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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经济学人刘元春:国企利益集团化是改革最大阻碍
2014-08-19 22: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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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京报
编辑:浩爽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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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教授刘元春认为,国企改革过程中,避免国有资产流失需要有健全的资本市场

刘元春 42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处长、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目前主要研究领域:开放宏观经济学,如汇率政策、货币体系、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分析;经济增长。

核心观点

从2012年到今年,宏观经济的微刺激已经实施了三轮。今年的刺激时间比此前都有所提前,但见效期比之前两轮都要长。从这个可以推断,当国家实施微刺激常态化之后,已经出现政策效果递减的现象。因此,本轮的微刺激所带来的增长惯性可能不比前两轮那么好。

“微刺激”边际效应递减

新京报:我们看到二季度的GDP增速为7.5%,比一季度有所提升,你怎么看待这种回升?

刘元春:这个回升是微刺激的产物。今年整个货币和财政政策相对宽松,而且从三月下旬以来,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等方面加大投资,并带来这种短期的反弹。这次反弹有几个特征比较明显。

从结构上看,政策类的数据变化较大。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一些中央和地方项目的反弹比较明显。但是其他类都处在一直相对低迷的状态,内生型、市场型的增长还缺乏动力。

微刺激的时点越来越提前,但反弹幅度并不大。从2012年到今年,以微调为主体的微刺激已经实施了三轮,2012年是在8、9月份启动微刺激,2013年是5、6月份,今年就提前到3、4月份,而且刺激力度比较大。

但今年的这轮刺激过后,六月份才看到了一些效果,比之前两轮的见效期都要长。从这个可以推断,当国家实施微刺激常态化之后,已经出现政策效果递减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本轮的微刺激所带来的增长惯性可能不比前两轮那么好。

此外,内外环境都不好。从外部来看,目前外贸的状况略有改善,三季度可能还会有所持续。但是全球宏观形势并不看好,甚至有些担忧。国内来看,企业的盈利状态、投资意愿以及经营环境等,也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今年整体经济形势可能不像往年那样出现“前低后高”的状态,四季度下行的压力还会进一步增大。

新京报:下行压力增大,跟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周期有没有关系?

刘元春:很有关系。从中国的房地产周期本身来看,2008年的调整和2012年的调整没有形成一个市场性的调整。这一轮调整周期已经启动,持续的时间和幅度跟往年都不一样。这也是经济下行压力大的一个核心问题。

当然,房地产业的这轮调整是必需的。如果没有一个成功、平缓的调整,而是在政策的干预下还出现了放缓,甚至反弹,则可能会使得中国经济面临的中长期问题更加严峻。

此外,今年反腐倡廉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它带来了经济上的一些破局效应。目前很多地方的投资出现了持续下滑,在这个阶段是很正常的。

四季度需做三项预案

新京报:你说到今年的国际环境也不好,具体怎么不好?

刘元春:首先看美国,美国经济不错。但是它的经济越不错,它的货币政策就愈加常规化。美国已经宣布十月份全面退出QE,对于新兴经济体是个不好的信号。因为去年已经证明了,小幅度退出QE对新兴市场的影响很大。同时,如果美国的实体经济的参数进一步变好,还会进行加息,带来的震动会超出大家的想象。

再看日本。“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已经射出,结构性增税改革开始推出,这对日本经济下一步的变化会带来极大的考验。

最后看欧洲的债务危机。最近西班牙银行出现危机,证明欧洲的金融体系比想象的脆弱,随时可能会出现问题。

就目前的这种状况来说,如果美国、欧洲、日本的经济状况在四季度都会有所变化,就可能对中国四季度的外贸形势、资本流动性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说,真正的考验就在那个时候。

新京报:既然能够预测到四季度经济形势不太好,那么我们是否需要做一些预案?

刘元春:很有必要。至少要做三个方面的预案。第一个在房地产领域。房地产市场调整的深度和广度,目前来看具有一定的未知数。但是房地产跟整个金融体系紧密相连。在房地产市场调整的过程中,怎样在不触发金融危机的同时,实现房地产的软着陆?是考验决策者智慧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旦出现市场的异动,或者局部的重大变化,一定要有所预案。

第二个预案是针对美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以及QE政策的退出等等。如何通过对汇率的调整,来对冲外部环境的压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预案。

第三个预案在于就业。随着经济增速的缓慢回落,就业的参数其实会发生变化。现在我们官方的就业参数可信度较低,与宏观经济的匹配性较差,所以必须要进行大量的抽样调查和定点调查,观察就业数据。同时还需要做一些相匹配的社会保障工程,维持就业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安定。

服务业繁荣是“假象”

新京报:回到半年数据,你刚才提到了结构,我们看到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比第二产业要高,这样的状况在下半年会持续吗?

刘元春:目前社会上都会讲我们第三产业增长不错,这可能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从增加值来看,金融危机前(第三产业比重)是百分之十一点几,现在只有百分之八点几。因此,这个下降的幅度是非常大的,甚至超过第二产业。

目前我们发现很多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还不错,需求量也在上扬。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是我国收入水平出现变化所致。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东部很多区域人均GDP已经超过一万美元,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后工业化社会的消费主体是以服务业为支撑。

这两年我们看到很多服务业的价格在上升,很多服务业招工难,很多服务业的供给出现了瓶颈,特别是一些公共服务,比如说医疗、教育、卫生,包括一些家教等等,都出现了短缺的现象。

但这造成了一些假象,让人觉得服务业很繁荣。但实际上,我们服务业的很多主体,比如说物流、仓储、法律、金融、咨询、知识产权、技术专利等方面的表现并不是很好。生产性的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的依存度还是很大,同时还有很多的服务业是遇到瓶颈之后增速在下降。

所以从下半年来看,服务业的增速可能会维持上半年的状况,但是明年会有下行的压力。原因就是民众的收入如果老跟不上,收入的低迷必定会传递到消费端,从而使服务类的消费受到一定的影响。

新京报: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其实也是“调结构”的一部分,具体需要在哪些层面加力呢?

刘元春:对生产型服务业的支持要全面地进行,包括一系列的减税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对于中高端的消费服务业要进行培育。消费税该减免的应该减免,基础设施的建设该强化的要强化,尤其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些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卫生等等,应该进行全面的强化。

另外,国家还应该进行一些投入,来释放需求。主要包括一些新兴消费,比如对网购进行有序的管理。再比如,养老消费应该更加进一步地凸显;同时还有一些生产性的服务,比如技术专利、金融等,要真正地向民间资本放开,使它形成良好的竞争格局。

新京报:“调结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刘元春:最大的难点还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国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因为总理已经讲了,改革核心是政府要进行自我革命。如果没有政府定位的革命性调整,市场空间是很难释放出来的。没有市场空间的释放,就会出现过剩与短缺并存、结构不合理的状况。

现在不是民资进入最好时机

新京报:国企改革也是比较热的话题,最近国资委公布了六家参与“四项改革”的央企,您怎么看这几家企业改革的前景?

刘元春:如果对于国有企业的定位不明确,只是简单地采取混合所有制,简单地对一些人事制度进行调整,那么下一步的前景还不是很好。

目前来看,大家希望混合所有制能够改变国企的独大现象。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行政性的管制不消除,行政性的垄断还广泛存在,国有企业与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是捋不清楚,混合所有制的作用也就有限。就像你简单地往里面加一点水,调一些面,稀释一下,并不会改变国企内部资源配置的一些基本规则。

新京报:国企改革一直是难啃的骨头,你觉得里面最大的阻力在哪儿?

刘元春:在国企周围,这些年出现了“新国企”现象。也就是说,国企成为了一些权贵的寻租通道,围绕国企形成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是改革最大、最直接的阻碍。

新京报: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民间资本有哪些机会?

刘元春:民间资本是有机会的。但首先有一个前提,即国有企业必须让出一些控制权给民营资本,这就要求国资委和中组部对于相应的人事权和支配权进行全面的重构,否则简单的股权让步没有多少意义。如果没有控制权的让步,民间资本进入就没有真正的价值。

第二个前提是,国有企业利润的分配,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分红机制。目前国企在利润分配上基本都是糊涂账,国企的资本经营预算、账户题目构建也很不完善。这里面就要求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机制有一个科学化、明细化的调整。否则所有的资本进来,既没有控制权,又不能每年进行分红,自然就没有动力。

对于民间资本来讲,最好是率先进入到盈利状况好的一些领域,这样可驾驭性更强一些。但是国企改革的逻辑往往是“先改坏的后改好的”,所以现在还不是民间资本进入的最好时机。

新京报: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怎样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

刘元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如果很多国有资产变相流失,不仅不利于我们综合国力的提升,同时还会导致出现比行政性垄断还要严重的“财阀垄断”现象。

怎样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一个健全的资本市场是很重要的。只有一个健全的资本市场,才能够对国有资产进行相应的科学定价。否则就是人为定价,就很难排除内部控制的嫌疑。

还要有一个完善的考核体系。我们经常对国有企业的保值增值提出很多要求,但是所谓的“保值增值”,未必就是要求国企每年都要盈利。在一个相对良性的竞争市场中,国有企业需要有一套完善的考核体系,对其实施分类治理。

楼市低迷期至少持续一年

新京报:过去一年来,房地产投资的增速一直是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说明房地产业在宏观经济里面的作用有所放缓,你觉得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现象?

刘元春: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房地产处在一个周期性调整的阶段。在这个周期中,首先看到的是整体市场的需求开始有所趋缓。主要体现在我们的人口结构中,第四次“婴儿潮”带来的住房需求在2013年达到了高点,今年开始有一个趋缓的过程。

其次,由于之前的涨价预期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导致很多刚需和改善性需求提前释放,因此也使得目前的市场需求处在一个相对低迷的状态。

在前几年积累了很多的土地储备之后,住宅的库存量也比较大,进而导致供求发生逆转。在这个逆转的过程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销售下降。如果这种状况还不能缓解的话,接下来就会接连出现企业资金来源下降、企业购买土地量下降、企业投资水平下降,最后是房价全面下降。现在我们看到的仅仅是第一阶段。

新京报:之前你说过,房地产业出现了拐点性的变化,这个判断是怎么来的?

刘元春:主要的依据还是销售参数和投资参数,这两个指标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另外,一些中长期指标,如人口、人均居住面积和收入水平的变化,都比较契合“拐点”的判断。

新京报:你如何判断未来一段时间房价的走势?

刘元春:如果政府没有对宏观经济政策和房地产市场进行颠覆性调整的话,房地产价格还会出现缓慢回落,而不是断崖式下跌。

原因有三。第一,虽然目前中小房地产商财务状况有所紧张,但是很多大的房企,其财务指标并没有出现极度恶化的状态。第二,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杠杆率并不是很高,建立在房地产市场上的金融衍生品也不是很多,因此楼市调整对于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也比较小。第三,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能力还是很强的,完全有可能在市场出现崩溃性变化的前期进行风险的控制。

新京报:从去年年底持续到现在的房地产市场相对低迷的状态,还会持续多久?

刘元春:假设的前提政府没有出台对冲的整体政策的话,应该至少会持续一年时间。但是如果政府一调,就不好说了。

■ 同题问答

Q:你对2014年经济社会运行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最担心政府缺少定力,在面对经济下滑和波动的时候过度地采取一些刺激措施。

Q:你个人最尊敬哪位经济学家?

A:老一代经济学家孙冶方,有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又有中国社会的现实感,同时又前瞻性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核心关键点。

Q: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300多项改革中,你个人最关心的是哪一项?

A:最关心财税体制改革。我们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改革,而政府改革的核心在于财税改革。

Q:未来两年最有希望推进的一项改革是什么?

A:第一是金融改革;第二是简政放权。

Q:未来十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最具有投资前景?

A:技术服务和高端的服务业。

【人物】

知识分子需要回归

刘元春目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战略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1999年,他毕业于这所大学的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在人民大学明德楼的办公室布置保持着学者的简朴和素净,衣着、谈吐亦如是。

3年前,刘元春曾在学校图书馆与学生就“60后大学生和90后大学生”的话题进行对话,感慨:大家对“大学生活必需品”的理解不一样。

他提到,一位同学因家中贫困接受补助,却表示手机、电脑什么都要买。刘元春当时不解,“你干吗一定要手机?”那位同学解释,手机上网、聊天,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学生的答案让刘元春感慨,大家对“必需品”的理解不同了,但他仍建议学生们:“大学生的消费要与大学生生活和主业相匹配,大学生要力求提高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志向高远。”

刘元春称,近年有关知识分子的话题兴起,表明社会的自觉在提升。知识分子独立性、良知需要社会体系保障。有了物质条件,社会、政治地位,才能有更多空间。

但刘元春坚持认为,“物质条件之外,知识分子需要能够抛弃眼前的利益,关注人类社会最核心的功能。这是一种回归,某种程度上是进步。”他钦佩老一代经济学家,有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又有中国社会的现实感。

近8年来,他专注于“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项目。聊起对宏观经济的分析判断,刘元春条分缕析,冲口而出。让人觉得这所有问题在他头脑中思考盘桓已久。

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宏观经济理论的大众传播层面。近年担任CCTV和凤凰卫视等多家电视台和媒体的财经特约专家,以及《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等杂志匿名审稿人。

对话中,刘元春数度提及牵头组织的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颇感自豪。2011年举行的“宏观经济论坛”上,他曾提出“房地产整体价格回落不会超过25%”的观点引发轩然大波,被斥为“胡猜”。刘元春并未对此做出正面回应。但即使在如今的市场调整期,房价走势也没有超出他的“预言”。

(采写 新京报记者 刘夏 摄影 新京报记者 浦峰)

原文链接:

[新京报]经济学人刘元春:国企利益集团化是改革最大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