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典核心地带的古市集遗址，矗立着青铜雕塑作品《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曾经，苏格拉底著名的广场辩论就在此发生；今天，这场想象中的“对话”在某种程度上梦想成真。
11月6日至8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
在大会开幕式上，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正式成立，这是在希腊设立的第一所来自亚洲国家的古典文明研究机构。希腊雅典科学院代表团团长西奥多罗斯·帕潘赫利斯说：“古典与现代之间，存在着某种需要弥合的鸿沟，需要建设一座桥梁，那么我们就是桥梁的建设者。”
古典学，即在现代历史处境中对古代传统经典的整理、校勘、翻译、义理阐释与思想研究。
“重读经典是对自我认知的一种邀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在书面致辞中谈道，从《诗经》到《荷马史诗》，从老子的《道德经》到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克伦理学》，先贤的伟大作品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体验。
英国剑桥大学亚洲和中东研究系中文荣休教授、浙江大学求是讲席教授高奕睿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中国的《诗经》《易经》《论语》等在英国颇受欢迎；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和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也有广泛的中国读者。在他看来，经典互译是推动跨文化认同的重要渠道，是了解其他文化的窗口。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娄林认为，中西经典的形成都凝结着人类共同的——至少是可以沟通的——内在情感与理性，越是古典作品，其中蕴含的人与人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共鸣感就越具有原初性。而文明之间的深入互鉴，就需要探究原初性的经典与自然和人性的本真关联。
作为青年古典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培均说：“我们现在的研究条件远远好于从前，理应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目前国内的西方古典学著作中译本，大部分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但那些作品原文可能是古希腊语或拉丁语等。“前人筚路蓝缕，解决了‘从无到有’，我们今天要努力完成‘从有到好’——提供更好的、根据原文翻译的中译本。”
在张培均看来，青年古典学者一个新的面向，是“即便有的青年学者主要研究的是西方古典学，但立足点是中华文明。研究西方古典学是为了在互鉴中深化中华文明底蕴”。
张培均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西方思想史上发生过一场著名的“古今之争”，造成西方思想的古今断裂，现代西方思想因此与古典思想存在巨大差异。反倒是西方古典与中国古典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可资互鉴。比如，中西方古典思想都强调美德，无论希腊文的arete、拉丁文的virtus，还是中文所说的“德”，都既可表示个人的美德，也可表示政治共同体的美德，这是跨文化广泛认同的概念。
“各国交往越来越频繁，差异也愈发凸显。如何求同存异，或许可以去文明的根基处寻求智慧。”张培均说。
柯马丁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亚洲研究教授、美国东方学会主席，曾在研究中国早期竹简的同时，进行关于古希腊阅读方式的讨论。“了解其他文明也是在了解自身。如果只知道一种文明，我们就无法知晓它的独特性，以及它与其他古代文明的共通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说：“古典文明是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古典学研究要秉持开放包容原则，拓宽研究视野，在平等交流互鉴中不断汲取世界古典文明的智慧。学问是拿来使用的，真正的古典学研究从来不是冰冷的机械过程，而是充满情怀、抱负、敏感的科学探索。”
古典学通过研究古代经典，对当今时代面临的挑战作出回应。
“古典学对于人类的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能提供非常重要的启示。因为无论是古希腊哲学还是古代中国哲学，都有崇尚自然的思想传统，而现代社会的一大问题，就是科技发展为人类创造出丰富福利的同时，也对自然构成威胁。”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陈斯一说，“如何更加良性地发挥科技的作用？如何用更加深厚的人文关怀来规范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古典哲学、古典文化中汲取营养。”
在我们身处的时代，流行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等，常常也与古典有关。“进一步讲，不认清所处的时代，我们又如何能认识自己呢？”娄林说，“古典学与我们的距离远近，取决于我们是否有热烈的渴望去认识自我。从这个意义上，青年与古典的关系尤其亲近。青年更有追求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意愿，借用尼采的话来说，年轻人的鲜血还是热的。”
在全球化的当下，青年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感受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在陈斯一看来，“古典学就能让你深入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与相通之处，求同存异”。
当目光望向更远处，古典学可以为青年建立更加宏观的历史感、使命感。“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面向未来的文化，一定是中西方，或者说不同文化相互包容、相互沟通的结果，这需要青年持续不断的努力。”陈斯一说。
（原文刊载于《中国青年报》2024年11月10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