作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策,真是深得人心。父亲说过,他的命运是同党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我们家的命运也是如此。

父亲这一辈子很少夸赞儿女,哪怕我们取得好的学习成绩,工作中取得了成就、评上教授、博导,他都难得公开夸奖两句。父亲慈祥地笑一笑,就是对我的鼓励和肯定。然而,他却多次肯定我说:小灵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很能吃苦,放在哪里都不怕苦不怕累,这一点爸爸很欣慰,对你也很放心。他指的就是“文革”中我从小的这些经历。父母在世时,父亲也总是乐意把需要出力气的事情交给我去办理,比如装修房子、添置家具,或者父亲岁数大了需要陪他出差等这些跑前跑后的事情。父亲信任我并调侃地说:你办事,我放心。

四、忠诚于教育事业,对学生的关爱令人羡慕

父亲一生要求自己对事业负责、对学生负责、对学校负责、对国家负责,做一个合格的教师。父亲对自己的学生尽心竭力,对家庭不富裕的学生还会给予更多的帮助。“文革”后,他除了一心搞好教学、做好科研,我们做子女的就是感到,爸爸对学生的关爱、花费的精力、投入的时间,远远超过了给予子女和孙辈的。有时甚至会让我们对爸爸的学生们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心理。

当学生生活有了困难父亲一定会帮忙,有在校博士生来家里,他会把家里的水果让学生拿回宿舍吃,如果有已经毕业的学生来人大办事,爸爸知道了会把食堂饭卡拿给在校学生,吩咐去招待。学生工作了,他会关心地问,累不累,收入怎么样?得知有毕业生留京后买房困难时,耋耄之年的父亲还会解囊相助。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博士生们年龄越来越小,80后、90后,他们之间的日常关系就像是爷爷和孙子孙女一样。这些“孙子孙女们”有时会硬让他放下工作,开车带他出去放松放松。我看到令人倍感温馨的一张照片:90岁的父亲和学生们一起在阳光下散步,父亲用力向前推着自己的轮椅,轮椅上坐着他的博士生,周围的同学们开心地哈哈笑着。

父亲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严格的。父亲强调人品和文品的相关性,要求扎扎实实做研究,踏踏实实做人。父亲说,搞研究要做到“四严”,即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谨的学风、严密的论证。有的学生写的论文中大量理论堆砌,晦涩难懂,父亲看了就要求一定要修改,他说文章是给别人看的,写得再好让别人看不懂也是没有意义的。能够将深奥的理论深入浅出地论述清楚,才是真的有水平,不能以辞藻堆积来表明自己学问高深。我们要把自己的思想传递出去,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出去,就需要用正常的表述语言去阐释和解读。

父亲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就是始终关注现实社会中的劳动人民,希望劳动人民都能过上富足的日子,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观点也反映了这一点。比如,他主张实现分配过程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把提高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生产重效率、分配重公平。在这个问题上要紧密结合我国的社会现状,特别要重视收入差距在扩大的趋势和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父亲说,作为经济学家,就要成为人民拥护的经济学家,做一个替老百姓、替人民说话的经济学家。父亲这一理念在言传身教中对他的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

人大建了明德楼后,父亲有了办公室,当时年过80岁的他索性每天去办公室写作、教学。学生们说,这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道风景线:一年四季,被微风吹拂着银发的卫兴华教授,手拄拐杖,准时走在去明德楼的路上。父亲自1984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政治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后,几十年如一日,从没有间断过博士生招生。每个星期他要在办公室和博士生们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讲自己理论上的见解,一讲就是几个小时。父亲还坚持参加校内外的重大学术活动。90岁以后,父亲腿和腰出现问题,走路困难了,于是他就把博士生们叫到家里上课,思路清晰,嗓音洪亮,侃侃而谈,还不时传出与学生互动的爽朗笑声。

2019年8月,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公示了国家荣誉称号人选名单。父亲被建议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2019年9月29日,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为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奖章。然而,此时父亲病倒了,动了大手术,正躺在医院里。我二哥前往大会堂代替父亲领回了标志着国家最高荣誉的奖章。与此同时,父亲又获得了中宣部、中组部、中央统战部、教育部等九个部门联合颁发的“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当我们告诉爸爸这些消息时,他躺在病床上,微微点点头,显得十分平静。那一刻让我真正感受到了父亲的心理,他的一切都是属于国家、属于人民的。新中国建立70年间,父亲为政治经济学教育事业不惜一切地奋斗到最后一刻,他——人民教育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作者卫灵,系卫兴华之大女儿,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院长、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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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霍星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