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中国人民大学
纪宝成：人民大学主办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今年是第四届了，人大比较早地认识到在新世纪我国全面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于2001年开始举办了第一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一年一个主题，第一届主题是“高举人文社会科学的旗帜”，第二届“与时俱进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应该说是造舆论，让大家重视人文社会科学。
去年举办的第三届开始转入专题，“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今年确定了“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中的中国”的主题。前两届主题的确定主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在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与现在党中央强调的全面发展观是一致的。由于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揭示的各种规律在实践当中的应用，所以发展观前些年还是有偏颇的。
去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主题，强调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强调从2001年开始到2020年本世纪头20年是个战略机遇期，2003的专题就围绕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想干什么、做什么、为什么是战略机遇期、怎样抓住战略机遇期的机遇，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目标来服务的。
今年的题目“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中的中国”进一步具体化。确定这个题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考虑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给我们的过渡期已经非常有限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如何来适应经济全球化这个大的趋势，怎么样适应世贸组织的各种规则和机制，我们的政府和企业界都在努力，在这个时候来回顾和探讨一下是适宜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金融体系是核心中的核心，不仅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金融的问题越来越重要，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金融体系，国际资本的流通问题，各种货币的问题，汇率的问题非常尖锐，世界金融货币体系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很大，对我国当前乃至相当长时间内的影响都会很大。基于这样一些认识，今年就选择了这个论题。
教育的改革和信息技术的革命
《新京报》：在这次的系列分论坛中，我们注意到“教育与信息技术革命、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是其中的重要论题，您作为一名中国著名大学的校长和教育管理专家，能否给我们谈谈教育与信息技术革命的基本内涵是什么？这场革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将提供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纪宝成：教育革命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进行，积累了不少经验，人大的成立本身就是一场教育革命。新一轮的教育革命，现在一般叫教育改革，它是与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是我国社会深刻变革的组成部分。这场教育改革更具有全面性、社会性，它可以说是构建一个新的体制、新的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教育改革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包括体制的变革，而体制的变革也是多方面的。包括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招生体制、毕业生就业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等。其中，内部管理体制还包括行政、人事、后勤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因此，这个改革是全方位的。
除了体制方面的改革之外，还包括教育、教学等方面的改革，如教育观念的变革，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调整，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教学方案、教学内容体系的革新，教学管理体制的调整与创新等等。
这场改革进行到现在，从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全面考察，不但跟1970年代、1980年代相比有很大的变化，与1990年代相比也有巨大的变化。这场教育革命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自清朝末年引进西方现代高等教育以来少有的一次深刻而广泛的变革，这次变革依然在进行当中，还没有完全到位，大概要到2010年这个改革才能完成。
这场改革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中国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变革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教育管理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教育改革中有三句话：管理体制改革是关键、教育教学改革是核心、教育观念的变革是先导。这场改革始终把优化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办学规模，实现大众化高等教育和实现教育公平当作重要目标。管理体制改革把部门办学取消了，变成了中央和地方两级办学为主的体制，原来条块分割封闭办学的格局已经被彻底打破，这场波澜壮阔的教育体制改革一举打破了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局面。
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不仅对中国产生了影响，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面貌，在国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和韩国都在认真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情况，借鉴中国的改革经验。日本从今年的5月1日开始把所有的高校全变成法人单位，也开始合并一些学校，这是学习中国的做法。
信息技术的不断革命，对人类生活，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当然，这不仅仅靠信息技术，还包括了信息技术的各种政策。全社会在关注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怎么应用，信息技术产生的影响，引起人们生活、工作秩序发生的变革，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和进程。这样的信息技术革命走向如何，将对人类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哪些正面影响，同时又提出了哪些挑战，这些都是当前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在信息技术革命汹涌澎湃的浪潮面前，我们的国家应该怎样利用信息技术发展我们的经济，促进我们社会的全面进步，怎样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人才培养等等问题，都是一种新的挑战。高度关注信息技术革命，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方针。
不能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新京报》：我们曾经了解到您以一张桌子的诞生，来形象地比喻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性。现在社会上也已经越来越重视，您认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完成怎样的宏观命题？
纪宝成：我曾经讲过造一张桌子既需要自然科学知识，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将知识划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是认识上的划分，一旦回到实践中来，包括造一张桌子这样简单的社会活动也是需要多学科知识共同起作用的。比如，治理环境污染，他不单单只是需要化学、生物学的知识就够了，他可能还需要地理、物理、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知识。
生产力不等于高新技术；它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发展概念。参观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时，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科学不等于技术，技术不等于产品，产品不等于市场，市场不等于效益。”科学如果最后要转变成效益的话，是各方面知识、各种力量的综合运用。有了技术只是有了产生效益的可能性，把技术转变成产品的话，资源的组合要考虑，资金在哪，人才在哪，怎么进行资源配置，价格是多少，利润是多少，市场在哪里，还有各种营销知识。
我多次提出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现在提出全面的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纠正早一段时间在发展中的某种偏差，某种问题。原来的社会发展观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忽视了以人为本，为产值而产值，为GDP而GDP，其实产值也好，GDP也好，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文社会科学在这方面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价值导向，一种人文关怀。全面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大有作为。社会各方面应该共同努力，营造一个适合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如何营造呢？正如江泽民同志2002年4月28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提到的那样，现在的关键在于落实。首先要认识到位，包括各级党委和政府，社会的方方面面，要建立一个对人文社会科学及其作用的正确、科学的认识。第二，要在制度设计上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真正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现在制度设计上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存在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歧视。比方说院士制度，人文社会科学就被排除在外。第三，投入上，国家在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投入悬殊巨大。另外，制度性歧视还很容易造成不利的社会导向，造成社会上认为自然科学重要，人文科学不重要的错误认识。
人民大学要起担纲的作用
《新京报》：我们也同时注意到，国家提出要将中国人民大学建设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这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变革中，将承担怎样的独特作用？
纪宝成：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高等院校，我们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有一种发展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的担纲意识，要起担纲的作用，骨干的作用。
我们现在不但利用各种场合呼吁发展繁荣人文社会科学，也有实际行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就是一种行动。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人大承担的项目连年排在第一位。所以，应该说人民大学一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向社会证明人文社会科学是值得重视，应当得到重视的。在发扬优势的同时，人大也注重发展适当的理科和必要的工科。为培养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人才，人大也必须适当发展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的理工科，让学生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共融的良好氛围中成长。继改建数学系后，今年，人大筹建中的理学院推出了化学系，明年还将成立物理系。我们的目标是，将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相结合的“国民表率，社会栋梁”。
教育为什么不能产业化、市场化
《新京报》：上个世纪，大家都十分热衷谈教育产业化这个命题，可是经过几年的发展，很多人对这个命题提出尖锐的批评，主要担心由于教育产业化直接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下降，纪校长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纪宝成：一直以来我反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提法，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我们现在讲的教育不是培训，培训是可以市场化的，我们讲的是国民教育。国民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一种公益事业，从经济学上来讲，他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教育消费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也就是固然对受教育个体有利，但最重要的是给他人、给全社会带来好处。教育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应当主要由政府来办。我国目前对私立学校的理解，我认为还有些偏差。私立学校不等于私人的学校，私立学校也是社会公有制的一种组成形式，私立学校只是表明它的办学资金是非政府的。如果把教育产业化，把国民教育办成盈利性事业，势必危机党的教育方针的全面贯彻。
当然，教育产业化如果指的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机制引入到教育中来，提出教育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这些提法都是可以的。比如通过某种市场的方式引进人才，这是正确的。比如高校后勤可以产业化，或者准产业化，但这不是教育产业化，只是由于原来计划经济把本来应当产业化的东西变成了非产业化的东西，现在还其本来面目罢了。
科研成果要转化成生产力采用市场化的方法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不是教育产业化。
发展国民教育是政府的责任
《新京报》：但是，显然教育产业化的概念在我国相当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您如何看待这种影响？
纪宝成：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对中国教育改革气了误导的作用，至少在局部地区误导了。
发展国民教育是政府的责任。1996年中国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降到了2.44%，这是世界最落后国家的水平，世界平均水平是5%，中央在1990年代初颁布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提出要达到4%，长期以来都得不到实现。很多地方政府官员把教育的责任推给了市场。
目前，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适当收费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我国在1997年完成了高等学校适当收费的并轨改革，取得了成功，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向中国学习。中国的老百姓望子成龙的心态是中国教育高速发展永久不息的动力。适当的收费是可以的，但是，不能片面地利用百姓的这种心态。
现在高等教育大概收取20%的成本，甚至准成本收费也不是不可以，目前民办学校采取的就是准成本收费的办法。但是以教育来盈利，我个人是完全反对的。一方面，办教育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另一方面，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合理收费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保证我国教育持续发展的重大政策。但是要警惕有人想发教育的财，要警惕有人甩政府财政的包袱。
教育财政性拨款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2003年达到3.43%，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但这仅仅是一种恢复提高。如果保持一定增长，4%的目标就有望实现。中国教育投入那么低的历史决不能重演。4%的比重可以稳定一下，但要持续提高，政府欠教育的钱太多了。
《新京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实现中国教育经费持续成长的机制？
纪宝成：每年教育投入的计划应该由全国人大审议，人民代表大会对于最重要的公益事业，应该有权知道。因此，在每年的预算中应当将一些重要的公益事业，如教育、卫生、科技、社会治安等的经费预算详细列出，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原文链接：http://www.china-b.com/zixun/zgrmdx/zixun_53953.html
（编辑：艾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