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司法方面很多改革其实都是在“纠偏”。

2014年1月7日到8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两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张高丽出席。

这是近年来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召开此类会议，过去每年开的是“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名称变化意味着会议规格的提升——“全国”性会议一般由中央各部委牵头，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不多。但以“中央”名义召开的会议，至少会有一位政治局常委出席。

央视《新闻联播》画面显示，1月7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三名常委外，还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习近平在会上作了长时间的讲话，强调促进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认为，过去几年，司法领域一些问题凸显，要解决这些问题，真正做到现代法治要求的“治官限权”，需要领导人痛下决心。

“应该说，2013年是中国法治建设重新部署的一年，提出了非常多的司法改革新课题。”在中央党校法学教授卓泽源看来，“法治中国”的提出，将“依法治国”的目标具体化了。这一年里，一系列司法改革的推动者——中央和地方政法委，其自身的职能和工作方式也在不断调整，从不再过问个案到回归统筹协调社会治理职能，长期以来以神秘形象示人的政法委，也开始向社会展示出开放和沟通的姿态。

自我“削权”理顺关系

回到一年前，2013年1月7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召开，这是孟建柱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政法会议。参加会议的记者首先发现了变化：1月5日，中央政法委专门召开新闻通气会，除介绍会议情况，还请媒体对报道提出建议和意见。通气会持续3个小时，之前还没有过。

1月7日会上，孟建柱提出，要“创新党委政法委的领导方式”。具体措施包括：进一步理顺政法委与各政法单位的关系，支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支持政法各单位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在此之前，政法委的定位更加强调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为实现改革目标，政法委首先自我“削权”。在会上，孟建柱对中央政法委的领导们说：“领导们就不要对具体个案做出批示了，让各个司法机关放手去做就行了。”

其实，1980年中央政法委成立之初，就规定了其主要职能是法律中的政治方向的把握，并不干预具体的司法工作。不过到1995年，中央政法委的职能增加了“研究和讨论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等职能。

不再过问个案，意味着政法委职能调整——加强“顶层设计”，将主要工作放在协调解决事关政法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上面。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下一步司法改革提出整体设计的建议。
转型后的政法委，职能向统筹协调社会治理回归，加大了推动执法的力度，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涉及多部门合作的事项。

环保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之一。2013年5月开始，公安部在全国部署打击环境污染，6月，“两高”联合发布了打击环境污染的司法解释。据统计，2013年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环境污染案件近300起，超过前5年总和。公安机关立案侦办247起，相当于前10年总和。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这些“部门联动”的背后，都有中央政法委在推动协调，例如公检法司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此外，政法委还推动“两高”出台了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解释。

“政法机关的法治意识有所提高。”一位政法机关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个细节是，政法机关现在讨论案件，或研究与刑事有关的问题时，经常人手一册《刑事一本通》，遇到问题首先翻看“一本通”。

另一个明显迹象是，新一届政法委产生后，新任主要官员大多是法学科班出身。新任中央政法委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是法学博士。2013年4月22日，汪永清就任政法委秘书长，他本科就读于吉林大学法学院，此后获得博士学位，2012年前一直在国务院法制办工作。2013年10月履任中央综治办副主任的徐显明，也是一位法学博士，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这些具有完整法学学历教育的官员进入政法委，给中国下一步的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带来了新的遐想。

破除司法“神秘主义”

2014年新年第一天，安徽合肥中院首次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了8份判决书，这是该院在最高法院要求之下的破冰之举。

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是公开裁判文书。2014年1月1日起，各级法院的生效判决，除有明确规定不宜公开的外，都要在网络公开。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汤维健说，公开裁判文书可以形成倒逼机制，有助于落实司法责任制，通过公开还可以破除司法中的“神秘主义”。地方上，河南已于2009年先行一步，推动了三级法院生效判决上网，此次最高法的做法借鉴了河南的一些经验。

2013年，着力破除司法神秘主义色彩的还有最高检。按照最高检的检务公开制度，对不立案、不逮捕、不起诉、不予提起抗诉决定书等终结性法律文书，也要公开，目前已在部分省市试点。公安部也已明确表示，今后3到5年内建立互联网执法公开平台，全面公开执法信息。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推进司法公开的过程充满争议。一开始讨论今年元旦实行判决文书上网时，最高法内部就有不同意见，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一步到位难度太大”。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是司法公开的积极推动者。2013年4月，在全国政法宣传工作会议上，孟建柱要求积极推进司法公开、实行阳光司法、依法公开信息、主动接受监督。

接触孟建柱的人都发现，他还对宣传工作“非常重视”。2014年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孟建柱在部署2014年政法工作时，将“改进政法宣传舆论工作”作为四个着力点之一。

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孟建柱就要求公安机关树立现代传播理念，着力提高与社会公众的沟通能力。孟建柱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后，政法委的重大活动开始邀请市场化媒体参与报道。

2013年5月，深化平安中国工作会议在苏州召开，会后孟建柱与所有的记者见面座谈，向大家介绍政法委秘书长、副秘书长，让“大家有什么要求提出来，他们一定会做好服务”。当年10月杭州的另一次会议中，孟建柱再次会见记者，询问媒体名字，并主动问：“有没有不清楚的问题需要问我本人？”

2013年7月，在“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宣传工作”座谈会上，孟建柱说，“10年前不知道什么是微博，5年前不知道什么是微信，随着微博、微信的发展，信息传播规律根本上被改变了。”他要求政法机关要克服恐惧媒体的心理，和媒体形成良性互动。“政法系统的工作完全没有瑕疵也不可能，关键是怎么面对。”

此次会议后，最高法开始筹备开通官方微博，11月21日正式开通。目前已有31个省级法院、26个省级公安机关、9个省级检察院开通了官方微博。2013年8月济南中院利用微博直播薄熙来案庭审，引起全国关注。

因为微博，2013年政法委调进的一名干部也成了新闻。2013年9月，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调任中政委宣教室副主任。在中央政法委机关，他的“大V”身份受人关注——在新浪微博，他的粉丝量已经达到1700万。

舆论认为，陈里任政法委宣教室副主任是“人尽其才”，体现了政法委任用干部时的“专业”导向。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政法委宣教室领导以及半数以上的工作人员都来自媒体，给政法委的宣传工作带去不少变化。

司法权威如何维护

2013年岁末，全国人大常委会一锤定音，争议多年的劳教制度终于寿终正寝，被法学界称为“法治中国”的里程碑。

劳教制度虽然受非议多年，但它真正走向终结，前后仍经历了诸多波折，既有赖于律师、受劳教者为代表的民间社会积极推动，高层对劳教制度的反思亦不可或缺。

据法学家李步云在《炎黄春秋》发文回忆，一次开会，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他说起取消劳教制度时表示，“过去是公安部门反对取消劳教，我是公安部长不好说话，现在我不是部长了，就要提出劳教制度改革”。

2013年的司法改革中，经常被用来与废除劳教相提并论的成果是，信访部门不再受理涉法涉诉信访，改由政法机关统一受理。

大量“信访不信法”、“弃法转访”、“以访压法”等问题的存在，导致国家难以形成权威的裁判机制。2013年1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了“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

按照中央政法委确定的改革总体设想，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将会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由政法机关处理。

2013年1月之后，国内各省市区分四个批次，相继展开了试点工作。先行试点的云南，采取了案件归类分流制度。政法机关与信访部门详细划分涉法涉诉信访与一般信访的界限，区别不同的案件性质，分别导入相应程序。对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采取“五步工作法”解决，当地归纳为“依法办理、释法析理、案件评查、公开听证、法律监督”。

按照中央政法委的要求，政法机关应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及时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转入法律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但如果当事人对政法机关的审查不认可，谁来做最终裁决？目前中央政法委正在制定涉法涉诉信访终结制度，有权终结的将是中央和省级政法机关。今后，对已经穷尽法律程序，经中央或省级政法机关审核，认定涉法涉诉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已经得到公正处理的，将不再启动复查程序。

北京市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北京市政法机关受理的初信初访中，已有50.1%的案件导入法律渠道。

“只是纠偏还不够”

2013年，是司法机关平反冤假错案较密集的一年。3月26日，蒙冤10年的张氏叔侄得以昭雪，摘去了“强奸致死案犯”的帽子。4月25日，河南被关押了12年的“杀人嫌犯”李怀亮走出看守所，被无罪释放。5月3日，因涉嫌制造了2011年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的陈科云等5人，被福建高院宣告无罪。8月5日，17年前因“杀妻”被判无期徒刑的安徽省男子于英被法院无罪释放。

这类案件的形成机理高度相似，都是证据存疑，但判决时“留有活口”，案件一直受到社会高度关注。

冤假错案问题显然已引起最高层重视。2013年，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2014年1月7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

“冤假错案损害司法公正，影响法律尊严。”政法委相关人士说，十八大之后，政法机关开始直面这些突出问题。

2013年5月7日，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人民法院报》发出“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的表态后，北大法学教授姜明安认为，这是司法系统向外释放平反错案决心的一大信号。

两个月后，中央政法委出台了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两高据此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不过，2013年下半年少有平反冤假错案的公开报道，多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几个“疑似冤案”也还没有最终结果。

清理久押不决的案件是老问题。年年清理，年年新增。2013年9月29日，中央政法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孟建柱提出要杜绝“边清边积”现象。从2013年12月开始，最高检将用一年半时间，开展专项清理工作。

审判工作的最后一道程序是执行，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环节。但长期以来，诉讼当事人对执行难问题反映强烈，特别是对党政机关拖欠款项得不到执行非常不满。目前，中央政法委正会同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各地全面总结积案清理工作，促使涉案党政机关履行债务。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湛中乐认为，过去一年，司法方面很多改革其实都是在“纠偏”。以废除劳教为例，根据宪法精神和立法法第八、九条的规定，只有经过法院判决，才能剥夺公民政治权利、限制人身自由。因此来说，劳教制度本身就是违反宪法和立法法。现在把它废除，只是回归正常而已。

“纠偏也可以说是一种改革，当然只是纠偏还不够。”湛中乐说，还需要在其他方面进行改革，例如现在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已经过时，应该改革或者废除。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健希望，下一步的司法改革在破除司法地方化上能有实质进展，同时能进一步推进司法民主。

“但改革涉及很多部门，如果只靠法院、检察院本身很难推动。”何家弘说，中央直接加强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有利于促进司法改革。“在中国，很多改革需要从上至下推动，需要领导人的重视。”

在何家弘看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动法治建设力度不小，但要说有成效还为时过早。为政者的法治意识要提高，公众也要逐渐培养依法办事的习惯。

原文链接：[南方周末] 政法委“转型”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