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在大的方向上出现了峻急与平淡的两条路，林斤澜与汪曾祺是各自的代表。有趣的是二者并非彼此对立，而是互渗互换、彼此影响的。

林斤澜是汪曾祺的挚友，相识在五十年代初，都在文联工作，且年龄相仿。汪曾祺那时候文章不多，性格的温厚吸引了林斤澜。自然是一起喝酒、谈天的时候多。林斤澜认识沈从文，也是汪曾祺的介绍，两人还到历史博物馆去看望这位前辈。据说五六十年代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他们还一起到沈家拜年。

林斤澜喜欢汪曾祺的原因很多，大致说来，都爱写短篇，走的是相近的路子；均带点杂家的趣味，对风俗人情、野史笔记有些兴趣；而且他们皆有点散淡或自由派的风骨。林氏早年参加革命，作为地下党员潜入台湾，曾入狱一年。新中国成立后，干脆入了文坛。林氏自认在一些地方不及汪氏，比如学问，比如天赋。也由于此，便倍加珍惜他们的友情。老舍当年看重这两个青年，说了些勉励的话，大意是，今后两人都会写出好的作品来，是很有潜力的青年。

后来，林斤澜进入了写作的最佳时期。但那时他最惦记的，是汪曾祺这个朋友。汪在北京京剧团，与文联的圈子远，而林斤澜凡事都要和他通气。邓友梅《漫忆汪曾祺》云：

斤澜知道曾祺的心态，跟我说过多次：咱们得拉着他一起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五十年代几个人的旧作，编为一套丛书。王蒙、斤澜、刘绍棠和我都在册，但没有曾祺。林斤澜就建议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见，曾祺自己却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解放后的不够数。斤澜知道后找到他家与其争论，连批评带劝说，要他尽快再赶出一批小说或散文来，凑够一集出版。他被诤友赤诚感动，这才又拿起笔来写小说和散文。由此激发了汪曾祺写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

汪曾祺知道自己被友情包围着，离了这个就真的寂寞了。林斤澜对他太好，几乎尊为师长。他知道汪氏的才气，想沾沾这些仙气，乐了自己，也乐了众人。汪曾祺后来爆得大名，最高兴的自然是林斤澜了。

他们嗜酒如命，每逢聚会，都喝得两眼红红。晚年外出，二人同行时居多，每餐不忘谈酒，举杯同笑，很有点酒仙之态。林斤澜家中摆了各式酒瓶，成了收藏库，汪曾祺看到好的酒瓶，亦不忘送老友保存。刘心武谈汪曾祺的时候，有个片段，写出酒态中的镜头：

我们到达重庆时，正是三伏天，那时宾馆里没有空调，只有电扇，我和一位老弟守在电扇前还觉得浑身溽热难耐，汪老和林大哥居然坐在街头的红油火锅旁边，优哉游哉地饮白酒，涮毛肚肺片。我们从宾馆窗户望出去，正好将他们收入眼底，那镜头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模糊。后来他俩人酒足肉饱回来，进到我们屋，大家“摆龙门阵”，只见酒后的汪老两眼放射出电波般的强光，脸上的表情不仅是年轻化的，而且简直是孩童化的,他妙语连珠，幽默到令你从心眼上往外蹿鲜花。

汪曾祺去世后，林斤澜颇为伤情，有多篇文章行世。《汪曾祺全集》的前言，就出自他的手笔。这篇前言先引汪氏语录，后为林氏自己的补白，似乎是两人的对话录，生动的地方很多。

有一年他与汪家子女一起去郊外为老友安葬骨灰，回来后，写了篇文章《安息》，结尾道：

高楼远近也不见人，只听见大小回声，重叠合成一片天籁。洪荒大化，不知所之。

十几年后，林斤澜也去世。消息传来，不知怎么，竟想起他生前这段话来。汪曾祺之后，他是北京作家圈里最受人尊敬的老人之一。先生一去，琴弦无声，草木暗伤。

想起我和林先生的交往，谈论最多的是鲁迅。林老谈论鲁迅只限于小说与一些散文，及《中国小说史略》，不太涉及思想史的内容。用作家的眼睛打量对象，看到的是一些艺术的玄机。比如在《短篇短篇》一文里，他写道：

鲁迅先生专攻短篇，他的操作过程我们没法清楚。不过学习长篇，特别是名篇，可以说在结构上，篇篇有名。好比说《在酒楼上》，不妨说“回环”，从“无聊”里出发，兜一个圈子，回到“无聊”里来，再兜一个圈子，兜一圈加重一层无聊之痛，一份悲凉。《故乡》运用了“对照”，或是“双峰对峙”这样的套话。少年和中年的闰土，前后都只写一个画面，中间二三十年不带一字。让两个画面发生对比，中间无字使对比分明强烈。《离婚》是“圈套”，一圈套一圈，套牢读者，忽然一抖腕子——小说里是一个喷嚏，全散了。《孔乙己》在素材的取舍上，运用了“反跌”。偷窃、认罪、吊打，断腿，因此致死的大事，只用酒客传闻交待过去，围绕微不足道的茴香豆，却足道了约五分之一的篇幅。

只有小说家才这样谈鲁迅。不过这只是技术层面的话题，林斤澜其实更喜欢鲁迅的气质。这气质是什么呢？那就是直面灰色的生活时无序的内心活动。他不愿意作品直来直去，而是在一个点上开掘下去，进入思想的黑洞里，在潜意识里找自己精神的表达方式。汪曾祺写林斤澜的评论时说，其小说读起来有点费事，故意和读者绕圈子，大概是为了陌生化的缘故。比如“矮凳桥系列”，在小说结构上多出人意料之笔，意蕴也是朦胧不清的。这大概受了鲁迅的《彷徨》《野草》的影响，但更多是夹杂了自己的体味。在一种恍惚不清的变形里，泼墨为文，走的完全与传统不同的路，也是与当代人不同的路。在精神的深处，他确是一个鲁迅党的。

但他绝不是在一个精神参照下的鲁迅党。他的理解鲁迅，就是不要成为鲁迅小说的奴隶。因为鲁迅精神与审美的过程，就是不断走的过程，一旦停留下脚步，生命就终止了。所以他说：

鲁迅先生塑造的典型至今高山仰止，他是从这条路攀登艺术顶峰的。不过这不是惟一的路，过去曾经“唯我独尊”，总是第一还不够，非要弄成惟一，作茧自缚。艺术的山不是华山，是桂林山水。

林氏和汪氏走的是不同的路。汪曾祺弹奏的多是儒家的中和之音，而林先生则是幽思里的颤音，直逼精神暗区里无序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讲，他喜欢迂回婉转、翻滚摇曳的审美之风。如果说汪曾祺和王维略有相近，那么林先生无疑带有李商隐的调子了。林斤澜的审美快感多是从古典意味的作家那里得来的，却没有古典作家的那些儒雅与静谧，倒是和卡夫卡、鲁迅同流了。

这同流的过程，一个突出特点是一直强调自己的困惑。他一生纠缠的就是各种困惑。比如现实主义流行的时候，他就觉出单一性的可怕，总在自己的文字里流露出叛逆的东西来。一般人写“文革”，声泪俱下。他却进入精神变形的思考里，搞的是古怪的断章。他虽然强调艺术创作要靠天籁，却一直对未开启的精神之门有敲扣的意图。鲁迅式的思维给他的益处是，常常从表象看到相反的东西，不愿意被外在的东西所囿。比如谈到李叔同，人们说他完全超尘脱俗，可看到其死前写下的“悲欣交集”四字，他就说：“我相信那是真实，我佩服那是真实的高僧。悲欣也还是七情六欲，写下来更是要告诉世人，对世俗还有话说。”一次议论到对知堂的评价，谈到孙犁的观点，他就很是不解。孙犁说知堂这样的附逆之人写不出冲淡之文（大意），林先生却承认在知堂那里确实读出了冲淡。林先生很尊敬孙犁，但此处却各自东西，不一样了。他对世人的各种观点不都盲从，相信的是自己的感觉。他认为真的世界不是语言能涵盖的。与其相信概念，不如认可感觉。对小说家而言，有时候飘忽不定的感觉才是作品之母。

晚年的林斤澜思想活跃，没有一点道学气，和鲁迅的思想越发共鸣起来。我猜想是人生观的因素第一，艺术理念第二。他赞佩鲁迅的小说惜墨如金，从不漫溢思想，自己呢，也恪守着这个原则，安于小桥流水，从不宏大叙事；他欣赏鲁迅杂取种种的开阔的视野，在笔耕里也不封闭己身，总在找突围的办法；他羡慕鲁迅笔下的谣俗之调，以为未被洋人的韵致所俘，找到了本土的表达式，多年来也学着从故土语言里生出意象。鲁迅给他最大的影响，大概是睁了眼睛打量世界，不被幻影所扰，强调的是思想的真与艺术的真。那篇回忆老舍之死的文字，含悲苦于斯，和巴金的文字庶几近之。他写过一篇散文《说癔》，在文本的背后响的就是《狂人日记》的声音，不乏智性的闪光。在记忆的打捞里，他从不回避苦涩，而是直面苦涩，咀嚼苦涩，其间亦不免残酷之色。他知道自己的那些东西不过文坛小草，失败的时候多，可是那是自己园地里的东西，杂花生树，也不是不可能的。

（作者孙郁，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原文刊载于《北京日报》2023年05月26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