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正当中国人民大学迈出新的步伐，朝着更高目标发展前进的时候，造成我国人民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中国人民大学随即成了重灾区，郭影秋在这场浩劫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文化大革命”中，郭影秋同志成了学校内部争论的焦点之一。 当时，郭影秋被关押、批斗、毒打、“审讯”，受尽了种种野蛮的残害。影秋同志不仅自身遭殃，家属也受株连。他的夫人凌静同志（中国人民大学监委书记）被折磨成严重的冠心病，长期不能工作。他年少的子女也被迫离开北京，下乡劳动。精神上、肉体上严重的摧残，使影秋同志本来非常健康的身躯衰弱下来了。由于疾病得不到及时正确的治疗，以至后来不得不截去左下肢，造成终生残疾。 但是，影秋同志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十年动乱中他总是沉着坚定、实事求是、不赶风头、不讲假话、勤奋学习、严于律己，经受住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更为复杂、更为严峻的考验。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影秋同志万分喜悦，他像重新获得了青春，为恢复中国人民大学而日夜操劳。本来，他对“文化大革命”中撤销中国人民大学就是根本反对的，他向有关方面正式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师资力量、图书资料基础较好，聚集不易，散掉可惜。几亿人口的国家，300多所高等学校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培养政治理论师资的高等学校。 当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教师都重新分配工作时，影秋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按建制集中分配到几所大学去的办法，以保存这批力量，这为日后迅速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奠定了可靠基础。粉碎“四人帮”以后，影秋同志多次向中央提出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请求。在邓小平同志直接关怀下，1978年4月，中央责成成仿吾、郭影秋同志负责中国人民大学复校的筹备工作。当年7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下达了国务院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文件，从而使停办了8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恢复了。 影秋同志热爱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热爱中国人民大学，为完成中央交给复办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务，他架着双拐，来回奔走，同有关单位负责人联系人员、校舍、物资回归问题，亲自主持各种会议，周密细致地安排各项工作。 我们常常看到，对于常人轻而易举的事，对拖着病残之躯的影秋同志来说是多么艰难。上下汽车需求别人帮他先搬动病腿，然后才能坐住或站住。每次开会他都同大家一样连坐三四个钟头，开完会回到医院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不能吃、不能喝。很多同志建议把有些会挪到医院病房举行，他坚决不同意，宁愿自己多承受疼痛艰辛，也不能丝毫影响工作，这就是他的信条。正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全校教工和干部克服重重困难，仅用几个月时间，就正式招生、开学上课。随后逐年增加招生人数，逐年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教学质量也逐年提高，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批有用人才。 复校几年功夫，就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的规模和水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校设有研究生院、统计学院、劳动人事学院和16个系、8个研究所，共有32个专业，各类在校学生18000多人，其中研究生800多人。 人们看到学校今天的发展，很自然地联想到影秋同志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恢复和振兴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很自然地联想到他在1978年7月复校大会上对全校师生员工的勉励：“时间是极宝贵的，我们从现在起步到本世纪末的时间大约是7亿秒。7亿秒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天文数字。如果我们能一秒一秒地思考问题、一秒一秒地处理工作、一秒一秒地培养青年、一秒一秒地锻炼身体，就是说，争分夺秒地大干快上，我们会在一年、三年、八年、十二年之内飞跃前进，大出成果、大出人才的。” 影秋同志是言行一致者，他是这样说的，而自己首先也是这样做的。他主持校务时是争分夺秒地工作，他卧病在床时仍然是争分夺秒地学习、思考、关怀和指导学校的发展。

一身正气 风范长存

影秋同志参加会议，总是保持着军事指挥员特有的仪态，腰板笔直，精神饱满地端坐着，倾听发言、摘要记录、提出问题、集思广益。如果是他主持会议，会前出安民告示、印发材料，以便与会者有所准备。开会时不允许随意出出进进，以便集中精力解决问题。他的总结发言总是提纲挈领、具体明确，使大家心中有数、满怀信心。

影秋同志无论做工作、作报告、写文章，都习惯于自己动手，不轻易请别人代劳。复校以后，影秋同志已经病残，但师生们曾经多次看见，他架扶双拐，默默地在教室外窗下倾听着教师的讲授。 影秋同志在学校一直处于吴玉章校长和成仿吾校长的助手地位。他对这两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教育家十分敬重，多次说过：“吴老在世时，我是吴老的助手；成老任校长，我仍然是成老的助手，我要努力当好这个助手。”一旦学校的工作有所失误，他总是自责：“我这个助手没有做好。” 影秋同志勤奋好学，知识渊博。无论工作多么繁忙、病魔多么凶险，他都坚持学习，他对明史很有研究，对诗词也有高深的造诣。他的《李定国纪年》这部史学专著，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评价。他在住院期间整理出版的《郭影秋诗选》受到读者的诚挚欢迎。 影秋同志在生活上对待自己和家属要求也十分严格。他在报刊上发表诗文后，对寄来的稿酬都往回退。组织上分配供他使用的坐车，他不让家属乘坐，甚至连顺路搭车也不允许。他的女儿在外地当兵，好心的同志把她调入北京以照顾卧病在床的双亲。他知道后对那位同志说：“我们家的事不用你管，怎么办回来的还给我怎么办回去。”说到做到，后来的确让女儿回原来的单位去了。在影秋同志的言传身教下，他的3个子女都能自爱自强、健康成长。

原文链接：郭影秋在中国人民大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