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结构大变革时期中国就业的新现象、新规律、新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山西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黄桂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闫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赖德胜，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丁守海等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
论坛同时吸引了来自学术界、企业界、媒体界等行业的近二百位人士参会。
论坛第一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丁守海代表论坛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结构大变革时期中国就业的新现象、新规律、新趋势》。
报告提出，2019年以来中国就业形势一改过去四平八稳的局面而变得扑朔迷离，调查失业率两次攀上5.3%却又很快回落，风险因素闪现闪离。需要用警惕的眼光看待当前就业，可以说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报告认为中国就业问题主要是局部性的，包括六个维度。
分行业看，受多种因素影响，汽车、电子通信、纺织等六大制造业、建筑、房地产、信息服务业等就业问题比较突出。
分地区看，东北和京津冀地区的就业形势最为吃紧。
分所有制看，民营经济遇到较大的困境，就业增长大幅放缓，就业景气度急
分规模看，小微企业形势低迷，就业海绵功能弱化。
分就业形式看，双创企业倒闭潮使自雇佣就业人数增长乏力；严格的城市管理体制使传统形式的灵活就业人数大幅下降，新就业形态能否及时补充还需时间检验。
分劳动群体看，大学生就业压力创新高，但已接近洪峰尾期；20-29岁青年人失业问题最严重，特别是20-24岁尤甚。另外就是初中学历者。
未来一段时间内有多重因素会冲击中国就业，其中既有以技术进步为代表的长期的趋势性因素，也有以贸易战为代表的短期性因素，二者叠加交织，使就业形势的演变更加复杂。
第一个风险点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这是短期的最大风险。贸易摩擦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很可能是非线性非均衡的：一开始由于加征种类并不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再加上加征的幅度小，对就业的影响不是很明显，一旦美国将火力转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并持续抬升关税，当达到一定临界点时，不排除某些行业在局部地区突然引爆失业风险的可能性。现在最要防范的就是风险的集中释放。
在对美出口的行业大类中，通用设备制造业等九个行业要格外关注，它们占对美出口行业直接从业人员的70%以上，对这些行业来说，引爆失业风险的关税加征临界幅度是略低于25%的水平。进一步的测算表明，目前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可能已触及失业风险点，它们有近500万直接从事对美出口的生产人员。
从地域分布看，对美出口的通用设备制造业典型地分布在：江苏无锡、常州，山东青岛、临沂，浙江温州、宁波等地；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典型地分布在：江苏苏州、常州，山东济南，广东佛山、东莞等地；金属制品业典型地分布在：浙江金华，江苏无锡、常州，广东佛山、东莞等地；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典型地分布在：浙江宁波、台州、温州，广东佛山、东莞等地。
上述地方应加强预警，做好相关行业的风险防范工作。
第二个风险点是企业亏损正在深化，如果继续下去，可能会引发企业倒闭潮特别是弱质民营中小企业的倒闭潮，把劳动力集中抛向市场。
第三个风险点是当下的工业经营困境可能进一步传导到生产性服务业，后者对工业景气度高度敏感。而仓储物流、信息传输IT等行业不仅吸纳大量劳动力，很多还是高质量就业岗位，受冲击的不仅是就业数量还有就业质量。
第四个风险点是技术进步吞噬就业。这是一个长期因素，多项指标显示中国技术进步可能正在越过一个阈值而加速排斥劳动力，这在制造业中非常明显。
第五个风险点是不断攀升的财政压力使政府进行直接的就业干预能力受限，政府在赤字财政和就业干预之间要做出更艰难的选择。
基于上述认识，报告对2019-2020年就业形势进行预测。如果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2%，那么非农就业增量仅400万，比上年回落近230万，这足以证明今年就业形势之严峻。进一步，如果2020年中国仍能保持6.2%增速，非农就业增量将有所恢复，但需注意，这种回暖主要是靠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租赁和商务服务等低生产率的传统服务业带动，不仅会拉低全要素生产率，更会拉低就业质量，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就业质量为代价实现的。
对于未来的中国就业，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首先，中国就业有足够的韧性。随着经济体量的不断壮大，即便稍慢一些的经济增速也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再加上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趋势，不太可能再出现大面积失业。在这种情形下，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与之前不同的变化，特别是失业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反应可能变得更平和，相应地，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平缓，这是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个新的运行规律。
其次，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矛盾正在转型，即从数量型矛盾转向质量型矛盾。放眼未来，不太可能出现大面积的失业问题，问题是就业质量不高，甚至下降。当前中国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低质量就业是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如何提高就业质量，是当前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为兼顾短期就业稳定和长期就业质量，报告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对贸易摩擦可能诱发失业风险的局部行业、局部地区，加快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或引导措施。
对汽车、手机等近期面临较大困难的行业要研究专门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不是孤立的，要结合产业政策、消费政策、税收政策、交管政策等进行。
要重视企业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从多个维度为企业减负，扶持政策应结合就业目标进行。
适当放宽对地摊经济夜间经济的限制，扩大灵活就业的生存空间。
在技术进步过程中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矫正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通过就业补贴等工具引导企业的用工行为，同时，要更关注青年失业群体的就业引导。
继续发挥好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用好专项债等工具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但也要兼顾赤字财政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在赤字财政和就业目标之间不能偏废。
重构未来的就业政策体系，积极就业政策要更加积极，目标从充分就业转向高质量的充分就业，为提高就业质量做准备；消极就业政策要更完善，进一步健全社会安全网，做好托底准备，防患于未然。
发布会第二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董事长闫衍主持，与会专家与嘉宾就当前就业形势进行了深入研判和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我国在过去这10年出现了就业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侧的拐点性的大变化，判断中国到底是招工难、招工贵、用工难、用工贵还是会有总体性的失业应该依据供给性的拐点性变化和需求性的拐点变化耦合度有多强。目前多种就业数据呈现相互背离，数据之间相关性弱，数据与宏观经济波动相关性弱的特征，要研究就业趋势，需要过滤一些不全面的就业指标带来的噪音和注重研究的深度。虽然当前经济内外压力不减，但就业形势比大家预期的情况要乐观。在目前大国博弈的关键时期，相较于结业中的结构性问题，未来稳就业更需高度关注总量性问题，保持稳就业的底线思维。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认为，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仍处于长期增长通道，而劳动人口的逐步降低使得我国劳动供求形势总体来说是需求增加、供给减少。过去处于二元经济下的我国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大，但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未来GDP增速对就业的影响将非常大，目前来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劳动报酬上而不是劳动数量上。第四次产业革命到来，新古典经济学对就业失业的解释和规律可能会发生失效，应当用自己的视角解释中国问题。展望近期就业问题，最值得关注的是中美贸易问题，但实际上贸易摩擦对就业的影响低于预期，但未来需关注地区性、结构性风险，提高就业质量。
山西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黄桂田表示，从工业革命以来，失业率的变化大体上是受长期性的经济景气或者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技术进步对失业率的影响不明显。总体上来看，尽管有多方面的研究，历史上的几次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总体上对劳动大规模持续的替代影响现在还得不出肯定和一致的结论，不过总体上过去的技术进步对就业不仅没有产生负面的影响，更可能是正面的影响。 但是现在的技术和过去的技术进步可能不一样，尤其是人工智能，它可能使得劳动和资本的比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需关注是否会带来大规模、全面、持续的劳动替代，对就业产生深刻冲击。另外还需密切关注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并进行监测，建立系统的监测数据，尤其是微观数据。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赖德胜认为当前我国就业形势稳中有变，但总体是稳定可控的，局部性就业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我国的经济总量和增长总量为就业提供了广阔的政策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现代化，宏观调控的工具箱不断丰富，稳就业的底气十足。目前的就业问题比1997年和2008年危机时压力更大，为应对这一复杂问题，应从三个优先着手。首先是稳就业政策在宏观政策要优先，应制定全面具体的稳就业政策。其次是教育优先，目前的专业结构需要改善，高校应进一步加大重视。最后是农村和农业发展优先，不仅将农村和农业作为就业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更要发展农村农业，鼓励和吸引农民工和大学生回乡就业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