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成思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
孙恒：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
路建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
周孝正：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温铁军：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赵玲：北师大“农民之子”协会会长
陈伟鸿：这个春天我们在一起。各位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春意盎然的时刻来共赴我们春天的约会。今天晚上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农民工的问题，其实和我们一块关注农民工的问题，不只只有我们的主持人小丫，还有在现场许许多多进城务工的朋友，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还请到了许多位长期以来关注农民工问题，以及为农民工伸出了自己援手的志愿者，同样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的光临。
此刻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在我们舞台的这一侧还有两位专家，他们将会来担任我们今天的特约评论员，他们是陆建华先生和周孝正先生，同样欢迎你们。
在今天我们春天约会的开始，我们先请小丫为大家来朗读一位学生的作文。
王小丫：这是我们在打工子弟学校的作文比赛当中看到的一篇作文，这是一个五年级的女孩子写的。这篇文章非常的朴素，一开始她就告诉了她是谁。“我叫胡竞。我们彼此都来自四方，我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也渴望知识的海洋。有时候我自己都搞不懂我们是谁，用温暖的词来形容我们的话，别人就叫我们‘城市新市民’；用准确的词来形容我们，就叫‘打工子弟’，倒不如干脆称我们为弱势群体，我觉得用‘弱势群体’这个词来形容我们会比较确切、准确。”这是这篇作文的开头。说实在的，我不相信这是一个五年级的孩子写的，但是现在我相信了，因为她就在我的身边。这就是小胡竞，胡竞。我想接下来还有一段话是她写在作文里面的，我们让她自己把它念出来。
胡竞：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狭小的圈子里，是身份的低下让我们觉得有些自卑，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我们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个繁华的大城市，也希望永久在这里生活，可是城市并不接纳我们。由于我们身份的种种原因使我们不得不向命运低头，难道像我们这样的人，都要一代一代地这样下去吗？
王小丫：我注意到小胡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之后，脸就一直是红扑扑的，可能她稍微有些紧张。她没有想到这篇作文会让那么多人知道。到北京多少年了？
胡竞：有七、八年了。
王小丫：喜欢这儿吗？
胡竞：喜欢。
王小丫：最喜欢北京什么？
胡竞：我喜欢北京的柏油路、高楼大房、高楼什么的。在我们老家天天一下雨，然后那个泥巴路根本就没法走路了，就没法出去了。
王小丫：你有没有去过北京的游乐场？
胡竞：去过一些小的健身的地方。
王小丫：那你在北京有什么梦想吗？
胡竞：我最大的梦想吧，就是长大能考一个好的大学。
王小丫：你觉得歧视，你有没有感觉到过歧视？就是不平等，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胡竞：有。
王小丫：跟我们说说。
胡竞：就是有一次吧，就是我看见别人在踢球。然后那时候我特别小，看着挺好玩，一个球在那儿踢来踢去的，然后人家那些大女孩子在踢，然后我在旁边看着，看着后来球就到我脚底下，我想踢，人家就不让我踢。
王小丫：你觉得这个时候你被歧视了。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胡竞：当时我就觉得人家为什么不带我玩啊。
王小丫：那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胡竞：那时候我小我不知道。
王小丫：现在呢，你知道吗？
胡竞：可能是因为人家不想跟我玩吧。
陈伟鸿：其实小胡竞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刚才说到那一幕的时候，眼眶里我看都有了泪水，我们周边所有的人都愿意跟你玩，我们都会伸出我们的双手跟你玩。
王小丫：我们跟你玩。
陈伟鸿：小胡竞是一个朴实可爱的孩子，在孩子的眼中，不让踢球可能就被称作歧视。但是在她的爸爸和妈妈的心中，这样的一种感受可能要多得多，也要深得多。也许我们曾经不经意的一句话，甚至是不经意的一个眼神，都会换成他们心中难以释怀的一份沉重。如今在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朋友已经有一点四亿人了，如果加上他们远在家乡的那些父老乡亲，加上他们在城里务工的群体，加上他们每天打交道的城里人，这就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事实上农民工问题早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请出一位进城务工的朋友，他呢在心中感受到的这份沉重要比刚才的小胡竞时间长得多。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孙恒，有请！
孙恒，你好。来，请坐。孙恒是1998年来到北京的，现在在北京经过很多年的打拼，组建了一个在打工者心目当中特别有影响的乐队，叫什么乐队？跟大家介绍一下。
孙恒：叫打工青年艺术团。
陈伟鸿：打工青年艺术团。您是团长吧？
孙恒：他们都这样叫我。
陈伟鸿：团长今天来到现场，我们不问你团里的事，我们先问一问小胡竞的事。其实刚才你和我们大家一块都听到了小丫朗读的小胡竞的那篇作文，而且也听到小胡竞发自肺腑的心声，你自己的感触是什么？
孙恒：我觉得听到她写的这篇文章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激动，可以说在颤抖。因为她虽然是一个小学生，但是她说出了我内心的那些话，因为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打工者嘛，我是1998年来北京打工的，和千千万万的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工友一样可能。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就是下西客站，一看西客站很宏伟，高楼大厦，到处的车流，人群都在走动，但是总觉得这些跟你没什么关系。
陈伟鸿：不属于自己。
孙恒：对，好像每个人都是很陌生，每个人都在奔忙，忙自己的事情。
陈伟鸿：你找过工作吧，一定？
孙恒：是，当我一到西客站的时候，第一件事情面临的就是要生存。那么毕竟我也是，那年是二十三岁，这么大的人了，我相信通过我的双手能够去找到一份属于我的工作，能够去开创我自己的生活，所以还是充满着信心，到这里来的。
陈伟鸿：那么找工作怎么办呢？
孙恒：也不知道怎么找，然后就买了一份报纸，上面有很多招聘广告，在来之前都说北京竞争很激烈，工作很难找。但是我看那个报纸上很多招工的，而且待遇都不错，觉得北京就是好。
陈伟鸿：一下觉得运气特别好，马上能找到。
孙恒：我觉得北京这么多工作需要很多人，然后我就挑，选了半天，看见有一份工作，上面是一个房地产公司招业务员。基本工资是一千块钱，然后还有什么车补、饭补，什么津贴，加在一块差不多一个月有一千五六那样子。
陈伟鸿：你在家乡的时候想象过说我到一个大都市去，我一个月可以挣到一千五六？
孙恒：没有没有，一千五六在那个时候觉得，觉得已经是很好的一份工资了。
陈伟鸿：我相信你一定是兴冲冲地赶过去的。
孙恒：是，因为当时来的时候，身上只带了七八百块钱。那么就在想一个月能挣一千五六，每个月还能往家寄一些，除了自己生活。就特别高兴，然后就去了。而且上面写的是不交中介费，因为我来之前也经常听说黑中介嘛，骗人的，要交多少多少钱，要押金什么的。然后就觉得挺幸运的，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也是在一个写字楼里边，进去之后就跟谈，是不是有这份工作。他说有。先问是不是不收中介费。
陈伟鸿：再次地确认一下。
孙恒：如果收的话我可能就不去了，他说不收啊，上面写得很清楚不收。这份工作我怎么样才能胜任呢，他说虽然我们不收中介费，但是这个工作是，它是一个行业，房地产推销员、业务员，是一个行业。你要想从事这个工作呢，必须要拿一个资格证，这个资格证是要学习的。那么你去外面学可能要八百块钱，在我们这里学六百就可以了。
陈伟鸿：所以你就交了六百块钱？
孙恒：对。我又问了，我说这个资格证是不是，假如有一天我不在你这儿工作我换一个，到其他的房地产是不是通用的。他说对，都可以用。我心里觉得，算了算账也值。我一个月交个六百块钱，然后还剩，剩差不多可以够我生活一个月。一个月一千五六，这钱就赚回来了。想得挺好，然后行，就交了。交了然后就到那个学校去，说学习一个星期就行了。结果学了三天就给你发证了。
陈伟鸿：这时候你可能已经隐约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孙恒：当时也没有特别，就觉得反正拿到一个，还非常漂亮那个证书，觉得也值，有一个资格证。然后就回来，回来这个中介说好，给你一个联系方式你去吧。我记不清到底是大兴还是丰台，反正挺远、挺偏僻的一个地方，然后去那儿。是一栋楼，就是卖楼嘛、售楼，因为特别偏僻。他就说那你就负责，有客户来了你就介绍、推销。然后没有底薪，推销了，然后有提成，然后我心里就凉了，怎么说好一千块钱底薪就没了，但是也没办法，去了，还是抱着幻想，那就做吧。结果从早上等到晚上，一天都没有一个人来，因为那个地方太偏僻了，照这样下去根本就没办法生活，因为你拿不到提成。然后这样就过了一天，我心里就开始发毛了，就觉得，就感觉到是不是有点骗人。
陈伟鸿：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时候？
孙恒：对。我就打电话给这个中介公司，我说这工作不行，也挣不着钱，我说能不能换其他工作，他说不行，你换其他还是这种工作，所以推来推去也没有办法。
陈伟鸿：所以那时候就觉得确定是上当受骗了，心情肯定特别难受。
孙恒：非常沮丧，就是突然之间。你就觉得这个城市真的是，你满怀信心来到这个地方，而且充满着希望，我们也不比别人差，是不是？我也有双手，我一定可以，只要自己努力干，付出的总会有回报。但是没想到刚下火车就被骗，确实非常沮丧。
陈伟鸿：你周围的这些朋友当中，有没有也有和你一样，很难以融入到城市当中的这样一些事情？
孙恒：这之后就不断换工作，所以身边认识了各行各业的打工的朋友们。我身边有一个工友，这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他刚从工地上下班，身上很多灰尘，有漆啊、泥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下班回家坐公交车，车上人也很多，上车之后所有人都往后退。然后车开动的时候，这个售票员就问他，“你是干吗的？”他就站在这个门口，贴着这个门口，他也不好意思往里面进，因为人都在躲着他，连着问了两声。那小伙子满脸通红，一句话也不说，也是二十多岁。然后那个售票员又问第三句，“你是干吗的？”那小伙子就特别气愤，“我是干活的！”然后全车的人那时候就感觉特别的尴尬。像这种事情其实可能身边很多工友都跟我讲过类似的。
陈伟鸿：那你的这个工友现在还会去坐公共汽车吗？
孙恒：就是自从那儿以后，他告诉我他说，他下了班之后经常会去打的。他一个月大概是六七百块钱，抽烟都很省的，抽一块钱一包的烟，省吃俭用，但是他就是为了，为了维护自己的那种尊严。
陈伟鸿：所以他去打的，把仅有的一些钱用来换回自己应有的一些尊严。其实小丫，我想台下，我们今天也邀请了那么多进城务工的朋友，可能在他们的身上，也曾经有过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遭遇。
观众：感触最深的就是干了十年就是永远是一个临时工的身份，就是同工不同酬，永远没有转变身份的机会。为了改变我的农民的身份，迫不得已，2003年底，我在河北燕郊买了一个小房子，把户口、一家人的户口都给迁到河北来了。为什么我不在北京买房呢？这其中就是，因为你在北京买房是落不了户的，因为你的身份是外地人，没有办法贷款，在单位也没有住房公积金，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在北京的东边燕郊买房。每天就是这样往返，早晨因为为了上班吧，早上是五点钟起床，五点半。
王小丫：晚上几点回去呢？
观众：五点半就出门，晚上回到家往往七点半，这个可以说是为了子女吧，忍受巨大的痛苦。有人说你买房为什么要在燕郊买呢？我说在燕郊买房，实际上为了我子女的教育。因为北京虽说现在是取消了借读费，我的子女也可以在北京上学，但是你想一个农村的孩子到北京来，肯定是有一个不适应的过程，还有就是在学校中间肯定会受到各种歧视。
王小丫：我们能够理解你作为父亲的一片苦心。
观众：对。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了子女的前途考虑，你在北京上小学、初中是义务教育，但是到了初中毕业以后，就不属于义务教育了，那肯定就是要交高额的学费了。然后在北京不能参加高考，你想北京的课本跟全国都不统一，你没法参加高考，这实际上是，把子女放在北京上学借读，实际上是为子女，断送了子女的前程。
王小丫：说实话，对，我们真的觉得您是一位特别好的父亲，谢谢。现在还有哪一位农民工朋友？
观众：首先我就从这个说起。这是一个普通的月票，在反面，我请你念第四条规定，好不好？
王小丫：好，我照你的办，这是一张月票，北京的郊区职工的汽车电车月票，这上面有一共是八条规定，你让我念第四条，新购成人月票需持本人北京市身份证和军人证。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观众：对。这就说明我们在异乡，我们在北京，无论我们是劳动或者是经营或者干什么的话，但就是说，如果我们肯定是没有，是外地户口或者外地身份证，不可能有北京户口，就不可能有资格去享受这个，或者通过这个买月票的权利。
王小丫：后来呢，最近没有买过月票吧？
观众：没有买月票，没有。
王小丫：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一直把这张月票，这是2004年7月份的一张月票，你把它放在了身上，我知道你心里有一些疙瘩，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就是你刚才让我念的这个第四条，要凭本人的北京市的身份证，这一条已经取消了，你现在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跟北京人一样去买月票了。我想这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有利于大家出行。
观众：谢谢。我想维权就在点滴之间，一点一点地争取，很多的农民朋友他们离开了土地，但是却又没有办法完全地融入城市。
陈伟鸿：今天我们在现场，其实请到了两位专家。小丫，我们不妨一块来听一听两位专家给我们对农民工群体的分析。
陆建华：我跟很多的农民工直接聊过，也跟很多研究的专家聊过。有一些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评语说是边缘人。边缘人就是说，我离开了农村到了城市里来，但又不属于城市的一群。然后对城市人来讲呢，你又是农村来的，所以这种状态在很多的农民工的兄弟当中、兄弟姐妹当中，这是一种心理上很深的一种印象。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呢？刚刚那么多的农民工的兄弟姐妹在讲一个，其实他们到城市来，当中讨生活，来求生存和发展，但是我们刚刚听到那些故事，你会发现他们的生存问题和发展问题是重叠在一起的，有的时候甚至为了生存，他要牺牲可能有的发展的机会。比如说他仅有的一点钱，他必须去租房子，如果这个房子他原来有的或者房租低一点的话，他可以把剩余的钱拿出来去培训、接受教育，增加他就业的竞争力等等。这个重叠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
陈伟鸿：周教授刚才也听了我们现场那么多农民工朋友他们的感叹，在您的研究当中，您发现他们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周孝正：就是说他实际上呢，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造成的，就说我们国家搞了一个叫二元结构，社会结构，现在我们要打破二元社会结构。实际上二元社会是由十二种具体的制度安排支撑着，它十一种呢都是不利于农民的，只有一种有利于农民就是生育制度，城里生一个，农村可以生俩。除此之外，剩下那十一个制度都是不利于农民的，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制度背景。所以现在中央提出要改变二元社会结构，这样的话就允许农民工进城了，就是允许农民进城了，原来农民是不许进城的，进城之后就形成了陆老师说的这个城市弱势的边缘群体。
陈伟鸿：我觉得周教授说得稍稍有些灰暗。其实小丫我们在节目之前我们聊过，事实上农民工这个群体，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都在关注着他们，而且社会也有很多人都伸出了援手。
王小丫：对。
陈伟鸿：你是不是要在这儿把你所掌握到的一些温暖，在现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王小丫：我们是春天的约会，所以我想春天是一个温暖的季节，在这里呢，我要向大家通报几条非常温暖的信息。首先一条是2003年就出台的，2003年1月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一号文件，要求取消对进城务工农民的种种障碍，要取消。我想这个文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文件，在座的各位肯定都已经感受到了，或者说已经受益到了。第二条就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推动下，2003年年底全国发起了一场反欠薪风暴，严惩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并不断向纵深发展。我记得我采访过一位农民朋友，他说呀，去年春节回家过年，他说特别舒心。因为那一年轻轻松松地就坐上了回家的火车，不像往年那样了，脸上露出了一种特别灿烂的笑容。说实在的，我特别高兴。
陈伟鸿：那是因为他们如期拿到了自己应该得的那部分薪水。
王小丫：2004年1月，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对进城务工农民给予产业工人待遇。几乎与之同时，由劳动及社会保障部、农业部等六大部委组织的“阳光工程”启动对进城务工农民进行免费的职业培训。这一点很重要，相对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是缓解了刚才我们讨论到的生存和发展这样的一个矛盾。
好，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温暖。2004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针对外地农民工的两大关键性社会保障政策。第一、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这是第一个。第二、外地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
陈伟鸿：现场的温暖已经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两个人。我觉得关注农民工的问题，政策和资金同样的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对他们的一种接纳。孙恒，我特别想要问一下，你是怀着梦想来北京的，可是却很不幸，被一个不良的公司骗走了你生活费六百块钱。可是在这么多年当中，让你切切实实感到非常温暖的时刻，是什么样的时刻？
孙恒：因为我后来就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做音乐老师，这样就认识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农民之子”社团，他们经常会做一些支教的工作。所以我就会经常去北师大听一些讲座。我记得“农民之子”经常会办一些关于“三农”方面的一些讲座，所以有机会就请到了温老师，温铁军老师。那么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去听他的讲座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那句话就是，我们每一次学习的时候就要大声地喊“我是人”。我一听就特别地激动，我说。
陈伟鸿：你跟着大家喊出来？
孙恒：对。我说，对呀，我们是人，活着就应该有人的尊严，就会觉得人活着，不应该仅仅去为自己着想，人活着可以为别人去想一些事情，去为这个社会多做一点，去互相能够关心，互相地理解，活得有尊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够得到自己应有的报酬，人和人之间能够和谐的相处。
陈伟鸿：你看对孙恒来说，温老师的一句话就像一缕阳光一样照射在他的心灵上。
孙恒：是。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陈伟鸿：我们现在就让你再感觉一下这股暖流，我们把温铁军先生也请到了现场。来，掌声欢迎。您好，温先生，欢迎您。
王小丫：温老师您好，这边请。
陈伟鸿：您好，请坐。温先生认识孙恒已经好多年了吧？
温铁军：那时候我见到孙恒呢，是一个怀里抱着吉他，脖子上架个铁丝，前面架了个口琴，脚底下还能踩着一个打点的，这么一个全能的这么一个……
陈伟鸿：全身各个部位。
王小丫：自己就是一个乐队。
温铁军：然后他是到各个工地上去给这些民工做演出的这么一个小伙子。有的时候被人家赶出来，因为他唱的这些歌，他演的这些节目里边，有一些是帮助打工者讨工资，如何让打工者来维护权益，有些这方面内容。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像九十年代嘛，还没有像现在中央这么重视。
王小丫：我特别感兴趣，温老师。当时孙恒你最拿手的是什么歌呀？你有没有自己写曲子唱的？
陈伟鸿：我知道，我知道，孙恒据说拿手曲目是《打工打工最光荣》，是不是？来，咱们现场听一听。
孙恒：我们下面有很多我们的工友，会唱的咱们可以合唱。
王小丫：会唱的可以一块来，好吧。
陈伟鸿：好，来，我们听一听。
孙恒：打工打工最光荣，打工打工最光荣，打工打工最光荣，打工打工最光荣。高楼大厦是我建，光明大道是我建，脏苦累活是我们来干，堂堂正正做人，凭力气来吃饭。打工打工最光荣，打工打工最光荣，打工打工最光荣，打工打工最光荣，打工打工最光荣。
陈伟鸿：谢谢，谢谢孙恒，谢谢，谢谢。
王小丫：我觉得你这个歌可以说是应该被评为年度打工之歌，那么多朋友，我们现场的朋友，一唱马上都会了，而且朗朗上口。
陈伟鸿：绝不仅仅现场的朋友，估计今天节目一播出呢，明天的街头巷尾，大家都会开始唱。
王小丫：流唱开来了。
孙恒：每次出去演出的时候，那些工友就跟着一块唱，还有那小孩也是“打工打工最光荣”。
陈伟鸿：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去鼓舞自己身边的人，去帮助他们，是一种幸福。
温铁军：一种社会共识，劳动光荣。我们这代人跟这个国家一起长大的，都知道这是个常识，怎么今天就变了呢。我说大概某种程度上一种责任感，我们希望这个国家能够稳定地发展下去，希望这种打工者还需要讨工钱的事情越来越少，将来会进历史博物馆，不再有这种事情，这样咱们才能真的和谐发展。
王小丫：是这样的。我在想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按照我们这一辈往上数，我觉得数到我爷爷辈都是农民。
温铁军：农民，对对对。
陈伟鸿：我们的出身都应该填上农民。
王小丫：对，我们都是农民，农民的孩子。
陈伟鸿：真是这样的，其实温老师和身边很多的人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而且小丫刚才介绍了很长期地对三农问题有所研究。我很好奇您的研究的目光是仅仅锁定在中国的土地，还是也曾经看过国外的一些农民的现象？有没有做过一些对比？得到了什么样的心得？
温铁军：我今年，应该说去年，去年夏天我还在巴西做了两个贫民窟的调查，去了解那些地方，那种人民的生活状况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进城打工的这些农民兄弟也是那种状况，我们总得有些办法。我们说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嘛，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嘛，总得有一些特殊的办法，避免那些问题。你看看那些地方，哪个大城市都有人口规模超过百万以上的大型贫民窟，这个现象在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发生。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加快发展，我们尤其现在要加快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之间，这个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该构建和谐社会，应该可持续发展，应该把这个矛盾化解掉。所以做了比较之后呢，我发现中国的特色得坚持，我们应该按照中央提出的全面小康的大目标稳妥地走下去，所以我说经常跑，给我的感觉是很实在的，中央的这些提法都不是虚的，是有利于中国这十几亿人可持续的发展，这点是我真正的体会。
陈伟鸿：越来越多的人像温先生一样，从自己的点点滴滴的所作所为开始对这个群体投以更多关注的目光。在温先生的周围有很多的志愿者，您觉得他们身上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温铁军：年轻人的热情和年轻人的正直。只要是，我说给他们个平台，有人帮帮他们，他们就能够愿意把自己的热情和正直转变为一种社会行为。我这些年其实跟很多学校的这些学生社团都有很好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参加我们这些活动的这些学生社团，分布在一百多个高校，全国大概得有二十左右的省，都有这种参加的。前前后后参加我们的一些活动的，我估计怎么也得有个万把人了。
陈伟鸿：今天在现场我们还要特别请出一位志愿者，您一定也会认识她，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赵玲。
来，这边请，请坐，请坐。赵玲和温老师熟吧？
赵玲：挺熟的。
陈伟鸿：熟到什么程度，经常参加他的演讲报告会吗？
赵玲：对，经常参加温老师组织的一些大学生培训，还有他的讲座，然后我们经常邀请温老师到我们学校做讲座。
王小丫：和孙恒也挺熟的吧？
赵玲：对。
陈伟鸿：大家都笑了。您是一位城里的姑娘，还是农村到城里来求学和打工的孩子？
赵玲：我是城市出生的。
陈伟鸿：城市出生的孩子？
赵玲：对。
陈伟鸿：那为什么会萌发这样的一个愿望，做志愿者呢？
赵玲：其实最开始产生这种愿望就是从2003年寒假，当时就参加了全国大学生智能调研培训。
王小丫：你当时是在读大学还是在？
赵玲：当时是大学本科第四年，大四。
王小丫：现在呢？
赵玲：现在是研究生二年级。
王小丫：什么专业的？
赵玲：历史系的。
王小丫：在哪个大学？
赵玲：北师大。就在那年寒假参加这个培训的时候，我作为来自上海的一个代表，当时我还在上海读本科，然后第一次接触到了像温老师这样的一批学者，他们都在谈论农村问题，然后还有很大一批大学生代表他们也在关注着农村，关注着进城打工的打工者朋友们。当时我就突然发觉原来我们身边还有这么多人关注这样一个群体。以前在我周围的大学生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怎么出国，怎么考研，怎么进外企找一份收入非常高的工资吧。
陈伟鸿：刚才我们在现场听到孙恒的这首《打工打工最光荣》，你第一次听到是在他们农友之家的活动现场吗？
赵玲：不是，就是在2003年寒假的培训上。
陈伟鸿：就是在那一次？
赵玲：对，当时他来给我们教唱歌，对。
陈伟鸿：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感觉？
赵玲：第一次非常震撼，我就觉得原来歌曲是可以这样唱的，以前我们听到周围放的都是流行音乐，都是非常柔的那种歌。然后突然听到一种非常强健有力的歌曲，给心里就是一种敲击的一种鼓点的感觉。
陈伟鸿：你被感染了。
赵玲：对，然后当时还是没有特别特别地接受这种歌曲吧。当时还是觉得，原来有这样一种歌，觉得是另外一种声音吧，然后是第一次出演他们编的一个小品短剧。
陈伟鸿：您还出演了“农友之家”的小品了？
王小丫：当演员是吗？
赵玲：当演员。
陈伟鸿：扮演的什么角色？
赵玲：扮演的是一个打工妹。
王小丫：你有体验吗，演得怎么样？
陈伟鸿：问一下孙恒她演得怎么样，孙恒是这出戏的导演。
孙恒：是导演。那是我们打工青年艺术团写的一个剧本，就是反映一个身份歧视的问题，然后里面有一个女主角，一个打工妹。当时他们正在做培训活动，他们业余时间就要排一些，教教唱歌啊，排演个小剧呀，他们就拿去排。
陈伟鸿：那你是导演吗？
孙恒：对。
王小丫：你觉得这个演员演得好不好？怎么样？我要是导演，我就不会选一个城里的姑娘，还是大学生，还是研究生。
孙恒：最开始的时候真的不行。最开始的时候她怎么演怎么不像，怎么演怎么像城市里面那种。但是每一次要给他们讲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陈伟鸿：你都当时怎么跟她说戏的，作为导演？
王小丫：你肯定要跟演员说说戏，你怎么跟她说戏？
孙恒：那就是讲我们身边一些真实的故事，讲给她听，我说这是真实的故事，不是我们编造出来的，然后找大量的很多相关的，请了很多工友来跟他们交朋友，跟他们谈心，跟他们聊天。慢慢地他们进入了角色，因为了解了我们的生活，慢慢才了解这个真实的故事，才会有一些体验。他们排了很长时间，最后演出的时候效果非常的好，大获成功。
陈伟鸿：我想可能对赵玲来说参加演出还是她工作的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事情可能是切切实实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农民朋友。你印象最深的有没有？
赵玲：其实我是在参与到这些事情当中，慢慢锻炼了我自己。我们经常和我们校内的工友一起，也做了一些交流和一些调研活动，我们会到我们师大里面的工友当中，做一些师大的工友生存状况调研。然后也到北京一些建筑工地做过一些调查研究。另外我们还和我们师大的工友，经常到他们宿舍去谈心，然后了解他们心里到底想些什么，他们平时最缺的是什么。然后经过我们调研发现他们其实有很多话也想对我们说，只是平时好像他们的那种身份和我们大学生的身份，天然地拉开一种距离。
陈伟鸿：我觉得很多的志愿者可能和赵玲一样，就是在不断地从事志愿者的工作当中，对于这个特定的群体，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关爱。温先生接触过的志愿者一定特别特别多。
温铁军：对。
陈伟鸿：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志愿者？
温铁军：我觉得就是搞打工妹之家的谢丽华老师，中国妇女报的。
陈伟鸿：对。
温铁军：如果像孙恒这种小伙子本来内心应该比较硬一点的，他都感受到很多很多心里边不是那么特别舒服的事情，我想进城打工的妇女，她们可能更需要有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我觉得我倒更愿意说感谢像谢丽华老师她们这些城里的这些中年知识分子吧，她们愿意帮助打工妹单独组建一个这么个“打工妹之家”，现场有她们的人，是不是也请她们说说。
打工妹之家代表：“打工妹之家”是1996年成立的，它是全国第一家为外来务工女性提供各项服务的一个公益组织。现在我们“打工妹之家”有六名工作人员，都是来自于打工妹。现在我们经常会走进社区，了解她们的需求。我们现在主要提供的服务是给她们提供法律维权，我们还设立了一个紧急救助基金，有的时候在打工妹突遇疾病的时候，给她们设立一个紧急救助。现在我们真正地走入了社区，把我们的服务带到了一个社区，在批发市场建立一个社区服务站。但是我们同时也得到了妇联、工会的大力支持，像温老师这样的专家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服务能够给更多的打工者带去我们的温暖，谢谢。
陈伟鸿：的确，今天的现场让我们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用着自己不同的方式，让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温暖。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切，我们还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呢？稍后我们一块来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我们春天的约会。小丫，刚才我们在前面听到了现场非常多志愿者朋友做的很多感人的事。其实你觉得如果要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评价他们的话，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评价？
王小丫：说实在的，我觉得从内心的角度来讲我是感动，从感受上来讲我是温暖，再放眼一下我感觉到是希望，这词多了点了。
陈伟鸿：其实我问你这个问题是有目的的，因为这个问题我还希望问我们接下来将要出场的这位嘉宾，他是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当然也是我们的两会代表，现在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有请。您好，成先生，您好。
王小丫：您好。
陈伟鸿：请坐，请坐。
成思危：大家好。
陈伟鸿：成先生，我们想问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农民工这个群体，也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工作的？
成思危：那我的历史比温铁军先生短多了。
陈伟鸿：您比他更谦虚。
成思危：我是到人大以后，1998年到人大以后，那么当时主要从经济角度，关心农村市场的开拓，所以1999年，我到江西和安徽农村进行了一些调研。那么在进行农村调研的时候，才使我真正了解到中国农村里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也同时，当然也有一个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转移问题，那么从这以后我就开始关心了。
陈伟鸿：在您长期的调研过程当中，什么问题是最触动您的一个问题？
成思危：那就是我们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个问题，我是做了比较长时间的思考这个二元经济结构，它是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城市的发展水平和农村的发展水平、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和农村的收入，这个差得很远。你看根据2003年的数据，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村的3.23倍，而且这还不是讲现金收入，如果讲现金收入更少，农村你吃的菜、烧的柴火都折成钱算收入，这差3.23倍。城市居民的购买力是农村的四倍，城市人民享有的社会保障、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服务要比农村要好得多，所以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确实是在我们国内存在。所以我认为真正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农民工的问题也就因此而引起了关注。
陈伟鸿：小丫，你每年都跑两会，你觉得今年的两会关于农民工的提案会不会比去年增加很多？
王小丫：我觉得应该会。因为大家的目光是越来越关注，而且大家认为应该关注，值得关注。所以正像成先生所说的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这个问题。
陈伟鸿：对。成先生这两天也会特别忙，也是在两会期间，我想每一个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都愿意倾听更多的民声，把大家的心声收集起来放到自己的提案当中，今天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成思危：对。
陈伟鸿：我们在现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进城务工的朋友，也有在关注着农民工问题的专家学者，当然还有许许多多为农民工朋友伸出了援手的志愿者。大家不妨就把你们对未来的希望一条条地提出来，我们也请小丫把关键词记录下来。
王小丫：记录下来。
陈伟鸿：然后委托我们的成先生带到两会，好不好？
成思危：那我一定带到。
观众：我是一个从农村来在北京已经打工十年的一个打工者，我感觉在就业环境这方面，尤其好多条条框框已经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我想，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关于身份的问题，就是说能不能，我们现在主流媒体称呼我们为农民工或民工，我想能不能换另一个词语来称呼我们，不要把我们再单独放在一个角落。
陈伟鸿：希望改变一个称呼，谢谢你的建议。
周孝正：我先插一句，我插一句。像你刚才讲了吧，中央已经有规定就是说进城的务工人员，等同于产业工人待遇，所以农民工本来是一个很滑稽的词。为什么呢？他是农民他就是农民，他是工人他就是工人，做工的人就是工人。像我们的两代、三代人以前都是农民，比如像王小丫，农民主持人，像我是农民教授，是吧。所以说农民工是很滑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位说得很确切，这个词不符合汉语的语法，它也不符合中央的产业工人待遇。
陈伟鸿：在现场找到了一个学术支持，首先从语法上这个词通不过，农民工。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下一位的建议。
孙恒：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确定一个日期作为农民工维权日，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不是可以在五月二号作为农民工维权日，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就谈不上发展。
王小丫：后面这位女士。
观众：刚才他们提的都是为自己来争取权益的。我现在是想为我们孩子，为我们的下一代来争取一个提议的，给我们孩子不光有小学上、中学上，让我们孩子能上得了高中，在哪儿上学能在哪儿考大学，能让他有个大学考，给我们的孩子有个希望。
陈伟鸿：现场还有很多人在举手，其实成先生您面对他们的时候，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当然更能感受到他们心中的那份迫切。
成思危：对。好，那我也发个言，好不好？铁军他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也关心这问题，我也是每个月大概基本上都有一次要到下面去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那么农民工问题我们首先要从……抱歉，这个词恐怕现在还只能这样用，只能用农民工，因为我们也讨论过，叫进城务工的农民也不通，务工他还是农民，而且话也太长，还是不够确切。你要叫新城市人，现在你还没到，你要真成了新城市人，你就平等了，对不对？你现在还没有平等。所以目前，抱歉，只好先用这个词。
那么农民工问题呢，我觉得第一个，它牵扯到社会的公平公正，如果再说一步就牵涉到社会的正义，大家平等嘛，那么你现在实际是不平等，这个问题要解决，社会主义原则嘛，对不对？
第二个问题呢，牵涉到我们的现代化，因为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农村的人要合理有序地转移到城市，那么根据现在来看最低的标准，也应该是城市和农村的人口是七三开，就是城市人口占七十，农村人口占三十。这样呢，不然的话那么多人种粮食，那效率也太低了，对不对？必然是这样一个情况。只有这样农村才能够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才能够提高农民的生活，所以这就牵涉到农村劳动力的合理地有序地转移。
那么第三个问题，真的要使这些农村进入城市的居民，能够跟城市的居民完全融合起来，完全一样的同等的待遇和享受同等的权利。所以这个农民工问题是牵涉到这么三个大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解决。那么当然，我说了你们可能觉得我描绘得很美好，这些问题需要解决，都要有过程，都要有时间，但是我是个审慎的乐观注意者，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工作，只要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它总会慢慢地解决。中国的改革不怕慢就怕站，只要我们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一步一步地去推进，可能你们这一代不见得能解决非常完美，但是它会给我们后一代、后两代，能够带来一个美好的结果。
王小丫：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约会确实是给很多人的心里都带来很多切切实实的温暖，我把这些温暖都记录在了这些纸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递交给成副委员长，然后带到人大会上去。希望我们现场所有的心声能够在人大代表的提案当中体现出来。
成思危：我保证一条，保证给你们带去，但是我不能保证都能解决，请你们原谅。因为人大是一人一票，我们委员长、副委员长，在人大常委会上，在人大代表里都是一人一票，我们只有一票。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的人大常委、人大代表，现在多数、绝大多数都很关心农民工问题。如果再看这个节目可能更加关心，所以解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我不能保证。
陈伟鸿：其实这样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带给我们现场又一次的温暖。从今天春天约会的一开始，我们现场的所有人就感受到了一缕一缕的阳光照在了我们的心上，感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之后，我们再邀请大家一同来感受一种幸福，我们也邀请成先生和我们一块感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分享。幸福呈现在大家面前之前，我们两人要先揭晓一个谜底，幸福的主人公就在我们的现场，而且刚才我们大家都见过他们了。
王小丫：对，他们俩上场的时候我说这个女孩子和那个男孩子可能关系也是很熟悉的吧，大家还想得起来吗？
陈伟鸿：来，我们要请上这一对新人，孙恒先生，赵玲小姐，有请。
王小丫：欢迎两位。
陈伟鸿：来，来。两位我想应该真正是在从事志愿者的工作当中接触，而且结下了非常深的情感的，两个人是今年刚刚结婚是吧？
孙恒：对，今年元月一号。
陈伟鸿：元月一号刚结婚。婚礼据说办得非常的俭朴，有没有这么多的来宾到现场当时？
孙恒：有二百多个。
陈伟鸿：二百多个，再多加咱们一百多个，你不嫌多吧？
孙恒：越多越好。
陈伟鸿：其实我们今天特别希望现场的所有的朋友，我们再一次地给他们祝福，好不好？
王小丫：这是一对不寻常的爱情，我觉得他们，一个是打工者的代表，另外一个是研究生，是我们城市里面的姑娘，但是他们结合在一起非常的幸福，这也突然让我想起了很多电影里面的很精彩的片段，比如说在婚礼上会问，你愿意嫁给他吗？你愿意娶她吗？
陈伟鸿：现在有这么多人的见证，你现在是不是也想要问一次？
王小丫：对。我来问孙恒，你来问赵玲，好不好？
陈伟鸿：好，那我先问赵玲好了。作为一个城里的姑娘，而且有着研究生的学历，嫁给孙恒这样普普通通的、朴朴实实的从农村来的年轻人，你愿意吗？
赵玲：我非常愿意，因为我也是一个农民之子，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祖辈都是农民。
王小丫：好，现在我来问孙恒。你愿意娶这一位美丽的时尚的有学问的城里的姑娘，你能让她幸福吗？
孙恒：愿意，肯定会让她幸福的。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愿意携起手来，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为我们中国的劳动者，不分是农民还是城市，还是工人一块来，为了我们美好的生活，而去努力工作。
陈伟鸿：我相信在收获大家祝福的同时，成先生一定也会送上您给这对新人的祝福。
成思危：对，因为你们结合的基础，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对农民工的关心，对弱势群体的关心，所以我相信你们要有共同的基础以后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鼓励，进一步为解决我们国家的“三农”问题，为农民工的权益能够做更多的工作，做更多的贡献。
王小丫：这是一束还带着露水的百合花。
陈伟鸿：美丽的芬芳的百合花。
王小丫：意味着百年好合，祝福你们。
赵玲：谢谢。
陈伟鸿：祝福他们，我们也祝福所有的朋友。特别感谢成思危先生，今天来和大家一块共聚我们春天的约会。今天的约会就暂告一个段落，明晚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春天的约会，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艾滋病的问题。
成思危：你们要有什么意见，欢迎写信给我，今天没说的，写到人大给我。
王小丫：灯亮一盏照亮一片，我们要让所有的农民工朋友心里更加光明，身边更加温暖，明天我们继续我们的春天约会。再见。
陈伟鸿：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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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贾铁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