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10点45分，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主题发言第二场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堂举行。本场会议由美国耶鲁大学副教授司马懿主持。首先，由前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柯白发言。近三十年来，他一直在从事有关中美关系桥梁的工作，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四十年工作反思》。

柯白认为，文化间的交流首先是内部和外部的对话。他举了两个例子来阐释这个问题。首先是日本政治家对美国工人进行言论攻击，说明日本国内的对话存在不一致；其次是关于一本向美国儿童介绍中国文化的书，其中的语气和口吻并不恰当，会直接导致美国人的误解,这又是外部对话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注意如何描述自己，同时要注意世界如何影响我们。

他还指出，我们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由我们的家庭背景，从小接受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地位等因素所决定的。接着他以自己给温总理做翻译为例，提出了有效的交流和恰当的社会行为要求之间的关系。当时总理讲话结束后，翻译将问题翻译错了，是不礼貌地打断总理的回答还是将错就错？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有效的沟通有时是与礼仪是不兼容的，但有效的沟通要比社交礼仪更重要。

最后，柯白还谈到了对美国的宪法理解的问题，并由此引申到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解读，认为文字至上的原则是不可取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如今中国崛起了，是否会设计新的规则让世界来遵守？中国是否会把自己的传统强加给其他人？最重要的问题是，究竟谁会成为制定规则的人？这让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

接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做了题为“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当代中国涵义”的发言。首先,他谈到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是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思想方式。普遍主义，包括宗教、哲学和社会思想方面的普遍原则。而要达到较自觉、较系统的特殊主义，就须挣脱非常长久的对“普遍最高存在”的迷信，进而生成历史主义，强调事务个性、新鲜经验和创新实践。但是这样容易流于相对主义，最终也会让一切处于一种价值混乱。在政治和文化实践中，双方共同的相对主义立场虽然或许有助于互不干涉、平安共处，但它们同时消减了真正深入的沟通和追求共同利益的可能性。

其次，他谈到特殊主义与现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根本创新，通过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和发展，向全世界有力地昭示了西式现代化决非现代化的唯一形态。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谁也不能代替或主导各国人民自己确定本国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道路，谁也不能声称适合自己的就必定适合别国人民和全世界。毛泽东在坚决抵制共产国际的革命普遍主义的同时，也拒绝中国传统的儒家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礼教普遍主义，他们的根本哲理与儒家的思想方法确有天壤之别。中国走自己的路，而且广而言之，各国人民也要走自己的路，这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一个伟大革命。

继而，他认为真正的强国必不可少的是“精神独立”。用兰克的政治哲学话语来说，每个民族社会都必须被视为一个价值体，只有依据其各自的内在观念、内在状态和环境才能被理解，而不是依据一个实际上虚无的普世价值标准来判断。

最后，他谈到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其政府主持的形态而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讲究实际的民族主义”，主要特征在于下列特性的结合：前瞻、镇定、耐心和更尊重中国特性。在当今中国，还有一类非政府的民族主义，它包含常有的对外部世界简单粗鲁的态度，还有对本国政府软弱政策的常有指责。如何合理地引导公众及其舆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文化间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国际政治和中国未来的前途，直接作用于中国人今后的自主的实践和奋斗。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仁伟在总结时指出：柯白全面地总结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沟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首先是内部和外部对话的问题形成的障碍，其次是个人的专业、身份、角度的不同也会带来交流的误解和冲突，最后是翻译和媒体的误导，这也会导致错误信息的传播。此外，他提到了洋为中用、规则制定与遵守的问题。这些沟通的障碍是国家间矛盾产生的根源，而只有了解其原始的起点，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

黄仁伟在总结时殷弘教授的发言时提出：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正是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会发生转化，如今中国模式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种特殊主义，但是未来会不会形成霸权主义的普遍主义？这是西方国家一直怀疑和警惕的问题。然而关键问题在于未来的世界由谁来制定规则。他认为这个规则显然不应该由某一个超级大国来制定，而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