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任务，亦是明年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然而，五大任务有何背景？在实行的过程中会面临哪些阻碍？突破口又在哪里？ 针对以上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对其进行解读。

　　详解五大任务如何落实

中国经济时报：去产能，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你认为此次去产能重点在哪里，又应以什么为突破口？ 刘元春：当前，我国产能过剩严重，一些企业债务率较高而盈利能力下降，迫切需要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等举措使其退出市场，达到供求相对平衡。因此，通过存量调整来退出一批、整合一批、发展一批企业，使产能过剩的行业能够进行良性循环，恢复发展动力是此次去产能的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去产能常常寻找不到突破口，对于哪些应该清算退出、哪些应该兼并重组仍未得到统一结论。同时，去产能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还存在维稳的压力，企业倒闭则导致整个城市都倒闭的现象仍然存在。故而，围绕去产能进行全面配套的改革才是应对良策。 此外，今年去产能的突破点也有所显现。例如许多企业亏损面很大，导致地方政府难以用自身财力进行扶持，而这些企业或将成为２０１６年全面去产能的突破口之一。 中国经济时报：去库存，化解房地产库存。你认为去库存的过程中会面临哪些阻碍，又将如何应对？ 刘元春：在去库存的过程中会遇到四个难题： 难题一，盘活库存的资金来源。事实上，房地产的库存过高不是一两年积攒所致，而是多年积攒和过度膨胀造成的，为此国家提出了租售并举的住房管理模式、市场与政府双轨齐上的住房制度来去库存。然而，不论是政府购买部分存量用于廉租房、公租房，还是投资企业通过购买存量房来构建租赁市场，其资金来源都是重要问题。 难题二，盘活库存是以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自发进行。一方面，政府调整存量通常会以降价等方式来进行，而很多开发商却因背负大量债务并不愿让步，政府与相关投资者的去库存协议应该如何达成。另一方面，房地产生产商太多造成市场结构不合理，而这类不合理是该由市场调整还是由政府调整仍难达成一致。 难题三，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多方改革共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去库存的一条重要出路，近期围绕农民工市民化所展开的改革举措也有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需要政府在租房上的补贴制度，更需要多方布局，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来共同推进。 难题四，不同区域差别太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定相应的奖补制度时，需要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情况来一一应对，管理成本很高。 中国经济时报：去杠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近期互联网金融问题频出，金融风险防范也被提上日程，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刘元春：去杠杆是任何一个后危机时代都要做的事情。当前，我国企业债务率较高，金融发展呈现“萧条性泡沫”的特点，大量的资金难以获得预期的收益，从而形成在局部领域围绕某一资产进行理财的现象。 对国有企业高债务而言，其存在着债务周期性，可通过破产清算、贷款剥离等举措来应对；对互联网金融泡沫而言，建立一个良好的监管体系则更为重要。 从过去来看，很多金融领域出现野蛮生长的现象，而政府往往因对新生事物的发展缺乏研究而导致监管滞后。当前，监管滞后加上实体经济收益下滑，再加上流动性过剩，共同导致大量疏于监管的行业出现泡沫，亟须市场政府多管齐下。 我认为，一方面，要对野蛮生长、没有真正服务功能和盈利能力的金融创新及时取缔；另一方面，对有服务功能也有一定盈利能力的金融创新要进行全面规范；此外，对于目前已经出现过度负债的主体，必须由政府力量介入，防止局部风险演变成全局性、系统性风险。 在实施这三项举措的同时，从战略角度看，还需要建立一个稳健的监管体系，用于加强对这类新兴市场的监管，这也是从根本上弥补过去监管滞后所带来问题的最好方法。 中国经济时报：降成本，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降低企业成本就等于减少与之相关行业的得利，你认为该如何把握个中平衡，降成本要取得成功的关键又在哪里？ 刘元春：降成本并非意味着对任何企业都无条件降低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它还不是普惠政策。例如，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而言，对其进行大规模减税反而会妨碍其进行结构性调整。而很多企业之所以成本过高，本质上仍归结于当前各种制度和各种结构的安排存在着严重的扭曲，因此，降成本必须在改革和发展中不断进行。 目前来看，降成本是很重要的任务，但它并非是简单的、一次性的降成本，亦非是解决目前中国经济症结的方法，降成本背后的制度改革、结构调整才是它的核心。 例如，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必须依赖于政府职能的转换、政府的简政放权。其次，税收成本的降低也不取决于政府简单的调低税率，而是需要进行税制改革，防止因过度降税而使政府面临收支压力，陷入经济困局。再次，财务成本的降低需要良好的金融体系来支撑，若简单通过降息和硬性措施来降低财务成本实属困难。 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降成本只是一个表象目标，其背后的制度性、结构性改革才是重点，也是降成本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中国经济时报：补短板，扩大有效供给。要解决短板问题不仅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而且阻力很多，你认为该如何找到突破点？ 刘元春：短板之所以会形成，核心原因在于三方面： 第一，和过去的发展战略有关。过去有很多发展战略以外向型、出口导向战略为主体，属于不平衡发展战略，导致大量制成品和服务、非贸易品的增长被压缩。第二，与政府管制有关，政府在很多行业中大量限制各种资本的介入。第三，与整体市场氛围有关。 要补短板，首先要调整发展战略，从过去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外向型发展战略向均衡性、内外兼顾的发展战略进行转变；其次，一些行业的进入、政府的管制要进行重构，要通过制度性改革破除过去“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此外，政府还要采取一定的战略性扶持举措，用于新兴产业、个别贫瘠的服务业等行业的扶持。

　　善用市场力量对接五大任务落实

中国经济时报：完成五大任务是否需要更多借助市场的力量，又该怎样善用市场力量？ 刘元春：我们要意识到，此次会议提出的五大任务是难以依靠当前的结构和市场功能完成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市场失灵的表现。这种市场失灵的表现既有世界金融危机后阶段性的反应，也有过去政府插手扶助的痕迹。因此要完成五大任务，并不需要政府完全包干，也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化的表现，而是要采取组合式的解决模式。 在前期，政府要通过主导各种改革来完善当前市场上的各种短板，使其功能恢复。 例如，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市场不能出清的结果。一些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ＧＤＰ主义制约着市场的出清功能，导致产能过度增长，这就涉及到了政府的职能转变。即，政府要将过去闲不住的手收回，把市场功能重建作为改革的重点目标。 在后期，大量的攻坚战必须要由市场来发挥作用。在政府进行短期的扶持、补助的基础上，市场将作为调节的主要手段，大量的产能过剩要靠市场竞争来进行，企业盈利也要靠市场竞争来进行，补短板也要靠市场竞争来发挥作用。 因此，要完成五大任务需坚持长短结合，以政府主导改革来弥补市场失灵的核心功能，待市场功能恢复后则应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原文链接： [中国经济时报]“政府＋市场”组合模式应对五大任务——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