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以一如既往的活跃状态迎接70华诞。这座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重镇，历经数载风云变幻，皆以“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的卓越精神濡染着岁月，而今进入新世纪，又以崭新的面貌展露于世。
然而，此番被誉为“翻天覆地”的变化，岂是弹指一挥间的短暂和轻松，其间凝聚了多少积极的探索和求真的实践。六年多来，作为一校之长的纪宝成引领中国人民大学在改革中发展，在调整中前进，在管理中提高，不断谋求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或许是职责所在，或许是角色使然，从成为人民大学校长的那一天起，纪宝成就不曾离开公众的视线，作为一名学者、管理者更是一位教育家，其创新的胆略和挑战的气魄令人印象深刻。
为人文社会科学呕心沥血
岁月如歌，重回起点。2000年9月，已过天命之年的纪宝成十年后再回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昔日的感念之情涌上心头，在接任人大校长之际，他深感责任之光荣，压力之重大。
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6年后再看人大，这里已是风光殊然，景致无限。
在众多的高校评比中，人民大学用实力说话，这让纪宝成颇感自豪和欣慰，“我们拥有5个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以及1个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居全国高校第一；我们拥有13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名列全国高校第一；我们还拥有全国重点学科25个，总数居全国高校第五，其中社会科学居全国高校第一。在连续九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中国人民大学获选22篇，在人文社科领域位居全国高校第一。”、“在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的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学科评估中，我校的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5个一级学科整体水平排名全国第一，总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三位，而且政治学、农林经济管理、历史学、工商管理也取得了较好的名次。”
雄厚的学科实力是人民大学力主创新发展的缩影，追寻变革之源，是纪宝成上任伊始带领中国人民大学全体教职员工确定的工作思路：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以“1231”的整体工作思路开展工作；以“大楼、大师、大气”、“人民、人本、人文”的办学理念，“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及“真情、真想、真干”的行动纲领更新了办学理念，从而为学校教学、科研、管理与服务等方面工作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学校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这其中， 开创性的“1231”工作思路，具体说来就是：一个高举——高举“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旗帜；两个规划与建设——搞好学科规划与建设、校园规划与建设；三个抓实——抓实改革、抓实调整、抓实管理，在改革中发展，在调整中前进，在管理中提高；一个投入——千方百计筹措办学经费，空前规模地加大投入。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战场，人民大学尤其敢为人先，以“舍我其谁”的气概，积极倡导、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纪宝成回到人大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新世纪要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策划的第一个会议——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50周年纪念大会的主题就是振聋发聩地高调倡导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学校领导和有关专家学者也纷纷著书立说，呼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他们组织一年一度的高水平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在人大学者的积极参与下，国家大型文化工程《清史》纂修工作正式启动；学校成立孔子研究院，在全国率先组织发起编纂《儒藏》，开始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系统研究和总结；25位专家入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课题组；2005年，人大又成立了国学院及国学研究院，大力倡导国学研究和教育。
众多科研项目的启动，激荡起人文社科的阵阵波澜。纪宝成重视基础学科的建设和基本理论的研究，提出要“入主流、在主流、壮主流”。人民大学在用行动践行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创新与发展，充分发挥为国家建设而建言献策的“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始于2002年的“三大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报告》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已形成品牌并引起广泛社会反响；中国经济发展预测、中国发展指数研究、中国创新指数研究等重要成果发布也引人注目，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足见人大教师的功力。
在人民大学，人文社科的研究是“风景这边独好”，与此同时，理科的建设是“小荷已露尖尖角”。对于“主干的文科，精干的理工科”的学科发展构想，纪宝成颇有心得：“我校筹建理学院，其中化学系、物理系的成立，在海内外都引起了反响。我们发展精干的理工学科，不是点缀，不是时尚，而是为了实现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与自然科学学科必要的交叉融合，促进科学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同时也是为了在校园内实现文科思维方式与理工科思维方式的结合或融合，形成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有利于人才健康成长的校园氛围。”
为培育栋梁之才铸就“大楼、大师、大气”
“满道欢声，盈门喜气，三千家户。宽室花厅，窗明几净，真个撩人妒。几多期盼，几多等待，曾有几多悲苦。到而今，安居圆梦，杏坛盛事新举！”
人民大学教职工乔迁新居后，纪宝成著《永遇乐•贺教职工乔迁之喜》一词以抒胸臆。这是学校以商品化、货币化、社会化的改革思路，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成功实施校园置换，实现了教职工居住条件和办学空间的双改善。
回首纪宝成上任之初，面对的是“一流大学，三流校园”的旧貌。狭小破烂的校园、破损拥挤的校舍、老化的基础设施……一幕幕残旧沧桑的景象使深怀母校情结的纪宝成感到痛苦，所以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办学空间成为他上任以后的头等大事。经过一番“人大模式”的创新举措和几年来马不停蹄的建设，如今的人大是“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增新”。一座兼具浓郁人文气息与现代气息的大学校园呈现在世人眼前。
一方净土别有洞天，纪宝成谈及校园建设颇感欣慰：“六年来校园建设工作接近过去五十年总和的两倍，我们有国内高校面积最大的体育馆，高度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楼、明德楼，古风古韵的百家园与百家廊等园林建筑。而且，人大教职工的住房面积已跃居全国高校前列，实现了每位教授都有一间工作室、副教授两人一间工作室的目标。校园置换争取了时间，赢得了空间，凝聚了人心。”
注重大楼的同时，中国人民大学注重大师。2005年，经深思熟虑，人大聘请了红学大师冯其庸担任国学院院长，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担任新闻学院院长。各路学者纷至沓来已成为人民大学的另一个亮点。
对于师资队伍建设，纪宝成颇感责任重大：“聚集人才，为培养大师创造良好的环境是一校之长的责任之一。一所大学不仅要推崇大师，吸引大师，还要成为培养大师的土壤，让大师充分展现他们的光芒，让有潜力的在这样的土壤上健康茁壮成长。”
引导有方，举措有力。纪宝成大力倡导“走出去、请进来、沉下去”的师资建设方略：“‘走出去’是把自己的教师送到国外深造，这有利于增强学校的国际性；‘请进来’是通过各种渠道吸引海外、校外的人才到人大工作或讲座，这有利于学校与社会、国内与国际的良性互动；而‘沉下去’是让教师深入到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线，更多地了解国情，更多地了解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和目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做到学以致用、用以助学、学用结合，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方略之外，纪宝成以为大师的养成更在于风气。
“人大论坛现象”折射出的学术视野、学术氛围、学术气度和学术胸怀，正是纪宝成所提倡的“大气”。一年一度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义不容辞地擎起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旗帜；黄达—蒙代尔讲座、吴玉章学术讲座、中国资本市场论坛、大法官讲坛、共和国部长论坛、国学论坛……一场场高规格的论坛一次又一次地激起了前沿、深刻而犀利的思想火花。
当沸沸扬扬的论坛重归平静，纪宝成点出了“大气”的精髓所在：“大气就是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统一，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不可缺一；大气要具备开放精神，要以开阔的视野与外界交流；大气还要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会中外学术有容乃大，凝古今正气无欲则刚’，正是人民大学所追求的大气风范。”
籍由着饱学之师、巍峨之楼、浩然之气，凝练出人大学生特有的精神品格。
对于人才培养，纪宝成有永恒的追求：“我们对学生提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培养目标，‘明德博学，求是笃行’的学术品德。当学生毕业走向社会时，使其能够成为‘合格的公民’、‘有创意的公民’、‘道德才艺堪为典范的公民’。”
在纪宝成看来，“大学之大，乃学生之大”，所以，人民大学对学生的培养原则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锐意创新，注重质量；而在学校的发展进程中，“以学生为本”是前进的方向与动力。
在人民大学的各个学院，随处可见的是形式多样的教学模式：模拟编辑部的情境教学、诊所式法律教学、知识产权课的互动式教学、西方哲学史的“问题式”教学……足以让学生身临其境，领略学科的魅力。
根据学生个人特点因材施教是人大教学的显著特点，而合理的制度又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催化剂。在这里，主辅修制度、第二学士学位制、本硕连读等灵活多样的制度增加了学生选择学习的权利，促成了培养方式的多样化。
在培养人才的诸多能力中，纪宝成尤为重视创新能力：“我校在本科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设计上强调‘拓宽专业、夯实基础’，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同时，在高年级设置系列专业方向，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强调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确定一些专业课使用外语教学和外文教材，扩大外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数量。”
新人辈出，各领千秋，源于人大对各类人才培养的创新举措。
在经济学院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实行了基地学生导师制、学生科研竞赛、学生科研项目资助、学生暑期学术旅行和经济学数学班等举措，探索出了一套经济学人才培养的模式。
在财政金融学院，推出了“高级金融教学实验项目”，聘请了国外一流大学教授、实行双语教学、进行课程体系创新，目的是培养出“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可以自由往返、自由漫游的人才”；同时，财政金融学院还在全国率先启动了“经济政策与财政金融管理（PEFPM）”学位项目，采用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与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共同培养研究生。
人大还有另一道著名的风景，精彩纷呈的论坛和讲座让人大学生饱尝“精神大餐”。此时，纪宝成的目光里似乎多了些许光彩：“人大学生是非常幸福的。平均每周有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召开，每十天有一位外国大学校长来访，每月有一位外国著名学者政要来讲演，让学生有了更为广泛的知识更新的活力。”
接续文脉的震撼之举
“正是一年秋风爽，更天清气朗。庆语贺纷纷，锦簇花团，喜气眉梢漾。神闲气定心头亮，起步旌旗壮。此去细登攀，佳绝风光，最合登高唱。”
2005年10月16日，引人关注的新中国第一个国学院在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纪宝成兴奋之余，当即作下《醉花阴•国学院开学典礼》一词。
当下文脉断裂，国学边缘化，纪宝成早有感叹，“当我们的青少年对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鹜但却不知道屈原、司马迁为何许人，当我们的大学生能考出令人咋舌的托福高分但却看不懂简单的文言文，甚至连中文写作都做不到文从字顺，那么，我们可以断言，我们的文化教育一定是在哪个重要环节上出了问题，出现了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危机，是民族振兴、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加以正视并克服的障碍与挑战。”
这也许是纪宝成在人大首开国学院的初衷，然而在历史上，重振国学之音早已有之，“尽管曾有人创办过各类国学专修学校，出版过多种国学刊物，大声疾呼重视国学、重建国学，可往往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曲高和寡，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学被边缘化的颓势。”此次开办国学院，纪宝成是深思熟虑，力排众议。他此前曾先后在《南方周末》、《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国学不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要“重估国学的价值”，并竭力主张“接续文脉，重振国学”。
博大精深的国学如涓涓细流，是亘古常青的资源和财富。在纪宝成看来：“儒家所倡导的‘德治仁政’治国理念，道家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哲学思维，法家所主张的‘信赏必罚’管理方略，墨家所宣扬的‘兼爱交利’文化精神，兵家所阐发的‘避实击虚’行为科学，均已积淀为普遍的民族心理和宝贵的历史财富……国学是走向新的时代的起点，建设新型文明的资源。”
国学院成立之初就使人注目。第一届、第二届学生来自人大各个院系，通过考试遴选出的58名高材生。2006年对外自主招生，报名者踊跃，其中不乏对传统文化、历史了解相当深厚的学生。开学典礼上，纪宝成还特意转赠南怀瑾先生的一句话，“若有求全之毁或不虞之誉，皆当付之一笑，不足论也”，以此鼓励首届学员。
重振国学不是一时之举，对国学院的长久发展，纪宝成有过深思熟虑：“不仅仅是教学内容和科学研究的创新和尝试，我们将面临学科制度、学位制度、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挑战和突破。我们将高度重视文、史、哲的整体性教学和研究，高度重视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的一体化教学和研究，坚持课程的主体性，坚持人才培养目标的明确性——培养当代所需国学人才。”
只有创新国学教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纪宝成对课程设置有自己的想法：“课程将依据国学教育的特点，实行分阶段实施、由低向高、循序渐进的新模式。通过各有侧重、逐步加深的三个阶段学习，使学生逐步掌握国学基础知识、国学精深意蕴和国学治学方法。六年不能说就‘学贯中西’，但至少要为‘学贯中西’打下基础。”
对于国学的教学方式，纪宝成亦有深入的思考：“教学方法会借鉴古代教学方法和当代西方教学、培养方法，以经史子集的研习为主体，除了文史哲，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要配套，西方文论、西方学术方法、中外思想比较等都要专修，并探索、寻求中西教学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和创新。”
在组建国学院的同时，人大还成立了国学研究院，两者将并驾齐驱，互为资源，相得益彰。纪宝成考虑得很全面：“与西方学术理念不同的是，国学注重将学术教育与人才培养融为一体。重建国学，决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回归与重复，而是要以现代的理念指导国学的重建。所以国学的研究方法也需要不断创新。在借鉴传统方法的同时，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改进国学研究。另一方面，随着对外交流的拓展，还应充分吸收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
当人大人以实际行动迈出重振国学的艰难步伐，纪宝成以为弘扬国学当举多方之力。“增加传统节假日，对涵养民族之根、弘扬民族之魂、传承民族精神将起到促进作用。”连续三年，纪宝成在全国“两会”上提交建议或议案，建议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担任中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组织编写了《中国古代治国要论》，以这本具有创新意义的公务员教材向世界说明：国学是建设新型文明的资源。
赤子之心关注国计民生
“每次身份转换都是新任务的开始”，纪宝成这般看待自己人生的四个阶段。纵观他的经历，不难发现学者和管理者两种身份，而站在管理者的高度上履行学者职责，造就了他理性而又热情，务实而又理想主义的品质。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经层层破格晋升，纪宝成曾是中国人民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刚考取研究生的那个时代，我们欢呼感怀社会的变化。”纪宝成说。从1978年攻读研究生到1991年离校就任商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在人大的这段时间里，纪宝成非常珍惜重新学习的机会，求知欲旺盛。那时他先后在《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直到现在，纪宝成对其中一些文章仍记忆犹新：“像《市场机制与经济改革》、《买方市场质疑》、《级差地租研究》等，即使今天看来，除了当时的一些政治性语言外，观点基本正确。”纪宝成说，当时自己主张改革，但不是激进派。
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还占主导地位，人们普遍对商品流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等概念讳莫如深。“不是激进派”的纪宝成此时已对此有了自己的思考。
1981年，作为一名经济学硕士，纪宝成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上发表文章《试论商品流通渠道》，批驳了狭隘的商品流通渠道观念。在那个特定时期，他准确地看到了商品流通与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大胆论述了“市场作用”。
1987年，纪宝成第一部学术著作《商业活动论》出版。萌动于毕业留校任教之际的这部著作融理论性、应用性于一炉，在商业经济理论教材专著匮乏的年代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在商业经济研究领域，纪宝成提出的“以产品的市场实现为中心组织商品流通”的原则，关于“商品流通渠道分析”中的独到见解，关于“买方市场”的质疑，关于建立开放式、可控型的商品流通体制的主张，都曾产生广泛影响。他领衔合著的《商品流通论——体制与运行》更是对中国商品流通领域的改革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4年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纪宝成主编的《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秩序研究》获得一等奖，并于2005年荣获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正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走向纵深之际，该书被认为是弥补了市场理论研究的缺陷，此间的市场秩序和谐论和建构演进秩序论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在实践上有助于深化我国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
在贸易、物流、市场营销领域享有学术声望的纪宝成被认为是将西方市场营销理论引进和介绍到中国的先锋之一。1992年，他编著的《市场营销学教程》成为本领域获得国家级奖项的第一本教科书。在市场经济改革发轫之初，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这本教材始终将视野对准企业的市场营销，同时尽可能地摆脱西方营销模式的束缚，立足于中国的市场和企业，探索中国营销学的特色。针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化，几经修订，纪宝成领衔的“市场营销专业系列教材建设” 于2005年荣获中国教育界最高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一系列的成果和荣誉记录着纪宝成学术道路的延伸与拓展。也许曾经三个十年的角色轮转是纪宝成一生的宝贵财富，历练出了他认真踏实的态度、理性活跃的思维和统览全局的能力。而这些又在他进入身份转换的第四个十年之时得到升华。
“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盲目海外上市，已成为危及中国战略利益的核心因素之一，必须对此进行规范。”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纪宝成率先提出海外上市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应逐步回归A股的政策性建议，激起业界、学界和传媒界的多重反响。面对质疑，纪宝成说：“有学术分歧很正常，我的话老百姓赞成。”
短短一语的自信源于对国家与时代发展的敏锐感和责任感。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企业对海外上市可谓趋之若骛，截至2005年底，中国海外上市公司总数达到310多家，其中80%是我国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优质国有企业。对此，纪宝成从国家产业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明确指出，大规模优质企业都到海外上市将导致中国资本市场的空心化和边缘化，削弱资本市场价格功能和稳定性，并产生巨额上市成本，变相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为此，他提出，要从国家利益和发展战略的高度对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进行分类管理，对带有垄断性、关涉国计民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海外上市进行必要的审核和管制；取消海外上市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海外上市企业有序回归。
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纪宝成相继于2004年全国“两会”提出要加强国有资产监管、2005年全国“两会”提出关于制定《国有资产法》的议案。在2006年7月的“首届中国产业安全论坛”上，纪宝成强调必须厘清思想上的错误认识，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认识产业安全的重要性，正确认识和处理好FDI、市场结构与产业安全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企业、地方政府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在避免极端自由主义的同时，要防止新闭关锁国论。
一次次引起业界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强烈反响，推进了国家有关决策部门制定有关法律和政策的进程，纪宝成的铿锵直言可谓影响深远。而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审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纪宝成的大声疾呼同样振聋发聩。
“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早从1995年至今，纪宝成著述不辍，从战略上为我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有效探索，努力写好“教育与市场经济接轨”这一篇大文章。
纪宝成在教育研究中使用了经济分析的方法，指出市场经济最本质的规定性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原来高等教育体制中存在的以“一包、二统、三分割、四封闭”为特征的旧观念、旧方式需要相应更新；但一些内在问题则不能简单地直接与市场相联系，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要考虑市场需求更要考虑社会需求。 2006年3月，针对泛市场化的思潮，纪宝成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清算教育产业化”。“在我个人看来，越是处于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市场对社会对人们的影响越大，就越有必要保持某些领域的相对独立。”他明确指出，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不适用于国民教育；清算教育产业化的恶劣影响，就要进一步高举立学为公的旗帜，完善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的教育投入体制；反对教育产业化不等于教育不讲求经济效益，不等于不鼓励民间办学，恰应继续积极鼓励、大力扶持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
“卫星要上天，马桶也不能漏水”，浅近的话语深处是纪宝成对当前高等教育的理性分析：“不仅要在量的方面，而且要在质的方面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
司职教育部之时，纪宝成就领导修订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统计口径和毛入学率的计算方法，为客观评价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和科学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提供了现实依据，并参与了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事业。源于他教育管理生涯的专著《世纪之交的高等教育——规划、体制与发展》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反映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有价值的历史性文献。见证了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露端倪以及持续了7年的高速大发展，纪宝成感怀颇深：“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催生了新模式、新格局”。以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学养，他更睿智地看到了影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和谐发展的诸多问题和矛盾。2006年，他撰写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挑战与对策》，针对当前高等教育落实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明确提议要防止盲目继续扩大规模，转而采取低速增长、稳步发展的方针，要完善教育结构，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提升质量保障，提升国际性水平。
因其杰出的教学科研成就，纪宝成被国内外20多所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名誉教授称号或被聘为兼职（客座）教授；因为“对我国宏观教育政策、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纪宝成当选2006年度中国十大创新英才；2006、2007年，纪宝成连续应邀参加“东北亚名人会”，与中日韩三国政治家、企业家、学者和文化界名人共商东北亚合作发展繁荣大计。
面对来自各方的荣誉与关注，纪宝成说：“我只是不怕争鸣，道理越辩越明。”而在他心底，也许另有一句话“大丈夫矣！干成事业，响在无声处”。
来源：作家出版社北京文化热点丛书《第四届十大中华经济英才》2007年1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