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田智明

东亚的现代化是后进步的。西方产业发展后，作为殖民地，东亚各地区被迫现代化，形成了民族国家。对于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衰落，学术界尚未给出答案，不过大家一致认为这是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国家和日本的侵略结果。这意味着中国在现代化的问题上，“近代”和“现代”之间既存在密切关联，又有深刻断裂。所以，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都认为应该把社会与国家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像西方那样凝集性的民族国家。我觉得中国种种矛盾的原因之一就是意欲建立这样凝集性民族国家的激进思想。从外力压迫的现代化观点来讲，人文科学方面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思想上的“内面”的问题。柄谷行人曾说，前现代化人的“内面”是从外边规定的。比如看风景时，前现代人通常以看“山水画”的方式看眼前的风景，这样“山水画”的画面才有现实写实性。可是现代化以后，看风景时用现代的远近法来看，即“内面”有了一个保持实体感的焦点。现代人认为这个实体感就是自我的所在，所以现代人一直问“什么是自我”。

日本有位学者这样说，追问“什么是自我”的现代人是不满足于外在性的认同，自己要找到一个不能同于外在性的崇高个性，现代人就是一个抱有“寻找自我”与“自我检讨”命运的人。19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进步，社会、个人的内面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志向。这就是所谓“向上进步”的内面化。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流行“否定自己”的思潮，5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运动中推行“自我批评”，虽然这其中有强迫因素，但是有的部分却都是现代化内面的必然倾向。“文革”之中，知识分子受到工农兵的谴责，主动进行自我批评，也都是现代化以后反复自我检讨的方式，是外压带来的现代化在人的精神方面影响的结果。

孙郁

代田智明教授主要讲了关于西方现代性非理性的转移的话题，以及对20世纪中国本地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的关系。海外学者看待中国文化有许多好意和夸赞，而我的发言则是对百年中国文化以及现代性接轨中不好的经验的反思。

中国的文学理念一步步走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道路其实是一个逻辑过程。其中，瞿秋白起到重要作用，他对“五四”新文学的批判构成革命文学合理性的逻辑。列宁主义对孟什维克的批评和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是基于革命的需要，它把文化引向了以政治为核心的道路。中国不具备如此的基因和传统。比如，鲁迅最早走向左翼是借鉴了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的资源，是从文学走向革命，而瞿秋白与鲁迅相反，是从革命走向文学。瞿秋白置鲁迅的审美经验于不顾，绕过鲁迅思想中矛盾的、不确定的思想的存在，而抓住对自己的解剖和批判，将鲁迅与高尔基相联系，认为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他对鲁迅的肯定是基于鲁迅的“战斗精神”和“不妥协”的态度，这与斯大林、列宁的革命斗争精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亦与高尔基相似。他对鲁迅的肯定实际上窃用了卢那察尔斯基对高尔基的论述。事实上，鲁迅与“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论争非政党因素使然，而是知识分子角色定位的问题；瞿秋白将鲁迅思想的复杂性简化了，抹杀了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鲁迅的特征。与高尔基的动机相比，二者相差甚远：其一，鲁迅乃士大夫出身，而高尔基是底层流浪文人；其二，鲁迅始终与执政党对立，而高尔基早年和晚年发生巨大变化，其与斯大林呈现主人与奴仆的关系，精神具有复杂性；其三，鲁迅气质与许多同路人相似，而高尔基后来完全站在斯大林一边。虽然他早期批评列宁观点，但后来的转变与鲁迅一以贯之的思想态度相比有很大差别。后来毛泽东把鲁迅列为一等圣人亦是瞿秋白理念的延伸。

由俄国而来的批评模式在中国流行了很多年，成为制约文学发展的外在力量。直至上世纪80年代乃至现在，在许多青年的努力下，文学批评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这是充满苦斗的过程，是逐渐告别瞿秋白而向鲁迅靠拢的过程，是告别毛泽东而回归普列汉诺夫的过程。莫言的创作开始与鲁迅当年介绍的审美画面接近。鲁迅所理解的革命文学在莫言这里得到还原，但不被人理解。可见，回归“五四”语境和鲁迅传统是多么的艰难。

最后，我想提出几个问题，在百年中国文化的选择中如何避免精神的单一性和悲剧的发生？在泛道德化和泛政治化语境之外，今天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化追求是否会出现当年以俄国为中心的问题？这些选择中的陷阱是今天关心中国文化发展的人们所不能回避的。

（录音整理：王斯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