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珠娣

我常想，我们汉学家要怎样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呢？我想以传统中医药为例来描述一些具体的做法。我曾经看过一些中医药的文章，它们都认为自己是在以全球视角讲中医药发展，而实际上都是历史性的视角。现在，不同版本的中医药理论遍地开花，在美国，中国传统医药的发展被说成是“异类”药品的一种方法，而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因素。中医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会不断地影响更多人，但实际上它们传播的究竟是什么呢？

举一个例子，中医有“肝郁”一说，这在中文里与“抑郁症”近似，这种“抑郁症”非常难翻译，甚至在西方医学中用英语解释都十分难。汉语中用“停滞”、“堵塞”这些词来解释，但你需要通晓中医病理学才能明白什么是“停滞”和“堵塞”。中医中的“气”的确会堵塞，我们因而会上火，而这种上火是从我们停滞的气上升出的，无法遏制，我们的脾气就会忽然爆发出来，这就是“肝火旺”的症状。对于懂“气”的国外汉学家，这些都能理解，然而其他得这种病的人不会认为有“气”存在。

我们要去思考如何调和我们的不同性，我们不应该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去理解中国医药，而是应该以一般人的身份来看待这种焦虑和不幸。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很难去想象这种“气”在一个人的身体中起到何种作用，但是真正理解之后你就会知道这种“堵塞”是怎么回事。我看到很多汉学家也遇到这样的挑战，这次会议，他们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中国国学和国际汉学都致力于在过去与现代之间、不同的语言之间以及不同思想家之间进行转译，我们要寻找共同的基础，这样才能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重新启动汉学。

杨念群

我是从医疗史的角度来看医学在中国本身的发展变化，这涉及了汉学面临一个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西医进入中国之后，它不仅仅是一个医学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社会、文化的问题。我将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理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

谈起医疗史，我想大概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是“身体”。中国人对身体的看法与西方人对身体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中国完全靠内在的治疗方式使自己的身体康复而不切除病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维系了生命的延续，但最终这个人的状态是完全病态的。所以外科手术的传入引起的是一场身体革命，当西医传教士的第一把手术刀切入中国人的身体的时候，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发生了。西医通过外科手术将瘤子切除，在外国人眼中，切除是使中国人的身体得到一次新生，而中国有个传统说法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损伤的。外科手术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可能和“采生折割”这种违背法理的行为有某种联系。

第二个关键词是“空间”。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特别强调的是熟人社会，拒绝陌生人介入。而我们知道外科手术中，最重要的程序是在一个封闭、无菌环境中进行治疗的，这给中国人造成很大的误解。再如，外科手术要穿白大褂，而在中国文化里白衣服是在葬礼上穿的。所以很多中国人在进入医院时感到非常不习惯，一批陌生的人把他抬到手术台上，任其宰割，这令人感到很恐怖。然而这种社会和文化上的误解通过逐渐融合、对话，得到了某种消解。比如有些人把外科手术放在村外的大树下进行，公开进行眼科手术，这样的公开化后外科手术变得透明了，之后就开始被慢慢地接受。

第三个关键词我认为是“制度”。西方是一个基督教社会，我可以把我的身体委托给上帝的仆人——医生来处理，教堂和教会的延续在西方医疗史里也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中国没有真正封闭的空间，中医一般是坐堂或者行医，到患者家里去，患者家人可以随意支配或影响中医的决策，也可以参与其意见。我认为这不是医疗的问题，而是所谓制度的问题，是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生活文化社会差异性的体现。

第四个关键词是“社会动员和国家”。某种医疗行为可能就是社会动员的一个表现形式。比如，1952年抗美援朝反细菌战，说美军扔了很多细菌弹，污染了朝鲜环境和中国东北地区，这本来是一个军事行为，但后来通过反复社会动员变成了一个爱国卫生运动。所以社会动员和社会运动同样可以成为医学的表现形式。

（录音整理：孙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