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去年“两会”期间，人大增设“特别常委”是一条抢眼新闻。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人大常委会是由一些退下来的老同志组成的。突然间19名有极强专业背景、年富力强的专家学者被补充进了这个队伍，不能不让人瞩目。又到“两会”，这些“特别常委”一年来在新的岗位上有哪些感受，做了哪些工作，他们对人大常委会的改革还有哪些期望？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其中的两位代表。
袁驷：提升人大的立法质量至关重要
年轻+直选：人大制度改革的尝试
《中国经营报》：去年人大常委会增加了你们这19名常委之后，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你觉得你们与原来的常委有什么不同之处？
袁驷：其实我们在参政议政方面与其他的常委没有任何不同，媒体在这些常委前面加上“特别”、“专职”的定语都不是正式的提法。也有“年轻常委”的提法，这19名常委年龄大致在40岁到50岁之间，相对年轻一些。
另外一个不同点就是我们是从基层直接选出来担任常委的。比如我在学校任职，本职工作还是教授。我们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人们把这一举措看成是国家对人大制度改革的一个尝试。这种尝试体现在，这19名常委的产生打破了过去习惯的做法，是在基层中直接选出来的。
《中国经营报》：据我了解，在这19名年轻常委中，有9名来自学术界，为什么你们能够脱颖而出？
袁驷：我想在选择这19名常委的时候，除了政治上的考量以外，还必须具备参政议政的能力，能够从宏观上思考一些问题，能够提出一些科学的、有远见的建议。还有两点：第一，并不一定是学者就可以当常委，但是常委中包括较多的有学术背景的委员无疑体现了国家尊重科学。最近提出的科学发展规则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第二，整个常委会中学者、专家和有学术专长的人本来也不少，你看副委员长中就有多名院士、教授、专家等。再有，人大常委会需要从宏观的角度研究问题，要从国家整个大局考虑问题。不管是怎样的专业背景，到了人大常委这个层面，也不能过分的强调本专业，必须超脱本专业，服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题。
体现每个人声音的地方
《中国经营报》：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比如审议法律草案，有很多专业领域的东西，并不是你非常了解的，你怎样发挥自己的作用？
袁驷：在人大常委会这个群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音，不是由几个人来主导。不论是专业领域还是非专业领域，我们每个人都在尽量提出自己的建议。
举一个例子，我们环资委(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参加了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的执法检查，回来之后要给常委会提供一个报告，报告中要提出几条建议，讨论稿中提出了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管理等四条建议。讨论时，有的人提出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把科技投入放在第一条值得斟酌，认为当前管理显得更重要，建议把科技投入移到第三条。我发言时提出，把科技投入放在第一位本身并没有错，环境污染中的减量化，无害化可以通过管理实现，而资源化则非要靠科技不可，最终解决废物利用、变废为宝这种攻坚战斗的还是要靠科技。所以，科技投入若不放在第一条，就放在最后一条，以体现科技的根本保障地位。在报告的最终稿中，就把科技投入放在了最后一条。在此类审议的过程中，我们在强调科学和技术，这就是基于我们的专业背景。
再有一个例子，虽然我不是学金融的，但在审议相关金融法规时，我还是积极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分组审议时，我发言提出：银监会监督管理所有的银行，那么谁来监督银监会呢？第二天我看简报，发现别的组也有类似的意见，感到很高兴。这表明审议时大家有一些共同的看法，大家看法一致使这个意见分量大了一些，后来通过稿中就增加了银监会要接受国务院有关部门监督的条款。因此，即使不属本专业，但要积极学习、研究和思考，也可以发挥作用。
《中国经营报》：一年来，人大常委会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袁驷：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到了人大常委这个群体中，去讨论一些国家层面的大问题，审议一些国家的法律，感到责任重大，同时使我获益匪浅。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都是高手。一些来自各方面的老常委，特别是一些原国家高级干部，他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常委对国情非常了解，有经验，有见地，而且他们也很敢直言，能够直指问题要害。并不是外界所说的，人大就是“橡皮图章”。
另外，人大制度有很强的包容性，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而且每次法律的审议意见和建议，都是想方设法地吸收进去，体现了很好的民主氛围。我喜欢这种民主审议的氛围。
代表与群众的沟通渠道还要拓宽
《中国经营报》：人大常委会吸纳了19名年轻的常委本身被看做是一种改革，你在人大常委会工作一年间是否能感受出改革的趋势？
袁驷：我觉得人大的改革有多处体现。过几天人大会上的常委会工作报告会有表述。我举一个我个人感受到的小例子。前不久我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提到，希望人大常委的某些审议能加大透明度，特别是人事任免的审议。过去关于人事任免审议的内容非常简单，通常是免去谁的职务，提请任命谁的职务等很简单的两句话，对于被任免的人的背景交代的比较少，也没有更多的履历，我觉得缺乏审议的依据，很难审议。就像我们在学校里审议一篇博士论文，只给你一个标题，一个作者，没有其他内容，你怎么审议？因此，我在常委会分组审议中曾提出过这方面的意见，别的委员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
而就在这一次刚刚结束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我就感受到了变化。委员长特别强调，听取了一些委员们的意见，这次常委会任免商务部部长的材料就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不仅附上了被提名人的照片，而且还交待了其学历背景、任职简历，还介绍了各方面的能力，比如说外语能力等。
尽管对这种改革步子的大小还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改进。积极意义还在于，这种工作改进是在听取了常委们的意见基础之上做出的。对于这种改进我感到很高兴，同时也更加感到常委工作和责任的重要。
《中国经营报》：就目前情况来看，你认为人大制度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袁驷：从人大常委的层面来讲，目前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提高立法质量，特别是一些骨干法律的立法质量，这对打造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来讲至关重要。
另外，人大、人大常委会如何更好地建立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各种渠道，更加有效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利益谋事成事，还是有很大的改进余地的。
就我来讲，比如说面对媒体，我不习惯也不情愿，但是考虑到面对媒体也是接受民众监督的一个方式，也是向民众汇报工作的一个机会，这就让我很难推却。
袁驷：51岁，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1987年获美国Oklahoma大学航天机械系博士后，1989年获英国伦敦中央理工学院计算机系博士后。2001年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郑功成：专家与常委的角色可以互动
人大常委要改变“二线形象”
《中国经营报》：去年人大常委会吸纳19名年轻常委后，你们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媒体称你们为“专职常委”、“特别常委”，你自己如何定位？
郑功成：“专职常委”的提法不恰当，这19人中确实有10名原先在国家机关任职后来调离原职，成为人大常委中的专职常委。但是另外9人和我一样来自学术界，我们没有辞去原职，谈何“专职”？“特别常委”也不恰当，我们这19人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与其他常委一样在常委会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只是在年龄上比较年轻而已。
《中国经营报》：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改革被外界看做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晴雨表。你怎么评价人大常委会这次人事上的调整？
郑功成：选择一部分年轻的同志进入人大常委会，进入国家立法机关，这是人大自身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个事件标志着人大不再是“二线”了。在此之前，人大常委主要是从原职退下来的老同志。而去年新增的这19名常委中除了年富力强的特点外，有10名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同志。这是人大自身改革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改变了人大常委会以往的那种“二线”形象。
《中国经营报》：根据你一年的常委会工作经验，你认为人大常委会是否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学术界人士？
郑功成：人大常委会确实需要专家，但并不意味着专家就能胜任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一方面，专家只是在某个领域有专长，而人大常委会所承担的职责却是包括了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等诸多方面。另一方面，学者和常委是两种不同的角色，学者是术业有专攻，以承担学术责任为己任，而常委却需要有全局观念、整体意识，以承担国家和社会责任为己任；专家可能对事物看法过于理想化，但常委却必须注重现实，注重客观；专家可以坚持己见，但人大常委需要倾听并吸收别人的意见。所以，专家出任常委需要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
《中国经营报》：从人大常委会吸纳19名年轻常委来看，我们是否可以预计这是人大常委年轻化的一个开始？
郑功成：我认为人大常委年龄下降一点是必要的，年富力强更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年龄不是关键的因素，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这一年来，我看到有很多老常委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工作中的细致负责的程度不是外界可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就是知识背景和经历。知识背景决定了他的理论能力，丰富的经验有利于把知识背景与实际结合起来。
完成了两个角色的协调
《中国经营报》：作为大学教授，成为人大常委后事务性的工作陡增，你怎么来协调这两个角色？
郑功成：作一个真正的学者是我一直追求的人生目标，担任人大常委使我感到另外一种神圣与责任。两边都是我很重要的工作。开始时比较紧张，忙得连休息时间都要挤出来，感觉压力很大。
经过一年的摸索，我已经能把两个工作协调起来。我发现两方面的工作是可以互动的。虽然常委会的工作占去了我一些时间，但我发现通过听取工作报告，进行调研，对于我搞好教学和科研工作是有好处的。比如，作为常委参加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执法检查时，我就非常关注流动农民工的就业权益问题，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这些恰恰是我研究的范畴。以前作为教授时我就很关注劳动就业保障问题，现在成为人大常委后，我对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走势有了更好的把握，这使我的科研视野更宽阔，增加我的新的领悟，这种新的领悟就是我在调研中获得的。而科研的成果反过来又有利于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在提出意见时能有科学的视角。
《中国经营报》：那些在机关中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年轻干部如果担任人大常委角色，你认为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一种损失？
郑功成：我认为，这对一些在行政机关工作的同志是一种很宝贵的经历。在人大常委会能够学习民主，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法制。而且从目前来看，人大常委会与政府机关正慢慢建立双向交流的制度。这些年轻的常委将来很有可能又回到政府机构。人大常委会民主和法制的氛围，对于其政治生涯是极其宝贵的。今年最关注社会保障和劳动就业问题
《中国经营报》：今年两会中，你最关注哪些问题，会提出什么样的议案？
郑功成：社会保障和劳动就业依然是我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我会提出我的建议，包括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完善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制度等。
去年我提出建立就业促进法和反就业歧视法。今年我将继续推动就业立法。关于深化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我会有一个建议案。去年一年来我们看到，劳动事故频发，这实际上是政府疏于劳动管理，疏于劳动监察所造成的。针对劳动事故频发，劳资之间的对立矛盾加剧现状，我将提出构建完整的劳动监查机构和队伍。
郑功成：38岁，人民大学教授、博导，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兼任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副会长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首届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编辑：吴馥臻）
(姜蓉（《中国经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