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外交：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会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举办。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外交政策研究室、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联合主办，世经政所研究员薛力主持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镭发表致辞。

王镭在致辞中强调，传统文化是中国当代外交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在与其他国家互动中基于中国传统的政策与策略容易被其他国家接受与理解，因此，需要大力挖掘与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为中国外交提供更好的学理支撑。

主题研讨环节分为两节，第一节会议以“礼治秩序与当代中国外交”为主题。《拉丁美洲研究》执行主编刘维广主持研讨，共有五位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田野的发言题目是“从中国之内到中国之外：欧洲与东南亚的礼治秩序”。他从中国的礼治秩序概念出发，探索其可否用以解释欧洲与东南亚的区域秩序，并介绍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三种方式，即传统格义、正向格义和反向格义。田野认为，中国本土的特殊经验有可能上升为一般性原理，但这种一般性是局部的，需探寻其适用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副研究员彭博的发言题目是“新礼治秩序的理论建构与外交实践”。他认为，中华传统礼治秩序的基本特征是兼容性、差序性与关系性，三者分别以“无外+示范”“等级+圈层”“自愿+赏罚”为特征内涵与机制。新礼治秩序的理论建构是基于传统礼治秩序基本特征与当代国际秩序核心要素的融合。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基本践行了新礼治秩序的三大核心特征，即新兼容性、新差序性和新关系性。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康令的发言题目是“传统东亚礼治的近代衰败教训与现代转型可能”。他表示，近代西欧世界对东亚世界在理念、利益和力量等领域形成冲突格局，中国及诸多东亚国家未能及时顺应世界大势，传统东亚天下秩序被新兴西欧国际秩序吞噬。陈康令认为，数字文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不能局限于使用传统地缘政治概念来预测21世纪的大国战略博弈趋势，更要使用“网缘政治”等崭新概念。

重庆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苗蓓蕾的发言题目是“新时代中国外交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她认为，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重要思想来源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分别侧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她以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即伙伴关系与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三大全球倡议为例，来阐释新时代中国外交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传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席寒婷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礼治秩序结构：汉代与当代表现”。她借鉴传播学“5W”模式，构思出中国礼治秩序结构的五大要素，分别是礼治的主体、内容、载体、客体和目标。在传统中国时代和新中国时代，中国礼治秩序结构分别呈现为传统礼治秩序结构和新礼治秩序结构。她分别以汉代的纳贡制度和新中国的伙伴外交作为案例来论证这两个结构。

第二节会议以“天下等传统概念与当代中国外交”为主题。《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副主任李隽旸主持研讨，共有五位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作发言。

国家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赵汀阳的发言题目是“天下之道，天下之德”。他认为，任何事物都必须在系统中才能存在，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互动关系需要相匹配的系统来建立秩序。在天下体系中，每个国家、民族才会获得最佳存活率，这是天下之道。“德者，得也”，德意味着让人民得到利益与好处。当今世界最深层的不平等是知识的不平等，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人工智能的帮助。借助人工智能，每个人可打造高度个性化的“瓦尔堡式”图书馆。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余潇枫的发言题目是“和合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大外交”。在他看来，和合是礼的原点。和合主义的本体论前提是“关系”，认识论框架是“整体”，方法论特征是“中庸”，意义论指向是“共享”。他将和合主义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进行比较，并提出了中国大外交新构想，认为中国需追求大格局理念、多层次外交和高质量发展。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任晓的发言题目是“共生思想与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他介绍道，“共生”概念被引入到国际关系学后，便具备了概念自主性。相比于西方思想，非西方思想提供了治理多元主体间关系问题的另一种视角。任晓指出了认识“共生”的六大要素：世界是多样的；多样意味的差异；差异可以是生生之源；正确对待差异；共生超越共存；共生是世界的希望之所在。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杜哲元的发言题目是“积极与消极：中国古代天下观的张力”。他介绍了天下观张力的内涵、成因和战略影响。天下观张力的成因包括“天下”范围的模糊性、扩展方式和力度的模糊性。天下观张力的一端是积极天下观，另一端是消极天下观。在二者的引导下，中原王朝分别形成进取型安全战略和保守型安全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副研究员逄锐之的发言题目是“儒家战略文化：从四夷咸宾到不治夷狄”。他认为，儒家对外战略思想经历过一定的变化。“五经”的经义全部同意四夷咸宾，手段包括征伐、自修、怀柔。西汉和东汉的大部分儒者同意四夷咸宾。自此至北宋时期是儒学的中衰期。北宋时期产生了一批儒者，儒学复兴。南宋时期，四夷咸宾退化为复仇。到了明代，四夷咸宾转变为不治夷狄。

清华大学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邢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外交政策研究室主任肖河、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白云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研究员薛力对以上发言进行评论。薛力作会议总结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外交”是个大议题，需要集合大量学者的智慧、久久为功，为中国外交提供强有力的学理支撑。

原文链接：[光明网]“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外交：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会议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