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 22 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政党研究平台成果《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布会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举办。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当代政党研究平台首席专家吴付来出席会议并致辞。他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着眼于世界前途和人类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不仅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光辉，也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中国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之一。他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政党研究平台成果《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采用多学科视角，为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拓宽了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将以此次理论研讨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学校智库平台建设，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学科交流与对话，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雄伟表示，很荣幸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推出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读物《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湖南省新闻出版局、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及湖南人民出版社高度重视本书的出版。出版立项之际，即纳入各级主题出版年度重点项目库管理，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出版工作任务。收到书稿后，社领导组织工作专班，倾心投入，精编精校。从内容编辑到形态呈现，多轮会商、数易其稿，历经三年有余，高质量完成了出版任务。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图书著作，是王义桅教授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共同的心血结晶。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肯定了《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认为至少有三个亮点：第一，有很好的思路，那就是时代之问、中国之答。中国已经不再是任人宰割的被人看不起的国家了，现在我们不仅有地位，还要对世界的问题做回答。第二，很值得人们思考的叙述逻辑，从时间维度——天涯共此时，到空间维度——天涯咫尺，到自身维度——天下大同的叙述逻辑，对深入理解今天如何与世界相处的基本道理，深入理解我们整个国家的战略非常有好处。第三，最鲜明的特点是具有文化内涵，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些著作通常是就问题讲问题，就问题谈对策，而这本书很有文化内涵，从开篇讲道统、学统、政统讲起，从人类文化讲起，讲到最后归到21世纪“张载命题”，那么大的时间跨度，用文化串起来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确实实感到这本书很有学理、哲理、道理，非常值得一读。李君如还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间正道”，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向明认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也是源自对中国自身发展目标的一种认知。中国发展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中国发展后的和平安宁也会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宁，这是我们对中国发展目标和世界相互联系的认知。最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源于我们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国学院院长杨慧林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同”，并非与“和而不同”相对立，相反，这个“同”恰恰是中国思想的独特贡献，“命运与共”绝非“同一律”之“同”。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兼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徐步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已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正如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阿尔布劳在序中所言：“相信这本书将引发广泛的国际共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巨大感召力。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陈育明从四个方面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意义：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次写入联合国有关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第三，“一带一路”的目标在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全球治理；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李强民做了高度概括：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王义桅对“一带一路”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先后出版八部“一带一路”研究专著、教材。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则是他对“一带一路”研究的自然延展和深化。二是历史与逻辑的结合。本书开篇从“高更之问”开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空背景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提出人的全球化逻辑、以人为本的全球治理观。三是自信与自觉的结合。王义桅提出公共外交的认识、认可、认同，形成中国与世界的共识、共鸣、共振。

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的书面致辞指出，作为中国为破解世界难题提供的一把钥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需要更多地对外进行介绍。特别是那些持有顽固冷战思维的西方政客和学者坚持零和游戏观点，认为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不同国家在经济和军事利益上是根本冲突的，甚至只能是有你没我的单一存在。《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既是作者的总结，也是一种及时的宣介和辅导。

中国科学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以科学的思维，从“熵”概念来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原理，倡导返璞归真的中国古代科技观，超越西方张扬、破坏性科学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超越近代西方科学思维指明方向。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文化政策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周昌新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世界和平和天下安宁，人类携手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而由中国贡献的智慧解决方案，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实现人类和平发展，地球生命和谐相处，文化艺术将发挥启迪人类思想觉悟，净化人类心灵的作用。

光明日报国际交流合作传播中心秘书长肖连兵结合光明国际论坛经验，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对话提供的丰富养分和启迪。

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姬德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深度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主张，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的扬弃，也是基于人类文明的亚洲时代而对另类全球化方案的规范性想象。他从国际传播学术史的角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理论范式，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伦理维度。

对外经贸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刘建萍认为，公平正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最核心的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对公平正义的思考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中国共产党将公平正义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使用，并且将公平正义作为最高价值原则和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是对公平正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姚中秋作“以生产为中心：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发言。他认为，中国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相契之处就是都重视生产。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牢牢地坚守唯物主义的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人类在世界范围内分工合作，共同从事生产活动，实现共同富裕和可持续全面发展的共同体。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对新书的发布表示祝贺，并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奇迹，是经济学理论大创新的源泉。来自我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将比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体系更有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推动这样的理论创新能够贡献于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志洲认为，从国际话语体系角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必须阐述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越性”意义所在。这种“超越性”包括：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对狭隘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贬损的回应，而是站在更高的人类整体发展高度、更宏观的历史视野来论述。第二，超越了西方近代以来的外交哲学，也超越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第三，超越了中国过去的外交政策理念，以及中国古代的文化主义、和平主义理念，融入了全球化时代的新内涵，特别是具有政策的执行力；第四，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成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话语体系。

《文明》杂志社创始社长娄晓琪从奥林匹克精神的角度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北京是世界第一个“双奥之城”，又是国际奥委会授权建立了第一个《奥林匹克宣言广场》的城市，北京理应在弘扬奥林匹克文化及其价值观起到引领作用。同时，这也有利于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具有与世界相同的文化价值，诠释与传播中华文明古老而现代的人文精神，用中华文明精神弘扬奥林匹克的核心理念与价值观，深化中西文明的交流与对话，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传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认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也是处理中美关系的总目标。有效管控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大国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能不能走向命运共通之路，相互尊重是前提，公平正义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副处长张晓萌认为，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世界意义，讲明百年党史是人类共同精神财富，对世界各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讲清中国共产党引领时代方向，承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讲透中国共产党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注入的新动力。要从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的相互关系角度讲好百年党史，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牢牢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从价值理念的角度，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文明的多样性、文化的平等性；从共同利益的角度，坚持全面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治理体系的变革。要不断推动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的国际叙事创新，讲好民族性的故事，彰显世界性意义；构建导向性的叙事，增强实效性影响；用好时代化的话语，凸显当代性特征。

本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王义桅作了总结发言，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是“一带一路”研究的自然延展和深化，两者是道和术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四个自信”，是开创“告别近代，走出西方中心论”的学问，为打造融通中外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时代机遇。我们举办这样一个研讨会，目的不仅是进行跨学科、多学科对话，更重要在于超越学科界限的融合创新。

（责任编辑：徐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