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分配减少现实矛盾
建设和谐社会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是社会差距扩大，包括城乡差距、东西差距、阶层差距等。代表委员们认为，调整社会分配，提供公平机会，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第一步。
上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邓伟志委员说，缩小贫富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他说，邓小平同志有三句话，第一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二是共同富裕，第三是不能搞两极分化。这三句话是一个整体，辩证统一，不能偏废。
专家分析，近些年来，我国在劳资分配关系中明显呈现“资高劳低”的趋势。据测算，1989年，我国劳动者工资总额占ＧＤＰ的15．7％，1997年降低到12．7％，2003年进一步下降到12．3％，如果考虑到这期间我国新增了上亿劳动者，则劳动者在分配中地位下降的幅度是惊人的。有数据表明，深圳和广州20年来打工者收入仅仅提高了68元。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代表说，这是一个资本单赢的格局，必然演变为劳资双损，它的长期效应已经损害了社会和谐。
针对此，邓伟志委员说，要改变分配中“资高劳低”的现象，尤其要处理好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的关系。社会保障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第二次分配，可是，第二次分配在缩小贫富差距中的作用是扬汤止沸，第一次分配才是釜底抽薪，因此，必须采取措施适当提高劳动在分配中的比例。
最大的贫富差距体现在城乡差距上，并因长期积累而越来越严重。陕西省原政协主席安启元委员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仅低于城市，增长速度也慢于城市，一个农民每月真正能用作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只有150元，而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为每月600元。同时，近年来国家在医疗、教育、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也以城市为主体，农村居民在生活质量上与城市居民差距更大。
对此，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刘光复委员说，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给农民提供与市民同等的机会。他认为，我国社会不仅有显性的城乡二元结构，还有隐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应该放开农民进城落户，妥善解决农民工进城的就业、工资、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和子女受教育问题，享受与市民平等的待遇。
而这种制度调整涉及到很多方面。刘光复委员说，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在整个国家培育壮大中等收入者。一是落实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生产的扩大和经济增长；二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三是加大政府对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对过高收入者要加大征税力度，对低收入者要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四是注意保护高收入者的正当权益。
制度建设需要道德支持
构建和谐社会的内涵相当丰富，调整收入分配只是当前最迫切的一个方面。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必不可少。代表委员们分析，公平与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石，所有这些制度必须寻求伦理道德的支持才能达到目标。
长期从事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郑功成代表说，任何制度都是需要一定的伦理道德因素来支撑。分析社会保障制度的精神动力源泉就能发现，最初的社会保障从宗教提倡、官办乃至个人行为，都来源于个人内心的慈悲，但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保障制度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走向制度化，内容从救灾济贫向社会保险扩张乃至发展到几乎覆盖一切生活福利，从经济保障到服务保障再到精神慰籍和情感保障，人性和人文关怀越来越多地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中得到体现，最终进入一个奉行公正、公平原则的阶段。在当代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已经从个人内心慈悲走向正义化的公理。
只有符合人类共同伦理的观念才能推进社会的和谐。郑功成说，虽然社会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要素，但社会稳定并不等于社会和谐，因为社会稳定可以是社会控制的结果，而社会和谐则一定是社会生态的自然良性发展。胜利石油管理局局长曹耀峰代表说，和谐社会的核心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根本，并进而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刘衍泉委员说，我国是有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是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道德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华、最成熟的部分。中华民族历代都有思想家强调人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敬业济世、克勤克俭、清正廉洁、浩然正气，践行着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价值观。湖南泰格林纸集团董事长王祥代表认为，培养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是培育有修养、有理想、有自律的公民的有力武器，道德文化的群体生活方式有利于创造亲善、和谐的氛围。
对于制度建设中需要坚持的准则，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委员引用了墨子的话来解释说：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他分析目前出现的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前因后果说，干部心中装着群众，对待上访群众多给一点爱心，群众就会被感动，矛盾就会化解。相反，如果视上访者为洪水猛兽，害怕群众，躲着群众，不见群众，必然出现以怨报怨，造成动荡。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使命。任玉岭委员认为，构建和谐社会，不仅需要处理好政府与百姓、百姓与领导、弱势与强势、阶级与阶层、农村与城市、家庭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更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民主与法制、政治与经济、发展与稳定、收入与分配的关系。只有树立“民利大于天”的理念，遵从“顺民心、重民意、保民权、兴民利”的原则，政府才能把工作做到点子上。一定要在加速发展的前提下，坚持公平的原则，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传统文化是国人宝贵财富
早在《礼记》中，中国人就以社会规范的方式提出“草木以时伐焉”，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并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民族。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又是世界上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失调的国家之一。代表委员们指出，必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填补精神道德领域上的空白，为达成更广泛的共识扩大基础。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委员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背后的精神支撑，是一个容易被忽视但实际起到无可估量作用的问题，要把如何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提到议事日程。刘宇一委员说，没有强有力的国防，一打就垮，但没有强大的民族自信心，不打就垮。他说，现在不少年轻人崇洋媚外，自我失落，民族自信心不强，甚至表现出一些劣根性，让人痛心和担忧，民族精神培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绵延5000年，是中华民族不竭的智慧源泉。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方兆本委员说，在开放条件下，既不要让快餐文化统领青少年的价值观，也不能以狭隘的民族主义面对世界。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宽广的胸怀去容纳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纳百川而归于大海。“文革”后遗症影响了一两代人，使我们产生了文化认知上的断层，我们需要补课。
潘公凯委员也指出，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后产生了精神空虚等严重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恐怕更严重。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在20世纪经过几次大的动荡后受到很大忽视。现在我国处于经济上升的时期，这种经济上升给全民带来了一种希望和乐观的精神面貌，整个问题还不算太尖锐，但是如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比如说20年后，一旦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精神支撑缺乏和精神空虚所造成的问题就会进一步突显出来。
对此，全国政协致公组在书面发言中特别强调对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资源，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在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不断涌入的情况下，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加强未成年人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增进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自豪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北师大附中校长孙鹤娟代表说，和谐二字包含中华文化的精髓，先进文化将成为社会全面发展的灵魂，根据实际需要，从丰富的历史文化宝库中吸取精华，融通中西，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坚实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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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馥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