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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人大学者:应协力构建生态新金融
2014-12-24 18:43:31
4,174 次浏览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编辑:钟 晓蕾

主持人:徐蔚冰

嘉宾: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理事长

马   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安国俊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贾晋京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

编者的话

日前,2014年中国生态金融讨论会暨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这标志着中国首家生态金融智库正式诞生。在会议研讨间隙,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理事长陈雨露,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安国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就如何借生态文明建设促金融体系升级转型、未来十年环保生态产业能否成为中国的黄金产业、生产与消费是否应该共担生态责任等生态金融这一全新领域里的新问题进行了探讨。

借生态文明建设促金融体系升级转型

中国经济时报:陈校长你多年来一直以实际行动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智库建设,这次又是人大牵头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生态金融智库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理事长一职,请问你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要把生态环保和金融行为紧密相连并要促成这一领域的首家智库诞生的呢?

陈雨露: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种提法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金融应该在这个伟大的文明建设过程中发挥作用。目前,国内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已经要求限制对高污染、高耗能行业企业的信贷融资支持,推出针对节能环保产业的投融资支持措施,部分银行积极践行赤道原则,对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尽到审慎性核查义务。但这距离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目前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推进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仍然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要成立这样一家智库,做点实实在在的研究。

中国经济时报:那你认为生态和金融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或者说应该如何理解生态与金融的关联性?

陈雨露:首先,我们必须从逻辑上厘清生态与金融的价值联系,否则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无法深入下去,只能停留在旧的工具层面,而非道的价值层面。就本质而言,生态保护的行为主体追求公益,而金融的行为主体则是趋于逐利的。要让这两类原本相悖的价值理念融合在一起,生态金融的研究与推进才有更大的希望。因此,只有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框架下,出台囊括生态文明的金融改革方案,金融才能服务于公众利益。所以,我们必须设计合理的市场机制,协调好金融与生态文明产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从而促使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生态金融是一种创新模式,可以有效解决城镇化生态建设中资金瓶颈的难题,既可以切实解决用钱的燃眉之急,也可以从长期上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效果,构筑生态建设的金融改革方案和制度方案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比如发行生态建设债券与生态基金,建立生态环保银行或金融机构等。特别是当前互联网金融兴起,可以考虑以这样的模式开展生态众筹、私募等。通过在金融产品和工具上的创新,带动机制的构建和完善,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可行的方案达到资源配置的作用。

其次,良好的市场可以为生态建设资金流动开拓新的天地。民间公益生态项目可以不仅仅限于直接的环保行为,而是发展公益生态金融业,号召企业家为生态保护慷慨解囊,吸收社会资金,提供具有创新性的生态金融服务。吸纳私人资本进行环保投资可以充分调动市场的力量,建立资金保障机制,用金融来服务新型城镇化的生态建设。同时,由于生态建设涉及到市场化,需要加强监督,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国内这方面是刚起步,那国外有什么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吗?

陈雨露:国外发展生态金融的一些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吸纳。比如: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开展过节能减排项目,德国法兰克福成立过生态银行,还有清洁发展机制CDM等其他类似的项目都产生过不错的影响。中国完全可以积极探索这些模式在本土是否可行,或是以此为鉴,发展创新的模式,吸引更多国外的资源和专家为中国城镇化生态建设出一份力。此外,国外已经出现了相应的生态金融行业准则和交易方式,形成和深化了节能减排约束机制,这些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并选择性地运用于新型城镇化生态建设中。而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作为国内第一家生态金融智库,定能成为高层次、高水准的思想交流平台,起到集思广益的作用,让中外专家为中国金融体系的绿色转型献言献策。

中国经济时报:作为银行方面的专家,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你认为应该如何切合中国的实际,在生态金融方面做些尝试呢?

马骏:我认为至少九个方面的金融产品可以在与生态环保相结合方面发挥作用:

第一,绿色信贷。绿色信贷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从它占整个银行体系的贷款比重来看还有很大的空间。另外还有很多银行没有加入赤道原则,应该有更多的银行加入。具体推动至少要有三个层面需要努力:监管层面的指引还可以继续加强约束力。金融机构本身更多的可以建立专门的绿色金融的事业部,这样可以提高专业化水平、规模效益,也有利于以后建立新的融资渠道,比如绿色债券来推动绿色信贷。虽然我们有对绿色信贷的贴息,但是规模还比较小,以后从规模方面,还有从贴息的具体操作层面都有可以继续改进的空间。

第二,绿色债券。绿色债券在国外已经运用得很广,据说去年一年就有400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在国际上发行,绿色债券的一个好处是如果银行来发的话,它可以用来支持银行的绿色信贷,如果企业发的话可以用来支持企业的绿色投资。如果设计的好,绿色债券可以帮助解决或者缓解很多绿色投资项目的期限匹配问题。因为很多绿色的,尤其是基础设施的绿色项目的还款周期很长,可能是5年、10年的,但是我们银行负债的平均期限只有5至6个月。如果没有债券这种工具的话,就比较难以匹配。如果绿色债券能够获得投资者所得税减免的优惠,也可以进一步降低绿色投资的融资成本。

第三,绿色股票。在国外只要企业是绿色企业,按照市场的规则,如果市场能够接受你就可以上市。但是在中国上市需要排很长的队,有一些绿色企业因为排了好几年的队,还没有得到上市的机会,经营就非常困难。所以需要考虑绿色IPO的通道,也就是说给绿色的企业一个比较简便的IPO的审批程序。

第四,绿色基金。有很多种类型,一大类是绿色产业基金,现在很多地方层面已经做出来了;还有一些是可以被各种各样投资者购买的基金,像ETF,ETF有非常大量的投资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可以参与到绿色投资当中去。

第五,碳市场和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发展。碳市场是可以用来降低减排成本的一个机制,排污权交易刚刚开始试点,以后也可以通过试点逐步地发展起来,这两个方面还有很多研究和推动可以做的。

第六,绿色评级。目前的评级公司是传统的评级,并不考虑项目发行债券主体的环境影响,以后可以先通过双评级的体系,逐步推向更广泛的绿色评级的体制。所谓双评级就是老的评级继续保留,但同时对发行主体或者项目有一个新的评级,这个评级就反映了它的环境影响。如果评级好的话,它能够降低这个项目或者企业的融资成本,如果绿色评级很差可能会提高融资成本。从这个意义来讲,市场机制可以通过绿色评级使更多的资金进入到绿色行业,减少对污染型的投资。

第七,绿色股票指数。在国外这些指数已经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为什么绿色指数也可以引导绿色投资?举例,目前主流的股票指数当中,污染型企业占的比重比较大,因为经济结构当中,重工业的比重就很大,包括像煤炭、电力、钢铁、水泥、化工等等。很多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他们做的投资是被动投资,指数里面污染型的比重占这么多,如果这些人跟着不太绿色的指数投资,那就使过多的资金流入到污染型行业当中去。所以有必要创造一些新的绿色指数,提到绿色产业在整个市场的比重,引导更多的资金进入到绿色行业。

第八,建立公益性的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和数据库。主要为投资者提供评估项目的未来投资标准,这些评估都是非常专业性的,一般的投资者可能没有专业能力或者不愿意投入这笔钱做评估,可以建立一个公益性的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和数据库,为大量的投资者提供低成本的服务。

第九,绿色投资者网络。如果成立这样的网络,可以让投资者监督被投资企业,披露环境信息,有助于机构投资者遵从环境的评估准则,来选择绿色投资的项目。

环保与生态是未来十年中国的黄金产业

中国经济时报:听说你在一些场合说未来十年,中国的黄金产业是环保与生态,能具体谈谈你这方面的认识吗?另外也想请你就能否从地方政府融资支持城镇化发展,以及国外在绿色金融体系和生态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有哪些可借鉴的方面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安国俊:过去十年,中国的房地产业发挥了黄金产业的功能,未来十年,中国的黄金产业在哪里?环保、医疗、高铁、新能源、互联网都是很有发展的产业,但我认为第一个就是环保产业。其实环保、医疗、高铁、新能源、互联网等等,这些产业里面离不开很多的元素,但环保产业和这些产业的发展都密切相关,所以我认为环保与生态是未来十年中国的黄金产业。

目前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实际上是要建成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这已经达成共识。而区域金融合作、财税金融政策、政策金融环境、地方政府投融资金融政策等的完善无疑会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扶持作用。比如我国地方政府投资环保产业一直是缺资金的,其实从市场化的国际经验来看,以后市政债的发行可以很好地解决地方政府特别是城镇化环保产业投融资的问题。美国一般责任债和收益债券都值得我们借鉴,经济危机中很大一部分债券用于环境工程和能源建设。日本和英国债券融资里可以看出污水处理等很多都是市政债。

我们要有效完善借鉴国际经验,要有效完善三驾马车的作用,用信用评级、信息披露、在线保险制度三驾马车推动市政债的发展和环保产业长期的融资平台。

此外,从环保企业融资角度来说,可以从IPO、环保集合债、中小企业私募债入手,中央和地方财政可以发起设立偿债基金,促进环保和经济发展;同时可以税收激励,对于环保和环保基础设施项目的债券利息收入,参考国债和地方债、铁路建设债的税收政策,来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

还有就是,我们要进行多层次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国外多层次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已经非常成熟,绿色金融体系可以通过贷款、私募投资、发行债券和股票、保险等金融服务将社会资金引导到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等相关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这方面重中之重是从机制层面推进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制度层面,需要为企业和市场探索碳金融市场提供交易平台,包括教育平台搭建,投融资机制建立、丰富市场参与主体、用银行引导的信贷资金配置碳约束责任、更多参与碳交易市场、排放权期货衍生品的推出等等,从机制建设和政策激励层面为碳交易出谋划策,从金融层面增强我国碳交易能力。扶持专业化的节能服务公司,包括税收支持,资产证券化,财税支持、金融扶持等等,通过多层面的政府支持、市场和企业层面已经获得了多层次的发展支持。现在看近几年来,银行业推进生态责任投资的进程也已经明显加速。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银监会、人民银行和环保部合力推动的绿色信贷政策。为了推动绿色信贷的实施,银监会进行了组织政策培训、举办经验分享会、制定关键绩效指标、制定能源效率指引、开展绿色信贷自我评估以及银行机构间相互评审等系列活动。

总之,绿色生态环境需要法制来做基础,需要文化上的引领,就是环保理念在整个社会人群中的普及。另外,我们已经就如何将民间资本引入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中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形成了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时报:绿色金融体系构建的过程会对传统能源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安国俊:绿色金融体系构建的过程,必然对传统能源行业产生重大影响。化石能源曾在工业革命之前以无法想象的速度推动人类发展。然而,随着能源使用方式的转变、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进而形成的对于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需求的下降,将最终导致化石能源成为“搁浅资产”。搁浅资产一词被用于描述因市场形势变化而失去其应有价值的投资或资产。据悉,全世界迄今已有180家组织机构响应“石化燃料撤资运动”,撤资总规模达到500亿美元。在中国,除了银行业推行的绿色信贷政策外,基金业也是金融市场推进责任投资的重要力量,所以尽管在国内还没有投资机构旗帜鲜明地提出支持“化石燃料撤资运动”,但基金业却普遍认为化工、采掘和钢铁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更有不少基金经理明确提出会规避这些行业的投资。从市场数据来看,基金公司今年三季度基金持仓数据也表明,基金业在持续逃离传统行业。可见目前化石燃料撤资运动已经渗透到社会责任公募基金,其对石油、天然气公司股价的影响将逐渐得到体现。

还有一点就是,当前在全国乃至全球的政策环境下,投资者不去做绿色投资或者清洁能源产业就会“落伍”。但投资是一个生态系统,如果各个方面的条件如技术、资本不能同时具备,绿色生态投资便是空谈。绿色生态技术在日新月异地往前走,需要VC(风险投资)、PE(股权投资)以及银行和基金公司这些资本力量在不同的技术生命周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生态金融最直观的理解就是帮助环保产业、环保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如何才能立竿见影地帮助环保企业和环保产业呢?

安国俊:我认为现阶段能直接上手的就是绿色生态金融体系可以通过贷款、私募投资、发行债券和股票、保险等金融服务,将社会资金引导到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等相关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我建议可以通过发行市政债券的方式,来解决地方在城镇化中环保产业投融资的问题。我们已经就如何将民间资本引入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中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形成了政策建议。

消费与生产应共担生态责任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2014年G20领导人峰会上的重要主题。气候变化思路,强调人类活动对地球气候造成的影响将会危害人类自身生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碳减排”的政策建议。按照这种思路,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应该承担最多的减排义务就成为合理推论。于是现在很多人把环境问题简化为“碳减排”,你认为这种说法是否合适呢?

贾晋京:把环境问题简化为“碳减排”,将导致片面强调生产过程造成的环境负担,忽视了过度消费带来的资源代价。与“气候变化”这一片面强调碳元素的思路不同,生态文明在理念层面上更加体现了人与自然全面和谐发展的高度。

首先,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全方面、立体化的,不能简化为碳排放。党的十八大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包括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等多个方面。人类活动既包括生产,也包括消费,涉及多种自然资源、多个环节层面,需要在把握各个环节基础上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和谐。

其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寻求动态平衡。现代科学认为,人与自然应寻求两个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孤立地、静止地要求“改变失衡”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统一,是可以消除恶性循环,实现动态平衡的。

最后,生态文明是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不能把环保与发展相对立。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保护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要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道路。

此外,从实践层面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的具体问题所采取的务实性战略选择。从国际上看,生态文明理念对于应对全球性环境挑战以及国际治理困境意义重大。目前全球议程中环境问题被单一化为“碳减排”,进而在政策上片面强调产品生产国的减排责任,甚至从金融意义上为“碳”定价肯定是不对的。因为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只有从全球治理层面,以及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全面着手,才能真正收到改进生态平衡的实效。因此,应积极倡导全球生态文明,建立消费与生产共同承担生态责任的资源补偿机制,推动全球环境治理迈上新的台阶。

原文链接:

[中国经济时报]应协力构建生态新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