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艺术团近13年,应该是时间最长的了。我的一切爱好、生活习惯几乎都和艺术团有关”,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团前任指导老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的王建这样描述他和艺术团的关系。
从民乐团团员到民乐团团长,到艺术团总团团长,再到后来的艺术团指导老师;人大艺术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图书馆报告厅到北京音乐厅再到国家大剧院,从困难重重到颇具规模,十三年中,王建见证了艺术团的成长壮大,也为艺术团的发展倾注了心血和激情。
加盟民乐团,首场演出让老师惊讶
14年前,中国人民大学食堂和宿舍楼贴出几张海报,上面写道:“愿与同样爱好民乐的同学结识,共组人大民乐团,有意者请与以下同学联系……”于是,那些因为爱好而相聚在一起的人便成了民族乐团最早的一批成员,也是民族乐团最早的开拓者。
创立之初,没有场地,他们便在宿舍楼的活动室里活动;没有乐器,就用自己带来的质量层次不齐的乐器拼凑。那时候,穿着统一的演出服,拿着乐器走上舞台便是他们最大的梦想。
1995年上半年,经过四处奔波,这个几个人的小组合终于得到了学校团委的认可,被编入学生艺术团,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民族乐团。也正是在这一年,王建考入人大。从小热爱民乐的他成了民乐团的一员。
加入艺术团后,民乐团拥有了一个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屋,还有一些已经尘封多年的旧乐器、旧谱台。由于经费问题,这些破旧的乐器需要自己来修;自己实在修不了的,才到外面找人。
新的组织、新的场地、新修好的乐器,1995年下半年又招收了一批新的民乐团成员,这个初具规模的团队开始为他们最初的梦想奋斗——开一场音乐会。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排练,1995年12月2日,民乐团的第一次专场演出在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有小合奏、齐奏、重奏等多种形式。“那是第一次,人大学生知道了学校里还有一个叫民乐团的组织。”王建回忆说,“当时坐在台下的团委老师和领导也很惊讶,他们没想到人大的学生还能搞出个音乐会来。”
那时的他们也很兴奋。虽然条件简陋,没有统一的演出服,幕布上的字幕是乐团内部的人自己手写的,但是能在图书报告厅演出代表着他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那天结束之后,民乐团十几个人在一家餐馆喝了很多酒,“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宿舍的”王建说。
前进路上困难不断,曾经的民乐团长想辞职
由于精湛的演奏技艺和良好的组织能力,王建在大一下学期便开始担任民乐团团长,但同时,困难也接踵而至。1996年晚春,乐团最早的一批创业者面临毕业,还有几个高年级的同学为了考研和出国,也不得不提前离开乐团,乐团的编制一下子陷入瘫痪,似乎又回到起点。时任团长的王建认为,不论乐团的规模大小,编制结构一定要合理,否则再大的规模也无法演奏。
编制的严重缺失带来了乐团团员人心的动摇,团员的热情开始减退,民乐团面临解散的危险。为了挽救乐团,王建向上级提出,是否可以以当时家教的标准支付费用,请外校的同学临时填补乐团关键声部如扬琴、古筝的空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建议并未得到支持,这时的民乐团团长也渐渐觉得身心疲惫。以前的王建,是怀着期待的心情排练并享受快乐的,此时排练却成了一种煎熬。
“每次排练后,他(王建)总是不直接回宿舍,而是提着乐器,在校园里一圈又一圈的绕行,看着天上的星星,不断地深呼吸。”民乐团十周年特刊这样写道。终于有一天,王建实在坚持不住,熄灯后在烛光下写起了辞职申请书——困难太多,自己已无力应对,所以决定选择离开。
一个舍友被王建的民乐热情深深感染。他走到王建身边,拍着王建的肩膀说:“再坚持一下,不要轻易放弃,不然太可惜了。”第二天早上,那份辞职申请被锁在了抽屉里。
难关过后,民乐团的路还很长
王建发现,北大、清华的艺术团办的很好,是因为他们有艺术特长生的招聘制度,于是他和当时的团委指导老师向教育部申请招收艺术特长生。同年11月,教育部同意当时北京的九所高校实行艺术特长生招生。可由于批复时间太晚,来不及组织招生,当时的人大艺术团就派一些“散兵”去北大、清华的招生现场挖人。他们在门外等着,有表现特别好的同学出来后就把他叫过来,说人大也想招你。就这样,艺术特长生的招生制度为人大艺术团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当时王建带领的民乐团只招收了两个特长生,但加上当年新招入的普通学生,曾经面临解散危险的民乐团又恢复了活力。在首次演出后的第二年,同一日期、同一地点,民乐团又搞了一场专场音乐会。有人在演出开始后的几分钟,急匆匆地跑到图书报告厅,问“同学,请问民乐团的专场演出是在这里吧,我来晚了,还能让我进去吗?”
第二次演出同样是成功的,当时的王建和团员们沉浸在喜悦当中,认为只要维持下去,不断扩大自己在人大内的影响力就可以了,然而一件小事改变了民乐团的发展道路。
1996年底,乐团的部分成员应邀到清华大学圆形礼堂观看演出。一进礼堂,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惊呆了:清华大学的民乐团有六十多人,编制完整,很多乐器是人大民乐团从未见过的;清华大学民乐团演奏的曲目,是当时人大民乐团望而生畏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场景,王建依然感慨:“看了清华的演出,才觉得人家是正规军,我们是游击队。我坐在那的时候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忽然觉得原来我们的路还很长。”
回到学校,王建带领团里的骨干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向团委领导作了一次汇报,汇报的核心内容是:要在3—5年的时间里,把民乐团从一个小乐队建设成为一个标准编制的民族管弦乐队,达到甚至超过清华大学民乐队的规模编制和水平。
艺术总团团长:发展才是硬道理
民乐团成立之初,能有一场自己的演出是他们的梦想;而能到八百人大——被学生称为校内最高级别的演出场所演出,对于他们来说,则是奢望。然而1997年底,奢望变成了现实。当时民乐团和键盘乐队、室内乐队三支队伍统称为艺术团器乐团,王建兼任团长。1998年上半年,三个乐团独立为艺术团直属分团,王建担任学生艺术团总团团长。
那时的王建有自己的目标:传统的合唱、舞蹈和话剧三个分团在应有的水平和规模上继续发展,建立一支大约二十多人的民族乐团和一支二十多人的室内乐团及十人左右的键盘乐队。这样的规模和编制,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便可以成为一个实力强劲、形式丰富的学生业余文艺团体。然而两次偶然的事情,再一次改变了他的想法。
1998年3、4月间,王建去北京音乐厅观看为希望工程义演的交响音乐会。原本以为是专业团体,但台上演出的,却分明是清华大学70人规模的交响乐团。演出开始,清华大学校长致词,台下坐着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
原来清华不仅民乐团领先人大艺术团,交响乐团更是如此。“如果哪一天,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是人大艺术团的学生,是人大的校长上台致辞,台下坐着国家领导人,那该是多么自豪的一件事。一下让我觉得我的任务还很重。”王建回忆道。
另外一件事是1998年下半年,王建散步到人大附中,附中的宣传橱窗中展示了人大附中交响乐团赴日本演出的相关资料。其中一张照片中,乐队上方的演出横幅上赫然印着“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访日交流演出”。
王建想,在日本,或许人们不知道有中国人民大学这所学校,但看了演出和横幅之后就会有所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大学自己没有交响乐团来宣传自己呢?”
两件事之后,王建觉得,仅仅二十多人的室内乐团绝不能是人大艺术团的发展止境,中国人民大学,需要有一支编制齐全的学生交响乐团。这支乐团一方面要在同学中普及高雅艺术,另一方面要代表学校,为学校社会形象的树立做出自己的贡献。
随后,建立一支编制齐全的交响乐团成了王建和艺术团新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增加乐器和人员的编制;在校外聘请专业的指导老师,交响乐团逐渐发展完善。
从北京音乐厅到国家大剧院:光荣、梦想与超越
民乐团和交响乐团作为艺术团的核心团队,带动着整个艺术团不断向前发展。1999年底,民乐团建团4周年之际,在学校主管部门的策划和组织下,乐团第一次在校外举办了专场音乐会,地点是乐团成员之前从未想过的北京音乐厅。“大家都在憋着一股劲,希望演出那一天能够让到场的观众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演出成功后,王建高兴、紧张、兴奋,甚至流下了流泪。
交响乐团起步比民乐团晚,但发展迅速。2000年底,交响乐团首次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专场音乐会——“维也纳的气质”世界著名圆舞曲音乐会。实现了当初王建看到清华大学交响乐团演出时的梦想。
2000年11月份,王建正式成为艺术团的指导老师,从一名团员到民乐团团长、艺术团总团长再到指导老师,转眼间已经5年多。此时的艺术团有民乐团、交响乐团、合唱团、话剧团和键盘乐团及综合事务中心。规模、编制及管理等逐步稳定并继续向前发展。2001年,交响乐团与北京音乐厅鉴定合作协议,采取商业运作的票款分成模式,先后举办几场音乐会;乐团的编制也得以定型。
200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李岚清副总理接见艺术团的同学并观看了排练,给予艺术团“业余团体、专业水平”的高度评价。
2007年12月23日,艺术团在明德堂举办民族乐团和交响乐团的专场新年音乐会,这一天同时也是新落成的国家大剧院对外营业第二天。王建在民乐团走台时调侃说: “国家大剧院建成了,我们也该过去了。”
2008年首都大学生迎奥运专场音乐会的举办让当时没人当真的调侃变成了现实。王建牵头完成了前期联系筹备工作,并同指挥商量决定了演出曲目。演出当天,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党委书记程天权、常务副校长袁卫、副校长冯俊、副书记马俊杰等领导纷纷到场。艺术团用“光荣•梦想•超越”来形容这次国家大剧院之行。
美好的回忆
2008年下半年,由于工作需要及年龄原因,作为共青团干部的王建离开艺术团,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就在离开艺术团两星期前,王建又为艺术团的发展做了一件事。北京市大学生艺术团是北京市教委在1990年前后设立的一个组织,由各个大学的艺术团来承担具体演出任务,比如北大民乐团最好,就把民乐团的演出任务给它;清华大学交响乐团比较好,就把演出任务给清华,十几年没变过。人大学生艺术团一直“榜上无名”。2008年,北京市教委终于决定重新划分。王建专门为汇报设计了小册子,又准备了一大套材料、录了唱片。最终北京市教委在北大宣布,由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民乐团取代北大民乐团承担北京市大学生艺术团的演出任务。
王建在艺术团的13年里,艺术团从小到大,逐渐走上正规化建设。他设计了一套包括演出运营、艺术团创作、宣传、网站、内部管理、考评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模式。艺术团共推出10多张唱片和CD,“许多团体在找不到示范录音的时候就到人大艺术团网站上找我们的录音。”艺术团还多次赴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演出。在最后的几年里,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艺术团基本实现了资金独立,基本上不需要向学校额外申请经费了,这也是王建引以为豪的事情之一。
但他表示,国际化是他在艺术团期间尚未实现的目标之一。人大艺术团虽去过国外,但效果有限。
“过去的13年,我笑是因为它而笑,哭也是因为它而哭。”另外,在艺术团发展过程中,由于曾经经费困难,他自己学会了设计,每次演出的节目单、艺术团的网站等很多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包括摄影、录音等也基本都是自己干的。“我的一切爱好都在这里面,也是在这里,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感谢学校对我的培养。”他说。
(编辑:郑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