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4日上午9点，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中外文学获奖者论坛”在国学馆报告厅隆重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沃莱·索因卡、阎连科、西格丽德·努涅斯、刘震云、朱莉亚·李和张悦然共六位中外文学获奖者进行主题对话，多位国内外著名作家和学者进行了回应和点评。本次大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耿幼壮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众议教授发表了主题致辞。
本场论坛分为三个环节，作家们依次对“文学与世界”、“文学与思想”和“文学与我们”三个主题进行了对话。
文学与世界：自由和个性的挖掘
第一个发表演讲的是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他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位为自由、为信仰不懈奋斗的作家，在现场分享了他关于文学的“自由”和“禁忌”的思考。
在深入话题之前，索因卡祝贺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并认为“这是对一切文学和自由的支持者莫大的鼓励”。同时，他表示参加本届世界汉学大会就是为了“呼求自由，呼求我们今后应该如何去解释‘人’本身”。作为一名作家，写作是一个创造的过程，索因卡认为这种“创造”实际上是一种欲望的表达，但人类本身的创造不仅体现在写作层面，更要伸展到其他艺术层面。他提倡：“我们要拆除一切樊篱！我们要破除与任何其他的同类之间的联系，破除物理，破除各种技术的发明，即使这些以魔术般的方式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索因卡也提到了那些不忠于创造性思维的人，批评这类人“思考的是如何给自己的人类的心智设置障碍，这些不幸者在不断地思考权力的事情”。
索因卡始终关注人类本身的生存状态，但他认为生存已经“被困在僵化的教条和自由探索之间”。在这一话题上，他对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首先，他批判了“反对心智者”。他认为，创造性本身一直是面向于不同的领域，是开放的。正因如此，让反对心智的人感到自身的安全性、稳定性受到了威胁。因为对于这群人而言，心智完全是通过限制获得的，尤其是在非物质性的领域，比如说“作为一个作家的根基的想象力”。他们寄托于教条的操纵来放置他们已经过时的、古老的理念，通过洗脑来限制人们的想象力，通过诱惑给人类描述了一个虚假的形象世界。对这些“不能容忍的、发明禁忌的操纵者”，索因卡认为：“实际上是一种神权的和世俗的政治的结合，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质疑”，为了追求对心智的操纵，他们发明“禁忌”以占领人类想象力的空间。
其次，在关于“禁忌”的理解上，索因卡解释道，他所讲述的并不是古代的一些风俗的禁忌，而是现代社会中被发明出来以限制世界的教条。提到宗教，他认为其阻碍了人类想象力，尤其是在犹太基督教中“除我之外不能有其他神”和“不许吃禁果”的论述，建立了一种不容挑战的“禁忌”。索因卡把这些“禁忌”的发明者称为“社会上的思想警察”，并指出他们抱有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目的，对正统产生了挑战，对人类本身的影响非常深远。
最后，索因卡重审了“我思故我在”这句话。他认为，“我思”在根本上是一种遐想和臆断，是一种没有限制的思考，是人栖居的理想之地，也是人对权力、宗教和世俗的挑战。“挑战”就是一种“创造”，因此，索因卡呼吁：“让我们去想想那些对现实的更多的挑战，这种挑战就是——我创造故我在。”
对于索因卡发言中谈及的政治、权力、自由和禁忌，与之对话的阎连科认为：“这是我们经常思考而没有思考到、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如果我能代表大家的话，将对他的发言表示尊敬。”
接下来，阎连科的发言则以“巨大的世界与最小的我”为题，共分为三个部分，即“我的文学”、“作家形象”和“文学土地”。在第一点上，他认为，很多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品讨论的恰恰不是世界性，而是在世界文学中讨论了“什么是‘我的文学’”。阎连科指出：“正是因为有了‘我性’，才有了世界性。”而关于“我的文学”，具体而言就是在文字中讲述自己的故事。同时，阎连科也说到了他的文学宗旨，就是“要在说不清的地方说清楚”，认清在追求“我的文学”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思考，并将文学看做认识世界的方法和途径。而关于文学的个性与世界性，阎连科说：“要用自己的文学思维去辨析和追求世界的文学思维，正是文学的小个性、小脾气、小撒娇才能透视文学的大个性，才能去谈论世界性。”在第二点上，阎连科指出作家的身份必须在作品中取得认同，“有了‘我的文学’，才能有‘我’这一作家。一个国家的作品最好是讲述本国的故事，以塑造自己的形象。就像我们阅读鲁迅的作品，鲁迅的形象甚至比人物的形象更鲜明。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就能感受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焦虑、困惑和痛苦。”对于他本人的形象，阎连科也笑谈：“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不完全的阎连科，而阎连科这个形象在我的作品里才更完整呈现出来。”在第三点上，阎连科倡导道：“每一个作家都有个人性的文学土地，这并不是指红土、黑土或黄土，而是洋溢着作家本人的文化意识的文化土壤。只有那些属于“我”的、在自己的文学土壤中开出的文学之花才具有广泛恒久的意义。”而他也自称：“我还在寻找和培育着这片土地。”
文学与思想：精神和远见的追求
文学家与思想家一样，面临着许多终极的哲学思考。来自美国的作家西格丽德·努涅斯与中国作家刘震云就“文学与思想”这个话题做了主题发言。
西格丽德·努涅斯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兼文学评论家，曾获美国怀丁作家奖等，写作领域涉及语言、记忆、认同、阶级。由于天气的原因她未能出席本次汉学大会，耶鲁大学的汉学家司马懿宣读了她的演讲稿。其中，西格丽德·努涅斯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何写作？写作的思想从何而来？”她引用一位作家的话回答：“我们写作，并不是因为有思想，而是因为有故事。”文学作品的内容比思想重要，但她写作的启蒙老师曾对文坛上一些没有思想的作家提出批评。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与思想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是有争议的。“在昆德拉看来，小说家不应该过于重视作品里的思想，而应该自由地发挥，同时对纳博科夫来说，宏大的思想在文学中就是垃圾；与之相反，苏珊·桑塔格却相信，文学作品里唯一重要的就是思想。”
西格丽德·努涅斯认同苏珊·桑塔格的看法，她相信文学作品的魅力离不开思想的光芒。但是她认为，小说家的思想不同于哲学家。“正如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的智慧与哲学不同，创造小说、诗歌的精神也不同于理论的精神。”她结合自己阅读和写作的亲身经历，试图去探寻文学作品里真正的思想。“我从自己的角度，对世界有一些看法，于是我想要去写作去表达，然而我的看法是否就是苏珊·桑塔格认为的思想？作为一个作家，他究竟应该具备怎样的思想？我想，如果她还活着，她也许会写一本书来阐释这个问题；而如今她去世了，她本身就成了这本书，以供我们寻找答案。”
对于“文学与思想”这个议题，曾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刘震云，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了阐述：一、文学思想之重要；二、中华民族、中国文学的思想；三、中国当代文学作家的思想性。
首先，他坚定地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定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从某个角度思考的只是某个领域；而作家用情感思考的却是整个人类和历史的整体。“中外伟大的文学作品都证明，如果文学是一幢大厦，思想之于文学，就像大厦的地基一样重要。没有强大和独特的思想支撑，‘大厦’就淤塞和倒塌了。”
其次，他悲观地感叹我们这个民族在思想上的先天贫乏。不同于西方的海洋文明，孕育于大陆的中华文明具有典型的自闭性，拒绝陌生和冒险，致使其在19世纪后被外强欺辱。1904年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失败者俄国割去的是中国的领土，这一屈辱让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缺少的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是先进的思想！“但是中国文学又的确不缺乏思想，我们的文学界产生了鲁迅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他提到鲁迅塑造的三个典型人物：欺软怕硬和善于精神胜利的阿Q、勤劳善良却蒙昧啰嗦的母亲祥林嫂、又穷又酸毫无思想的知识分子孔乙己。 刘震云说：“中国当代同样不缺乏具有思想的作家”，他提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他认为莫言获奖是实至名归，“但是莫言并不是唯一有资格的获奖者，因为这涉及到顾彬先生先前谈到的翻译问题。就目前而言，汉语还是一个弱小的语种，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向汉语以外的世界，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工程，如果用汉语来评选，中国目前至少有十个作家可以与莫言一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们都算的上是有思想的作家。”
最后在回答观众提问时，刘震云阐释了衡量一部作品、一个人、一个国家是否有思想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眼光”——看问题的出发点、角度和时间跨度即远见。“一本书，一个人，一个民族莫不如此。”
文学与我们：形式和语言的探索
“我是一名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电影制片人。因此今天我主要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谈谈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来自澳大利亚的青年小说家、电影导演朱莉亚·李通过自己在文学与电影领域中的独特视角，阐述了她对于书写方式独创性的思考。
朱莉亚·李介绍到，她在不同时期写出的作品的表现形式都不一样。她的前两篇小说《猎人》、《不安》即在书写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不安》在风格上既不像一个剧本，也不像一个小说。事实上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写作都有不同的认识，一个作家从一个小说到另一个小说，其写作经验也很不一样。”接下来朱莉亚·李谈到她的第三部作品，她认为该作品在形式上更类似于戏剧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作家并不会以一种写作者的身份进入到作品中去，而是以一种外在的立场来描绘主人公的行为与姿态。”朱莉亚·李认为这部作品在她的写作经历中有着分水岭的意义，她的作品从此开始带有电影“纯粹外在书写”的色彩。同时她表示，这种“外在书写”风格的形成，事实上也意味着对自己的书写方式所造成的约束。
“事实上，我并不是拥有这种书写风格的唯一一人。”朱莉亚·李为我们介绍了其他将小说写作与电影表现艺术结合起来的作品。例如雷厄姆·格林的《第三人》既是小说，同时又被改编成了电影，而其小说文本也带有强烈的实验性质。“它在形式上像是一个剧本，而在历史设定、问题与回答上则仍然具有小说的鲜明特征。”
朱莉亚·李最后还谈到了外界因素对作家创作的限制。“就拿我最近的一次经历为例，我看了一部阿根廷的小说，它非常有艺术性，我曾试图将其改编为一部电影。”她介绍到当初主创们在讨论的时候，为了凸显电影的艺术效果，她曾想过以西班牙16世纪的社会为大背景。但是因为这个构想需要大笔资金来支持，并且影片里没有吸引大众的噱头，因此主创们便放弃了这部影片的创作。“我对于这种因为外界干扰而造成的艺术创作的失败感到痛心”，朱莉亚·李说，“我真心希望有那么一天，当对于创造选择的限制被去除掉的时候，我们的文学与文化能够越来越强大，能够传递到更广阔的地方。”
与朱莉亚·李对话的是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张悦然。她同样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阐发了中国年轻一代作家在创作中所面临的困惑。“八零后作家与中间代作家被出版界明确地界定出来，以区别他们与前辈作家的不同”，张悦然说，“在我看来，这种不同只是因为前辈作家在其所擅长的题材上已经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而我们只能用这种题材的不同来慰藉和鼓励自己。”在她看来，年轻一代作家与前辈作家的不同被过分夸大，事实上，这种不同只是年轻作家在沿袭前辈的道路上所探寻的微小突破。
“我们这一代作家与前辈的不同，首先在于两代人之间阅读的区别。”张悦然解释道，年轻作家与前辈作家的文学阅读都是西方文学，然而区别在于，年轻一代作家对经典作品的阅读明显下降，西方当代作品成为阅读的主体。这其中，出版界的干预作用是极其强大的。“外国人可能很难理解，对于当代的年轻作家来说，没有读过托尔斯泰和福楼拜并不是可耻的，没有读过村上春树和玛格丽特·杜拉斯才是。”张悦然强调，经典的没落与阅读的多样化，这是年轻一代作家应该重视的问题。
接下来，张悦然谈到了年轻作家的小说中背景迁移的现象。她指出，八零后作家在进入大众视野之后，反映他们童年乡村生活的文本创作越来越少，甚至消失殆尽，“乡村经验遭受了强势城市生活的冲击，中国作家一直以来的乡野情愫被无情割断”。同时，张悦然也谈到大城市中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日益趋同且越加模糊的面目，这使年轻作家笔下的城市生活失去了生命力。“年轻作家如何沉入城市生活的深处，寻求中国独特的城市生活经验，我想这是年轻作家应当思考的。”
最后，张悦然还谈及了文学语言的变迁。她认为，随着标准化书面语言的普及，具有地域性特色的方言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年轻作家的作品里。年轻作家更热衷于日本翻译体的语言，这种语言固然规范、优雅，但却会使汉语失掉原本的活力，甚至会有“同质化”的危险。
论坛接近尾声时，同样身为作家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马俊杰教授对以上讨论进行了总结。他为不同语言的文学能够对话和沟通感到欣喜，并对与会的获奖者表达了敬意。同时，他希望今天的“中外文学获奖者论坛”能够让文学再次吸引世人的目光，并期待今后的文学家能够在创作中还原历史的真相。“希望文学的创造力能够呼唤和引领人类走向可能幸福的明天”，马俊杰教授借用索因卡这句话为本次论坛画下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