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下午，深秋的北京带有些许寒意，中国人民大学《中文新世纪》报记者在机场迎接到了来自德国的汉学家梅嘉乐教授。她虽然带着些许倦意，但还是欣然接受了采访。

跨文化交流：民族性与世界性

记：请问您这次参加第三届汉学大会准备讨论哪方面的内容？

梅：关于如何改变欧洲汉学的方向，我们现在更加提倡一种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如果一个汉学家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中国，那么他将不只看到中国文化的特性，还能看到在国际视角下中国文化的地位和影响。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写过一本关于中国现代派音乐的书，关注的是中国音乐中的民族性。作曲家们总是强调他们是“中国作曲家”，而不是“作曲家”，故在他们看来“中国”很重要。但如果从跨文化角度来看，则只能视他们的音乐为音乐，而不是“中国音乐”。譬如谭盾的音乐中有很多美国、欧洲乃至非洲的元素，但如果你仅仅看到其中中国的那部分，就无法充分了解他的音乐。即便是中国的古典文化，其实也是融合了世界很多其他地区的文化，所以从跨文化的角度可以理解中国古典文化的多重方面。中国如今世界化了，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有一样的东西，但有趣的还是那些不一样的。

记：您对本届汉学大会抱有怎样的期待？

梅：我希望知道中国的汉学家是否认可从跨文化的角度研究汉学、看待中国。譬如我们看中国的音乐，可以侧重于“音乐”，而不以其民族性为主。一些中国学者现在还是接受不了这种跨文化角度，他们觉得中国是一个特别的国家，故一定要看到它的特性。我觉得一个学者，不应总是用一样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研究，否则学术研究会很无聊。中国希望能走向世界，所以它应该了解自己的文化有什么世界性，如果只注重民族性，就会显得有些排外，这在一些外国学者看来，甚至有些“可怕”。

记：您为什么会用“可怕”这个词呢？

梅：这和欧洲国家自己的经验有关。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部分原因是民族意识过强，比如德国。假如一国民族性很强，就会很自然地说“我好，你不好”“不要你的东西，因为我的东西比你的东西好”等话，这就是排外。所以一些很注重民族性的国家，让欧洲的学者感到有点可怕。所以我希望大家能从一个更加世界性的角度来研究，这样或许能帮助了解相互之间的想法和期望。每个国家的强大都需要依靠其他国家的帮助。譬如唐朝之所以文化如此发达，是因为它的文化相当开放，与很多国家进行了交流。中国文学当今之样态，也是跨文化交流的结果。文化要发展，就必须有跨文化的交流。

中国印象：“可怕”的吸引力

记：在您看来，欧洲对中国的主流看法是什么呢？

梅：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不同的主体对中国的印象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从欧洲媒体的角度来说，他们的主要印象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非常了不起；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腾飞对欧洲国家潜在的冲击令他们担忧，这就与“可怕”联系起来。媒体是面向大众、传递简单概念的，但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那就只能变得片面、偏狭。欧洲媒体对中国的介绍出现简单化、片面化、宣传化的现象，这在每个国家都一样，而真实情况却是复杂的。

记：那您本人对中国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

梅：中国历史悠久，要研究中国历史才能理解中国人。我第一次来北京是1987年，如今北京发展很快，很多东西都已经和当年不一样了。发展虽然是好的，但也不一定全是进步的，一旦趋同、无差别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