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人民大学《中文新世纪》报记者在机场接机口与费乐仁教授初见时，“不好意思，我来迟了，让你们久等了。”一句话便拉近了他与我们志愿者之间的距离。让我们惊讶的是他的行李：一个行李箱，一个大书包，一个手提包，都是满满当当的。对此，费教授微笑着解释道：“这里面装的都是书，在其他地方都忙，参加本届汉学大会，使我能够与很多学者沟通交流，使我的心境得以回归。”言谈之中，他那谦逊的大家风范、勤勉的学者态度，令人印象深刻。在回校的途中，我们进行了轻松而富有意义的交谈。

记者注意到费教授最初的学术领域是美国研究，然而最终转向了比较哲学，甚至涉及宗教学。提起学术道路上的转变，费乐仁解释说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是宗教上的皈依，另一方面他那时的毕业论文是比较马克思、黑格尔和摩门教。这是一个三维的比较，所以他已经对比较哲学及神学的有所思考。1977年前后，费教授曾到菲律宾教授古希腊文、希伯来文等语言，那时正值毛泽东主席逝世，因此他开始有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思考比较中西哲学的想法。

在交谈过程中记者发现到，“有意思”是费教授的口头禅，这体现了费乐仁教授拥有一种观察世界的着眼点和一种突破惯性的学术研究态度。随后，费教授也向我们介绍了在本届汉学大会上将展示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即“英文汉学翻译的新气象”。他谈到，过去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特别是经学典籍。而近十年来，开始出现对典籍注释的翻译。这与他所研究的基督教会传教士的翻译有很大的不同。对于这些变化，他也寄望于有更多人来重视这个汉学翻译的新现象。

对于跨学科研究的分析方法，费乐仁教授坚定地说：“我不是按照20世纪以来形成的学科范例和标准，而是坚持多元的方法，这对从前很多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这些人都想稳定自己在学术界已建立方法论。他们虽然能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做较深的研究，但是缺少某种与生命经验的联结。所以，他们变得聪明而没有智慧，然而唯有智慧才能领悟生命。”在这点上他也提到，自己因为坚持多元的研究方法而被一些学者视为在做无价值研究，然而他认定那是一条探寻生命智慧之路。

当问起费教授对中国社会的变化有何感想时，他感慨“实在是有太多方面的变化”，首先是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人民获得了更多自由去认识和探索外部世界；其次，法律上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也是很大的进步。此外，他还提到了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从前中国社会以大家庭为社会单元，而现在超过半数的家庭都是小家庭，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最后他说：“我讨论的不是宏观的变化，而是我所看到的普通人的生活改变，对我来说，这是更有意思的。”

谈话接近尾声时，费教授向我们分享了他始终在思考的问题，即“究竟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宗教”和“哲学跟宗教的异同在哪里”。作为数十年研究比较哲学和比较神学的资深学者，费乐仁教授一直在用他独特的视角，跨越多个文化语境，来探寻这些哲学层面的终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