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精致的人大校园，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都在发生新鲜的故事，有人在一勺池畔轻声诵读，有人在谨勤路上匆匆穿行，有人刚刚结束通宵的奋笔疾书站立窗前眺望远方，有人站上讲台翻开书本谈论古今天下，有人围坐一圈热烈讨论话题……这些风景一直在我们身边，年复一年，镶刻在人大地图里。
有很多人，值得歌颂；有很多故事，值得分享。智库建言、协创平台、百村调研、同辈关怀、法律援助、公共服务……每个故事都有人来了又走，都充满自信、惊喜和欣慰，也流淌着不安、失落和泪水。
本学期人大新闻网继续推出《光阴人大》系列稿件，讲述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希望通过他们的心路和足迹，分享人大精神、凝聚人大力量，珍惜这一段难忘的光阴故事。
第20期为您推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家新的故事。
“这是个很严肃认真的、高质量、有影响的国际诗歌奖，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国际上的诗歌奖。”2013年10月，诗人王家新获得韩国昌原第四届KC国际诗歌奖。谈及此次获奖，王家新说：“这对我不仅是一份很高的荣誉，它对我的生活和写作也会产生重要的激励”。
他是继北岛和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诗人，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甚至称他为“中国诗坛的启示录”。正如他在KC国际诗歌奖的获奖演说中所说，在三十多年的诗歌创作路上，他努力“让诗歌成为一种良知，一种语言的尺度”。
他是一位驻校作家，与校园有着不解之缘，多次赴欧、美、日等国大学访学、朗诵、讲座，参与国际写作项目。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提出并设立“创造性写作教研室”，使人大成为中国高校中率先开设创造性写作课程的大学。
他还是一位教师，主张“诗教”——以诗歌为核心的文学教育。他创新思维，“想打破传统的新诗研究框架，从翻译角度切入现代诗歌和中国新诗研究”，刷新人们的视野，力求填补文学史和诗歌史上诗歌翻译的空白。
三十年诗歌创作，“灵魂还是同一个”
出生于湖北西北部山区，成长于文革时期，早年的生活经历对王家新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由于父母出身不好，王家新在文革时期深感压抑，那种伤痛的感受植根于内心深处。“少年时代所经历的屈辱、压抑和痛苦”使他走向了文学，诗歌成了他“在那时唯一的寄托和安慰”。直至今日王家新老师依旧感慨——“也许，至今在我体内燃烧的，仍是早年的那种奇异的寒冷”。
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中，王家新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这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巨大转变。大学时期的他就立下这样一个愿望——“成为一个闻一多一样的诗人兼学者”。诗人之路一走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多年他始终坚守着本心。对此他坦言：“我的创作也经历了许多变化和调整，但我想灵魂还是同一个。变化的可能是写作的方式、手段，但是灵魂还是同一个。我也要求自己尽可能地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这个内心从早年一开始可能也就注定了。”
在全民下海经商的八九十年代，王家新选择了坚持。他坦言：“这对文学冲击很大，对诗歌冲击很大。诗人们不得不在一个边缘上坚持或放弃，很多诗人都是坚持不住了纷纷下海。”现在想起当时的选择，他笑语：“我只能说是守着自己的生活啊。或许我对生活要求并没有那么多，我不向我的邻居看齐。生活，只要能过就行了。我认为，创作文学，艰苦点也挺好，甚至是必要的，这是你对生活一种很真实的感觉。我也只能如此，守着我所热爱的诗歌和文学。”
韩国昌原第四届KC国际诗歌奖颁奖现场
从《帕斯捷尔纳克》到《田园诗》到《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的诗被认为是“能够代表80年代和90年代的诗歌创作”，他也被称为“90年代最重要的代表诗人”乃至“当代中国诗坛的启示录”。谈及自己诗中的“时代感”和“大担当”，他认为自己始终是存在意义上的写作者。在王家新看来，所有的写作都是立足于自身的存在，并有着一种“个人性”的前提：“我首先是从个人的身份对我们的生活进行担当。但诗歌，如果忠实于个人，诗人深入自己的生活与命运，那某种程度可能也写出了一个时代。人们谈论担当的时候首先要看前提，我不是一个那种大而无当的诗人。”
“让诗歌成为文学教育的一个核心”
诗人、驻校作家、诗歌研究者和教授的多重身份使“诗歌”和“校园”的紧密联系在王家新身上有更深刻的作用与表现。
他特别提倡创造性写作（诗歌方向）课程的开设和发展，他认为“大学文学教育还是应该以诗歌为核心”。中国传统的教育就是诗教，而在西方传统价值观中诗歌是也是文学教育的最核心的东西，是语言文化的精粹。
王家新教授在课堂上
王家新认为，“人大作为一所以人文社科为重点的大学，在文学方面必须站得住脚。开设‘创造性写作’这门课，请一些驻校诗人，我觉得对人大这样一所大学是非常有必要的。”在这个小说、电视剧、传媒占据主流市场，诗被挤到一个边缘的时代，王家新对人大有着很高的预期，“像人大这样一个大学，应该是清醒的，诗应当成为文学教育的核心”。
2007年9月到12月，王家新应邀到美国科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担任驻校诗人并在纽约等地讲学、朗诵，这段经历给了他很深的感触。“它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上课，而是在那里朗诵、讲座，参加文学文化有关的活动，与学生交流，产生了非常富有实质意义的交流。”王家新教授欣喜地表示，科盖特大学学生翻译了他的诗并被加拿大某著名诗歌杂志刊载，由此产生了不小影响。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特意邀请他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朗诵。而美国爱荷华大学舞蹈系学生以他的诗《橘子》编排舞蹈，纽约时装学院请他去朗诵，这些经历令王家新教授感受到诗歌在西方教育界的巨大生命力。
王家新老师为这些经历感动，并由此坚定了开设“创作性写作课程”的决心。“人大很多专业都有爱好文学的学生，他们兴趣很大，很多学生素质也不错。我们能给爱好文学诗歌的学生提供一些指导，使他们受益。”其中，王家新教授尤其重视翻译，“因为翻译是一种实践，是一种很好的训练，训练学生对文学的敏感，对语言的敏感。中国新诗自它草创就和翻译密不可分，没有翻译这一切无从谈起。”
“诗歌从来不会死亡”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立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王家新90年代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显露出了自然感发的力量。在他看来这种两难的处境，不单是中国知识分子才有，只是中国知识分子感受得更强烈、更深刻，这是我们必须承受的命运。
王家新教授接受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石江山的电视采访
在当代中国，诗人的面貌和内心都是多种多样的，有像王家新一样在大学教书的，有边做生意边写诗的，有在家当自由撰稿人的，也有到处流浪的诗人。在他眼里当今诗坛是一个美好的今天：“我觉得中国目前当代诗歌的状况还是蛮好的，比前些年要好。诗人的生存状况，包括他们作品出版和发表的状况，也比以前要好，现在也没有听说有哪个诗人日子过不下去了。如果说真的有很不错的诗人日子过得很艰难，会有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中国这些年大众文化掺杂着商业文化的兴起和泛滥，在文学的领域中现在就是市场、发行量和票房成为一个判断文学的标准和尺度，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被掩盖了。”王家新教授对中国当下的文化现状存在着不满和遗憾，但他对诗歌从来不悲观，他坚信“中国还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有媒体炒作‘诗歌死了’我觉得很荒谬，诗歌从来不会死亡，只要人心不死，只要我们伟大的语言不死，诗歌就不会死亡。诗歌依然有它们的读者，在今天这个时代依然如此。”
显然，诗歌仍未死亡。去年王家新在中央美院举办的诗歌朗诵会，寒夜中四五百位听众流露出的对诗的热爱与敬重，让他愈加坚定“中国还是有很多热爱诗歌的人，因为物质世界并不能全部满足他们内在的需要”。
在韩国领奖和朗诵期间与韩国诗人在一起
“我想，我们的民族文化中一直有诗歌的基因，我们要把它发掘出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光阴人大》专题第20期团队
总策划：郑水泉
策 划：高燕燕
编 辑：谢天武 孙浩爽 阴志璟
美 工：刘丹怡
文 章：文学院新闻中心
图 片：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