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金

中国学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早在17世纪，这两个实力强大的帝国就在远东地区进行了接触。最初的信息来自远赴中国的使团和商队，他们带来的信息对于在俄罗斯发展中国学起到了重要作用。有趣的是，很多俄罗斯的外交使团还有别国人参加，外交使团回国之后，他们对中国的描述对欧洲思想也产生了影响，比如洛克，他在18世纪不止一次跟随俄罗斯使团到中国，而哲学家孟德斯鸠也在自己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了这些外国人对中国的描述。

从1755年到1956年，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团盛行。事实上，在19世纪末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建立之前，传教士团就代表了俄罗斯在中国的利益，并成为了解中国的重要来源。许多传教士团成员成为了中国学家，并撰写了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和研究，编纂了很多辞典和教科书，而传教士团里艺术家的作品也成为了解中国的素材。而在19世纪，其对中国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整体的水平。

放眼20世纪初的苏联，中国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莫斯科等大城市的一些研究机构开始对中国进行研究，并在一些重点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苏联解体后第一个十年，国家对学术研究拨款明显减少，影响了中国学的发展，但在近些年情况有所恢复，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更多人对于汉语的兴趣。早在1978年，我就选择了学习汉语，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因为在当时学习汉语是一件很罕见的事。如今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汉语已经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语言，而原因是很显而易见的。2010年以来，中国在俄罗斯贸易伙伴中排行第一，精通汉语的学生更容易找到待遇优厚的工作。今天俄罗斯有几十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仅莫斯科市就有三所孔子学院，而全俄罗斯共有八所。但这还远远不能满足公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渴求。我们知道，今天在国家汉办还有很多俄罗斯大学开办孔子学院的申请书，在俄的中国学方面的科研机构也竞相争夺青年人才。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也开始重视对中国学的研究。从2004年开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东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开展了中国学研究工作，有些外交部官员和学者在那里工作，并将中国学知识应用于俄罗斯外交部的具体外交策略中。今年，我们完成了一个名为《中国与俄罗斯交往四百年》的项目，这是俄罗斯对中俄关系做出的首次全面研究。最后，很高兴给大家作这个报告，希望今后可以得到汉办支持，继续高举俄罗斯中国学旗帜，谢谢！

程章灿

我今天的讲题是“汉学研究的三个世界”。中国是这种学问的第一个世界。中国人研究中国的问题，一般称之为“国学”。有人将中国学术分为汉学和宋学两类，这其实是十分粗略的划分。汉学里面有宋学，宋学里面也有汉学。这是中国传统汉学的意义，与我们现在所讲的汉学不同。比如在汉学这个领域里，清代汉学可以分作吴派、皖派和浙中派。这些都是国学可以汲取的源头活水。可惜的是，经历了“文革”十年，国学学术的脉络在中国大陆基本中断。古典学术研究的传统，犹如庄子书中所写的“混沌”，被大肆破坏。在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在大陆再度兴起，提倡国学的言论五花八门，其文化与政治需求也各不相同。在我个人看来，倘若不能对经学传统、经史子集以及知行合一的传统有深刻认识，便很难激发中国固有学术之源的生命力，更谈不上继承和光大传统学术。

日本、韩国、越南等尊崇汉文化的国家可以称为这种学问的第二个世界。日本研究中国学问由来已久，无论是东京学派还是京都学派，都产生了不少知名著作。近代受西方学术影响而兴起的中国研究，被称为支那学或东亚学。支那学含有贬义，后来废而不用。现在大都称之为中国学。日本学者曾说日本读西书的能力强于中国，读汉文的能力强于西洋。当年是否如此，以及今天是否依然如此，这里暂不讨论。但近代以来，日本学界处于中国和西洋这两个学问世界之间，确实取得了左右逢源之便利。

欧美及其他非汉文化圈的国家属于这个学问的第三个世界。在非东亚文化圈以外的汉学圈，汉学研究存在细微的差异。比方说，欧洲与美国有不同，欧洲是传统汉学的发源地。美国则是作为地域研究和中国学研究的发源处。总的来看，欧美还是可以看作同一个世界的学问。从文化起源来看，两地学术的崛起密切相关：资源共享、话语交集以及两地人们之间的人文来往都有相互影响。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美国对很多欧洲学者进行经济资助，在中国学研究方面后来居上。

我们应将国外汉学研究当做一种学术资源，继承丰富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文献，有助于开拓学术视野，奠定“大汉学”基础。汉学研究是一门历史悠久的世界性学问。对于汉学的研究，不能以当下为限，以中国为限、以中文为限。这样中国学者才能跨越学问世界、步入真正的学术交流，发挥固有学术优势，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我愿以此与大家共勉。

（录音整理：吴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