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延长产假陪产假 北京晚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面临一个“要不要生”的问题，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生活压力比较大，养育成本比较高，存在“不敢生”的现象，如何才能解决这些人的后顾之忧？ 翟振武：的确，大城市里许多年轻夫妇在权衡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后，最终选择不生，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规律，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生育意愿也都有所降低，在国内来说，就表现为大城市“不敢生”的现象比中小城市和农村更为突出。 对于那些有生育意愿的目标人群来说，政府还是可以通过提供必要的服务和创造一些优惠条件来帮助他们克服困难的，包括适当延长产假和陪产假、完善生育保险制度、落实哺乳时间和母婴室的建设等。 除此之外，还应大力发展针对0到3岁婴幼儿的托儿机构。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产假结束后终究还是要回到工作岗位，假如再有二孩，照料问题就会更加棘手。 事实上，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女性也工作，生的孩子比现在还多，但因为有托儿机构，所以并没有觉得像现在这样困难。现在，借着全面放开二孩的契机，完全可以 重新恢复托儿机构的建设，填补0到3岁婴幼儿照料方面的空白。这里面还有谁来牵头、谁来管理的问题。现有的部委分工中，生孩子归卫计委管，幼儿园归教育部 管，而0到3岁这个阶段却很难找到明确归属，托儿机构应当怎么建、具体有何规范、按照什么标准、过程由谁审批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落实。 当务之急是培养儿科医生 北京晚报：目标人群在年龄分布上有怎样的特点？应当采取哪些措施确保生得出、生得好？ 翟振武：根据国家卫计委的调查，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约9000多万，其中，40到49岁人群占50%。而高龄妊娠意味着妊娠期并发症的发生率有所增 加，胎儿先天愚型及先天发育异常等出生缺陷也将提高，生育风险比较大，产前诊断更加复杂，造成大医院扎堆现象严重，医疗服务缺口明显。同时，随着人类辅助 生育技术日益成熟，包括试管婴儿在内的需求非常旺盛，但目前供给方面还远远不足，有必要在未来几年增加投入。 孩子出生以后，儿科医生匮乏将是另一个巨大挑战。在当前环境下，儿科医生压力大、收入低，儿科在医院里的“创收”能力相对较弱。全面放开二孩势必带来儿童数量的增加，儿科的建立和扩容、儿科医生的培养也就成为当务之急。 生育率维持在1.8左右 北京晚报：“十三五”期间，全面二孩政策将会给人口数量带来怎样的变化？ 翟振武：平均来说，从受孕到生产，通常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因此全面二孩政策在今年实施以后，预计将在2017年下半年有第一批孩子出生。由于前 期有双独二孩、单独二孩政策的过渡，已经陆续释放了一定的生育需求，可以起到削峰、错峰的作用，避免出现人口堆积和人口数量的陡升。 目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6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大概生育1.6个孩子。按照预测，全面放开二孩以后，短时间内可能达到2或2.1，但过了四五年，会逐渐回落至1.7到1.8左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未来生育意愿会继续降低，可能会到欧洲和日本的1.6甚至1.4，但到时候政策也会有新的 调整，例如取消生育限制，鼓励生育等，力求让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8左右的理想状态。 （解读人：翟振武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人口学会会长） 原文链接： [北京晚报]翟振武：建议恢复0到3岁托儿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