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7年11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建校70周年华诞。为了让读者更加了解这所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走过的曲折而又光辉的历程，科学时报社与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从5月15日起，合作推出《人大往事》专栏，刊登一系列人大师生满怀激情写下的回忆文章。

1964年郭影秋欢迎师生员工学军归来

郭影秋同志于1963年调来中国人民大学，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协助吴玉章校长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郭影秋同志又带病出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协助成仿吾校长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恢复和发展而呕心沥血。从1983年起，郭影秋同志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校长，直到1985年10月29日不幸病逝。 临学校之艰难而受命 中国人民大学自建校后至1963年初这段时间内，学校领导工作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特别是1959年的“反右倾”和1960年的“反修”教学检查，这两次政治运动，使学校的元气大为损伤。校系领导与教学骨干受批判的有近百人之多，一些同志还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左”的政治运动留下了大量后遗症。鉴于这种状况，吴玉章校长于1963年初急请周恩来为他选派一名得力助手，以改变中国人民大学当时的工作局面。经中央研究决定，将原拟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或教育部部长的郭影秋同志改派到中国人民大学主持工作。 1963年5月，郭影秋同志只身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拿着组织介绍信和党的关系到党委办公室报到。 影秋同志到校后，亲自找受过错误批判的同志促膝谈心，消除他们的怨气，勉励他们大胆地工作。他也找错误地批判过别人的同志总结经验教训，鼓励他们主动去做解疙瘩、讲团结的工作。 由于影秋同志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情况掌握得清、矛盾抓得准，身体力行，到校后半年工夫就驾驭了局面，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为了争得这种工作局面，影秋同志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不眠之夜！正如他的一首自题诗所吟：“半截林园道，遑遑夜未休，归来儿睡足，当户数牵牛。” 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 郭影秋同志懂得教育工作规律，明确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教学。他在到职后头一次参加的开学典礼上就指出，“学校的中心工作是继续贯彻党和政府关于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把一切工作都转到以教学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他亲自兼任教务部主任，要求各专业各学科根据学校的发展方向制订或修订教学计划，强调要加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他认为，“基础课学得好不好，不只关系到专业课能否学好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学生毕业以后在业务上能否继续前进的问题，关系到今后若干年内科学、学术领域继续前进的问题，攀登科学高峰的问题。”因此，他不拘泥于本科学生前三年学完专业基础课的传统做法，要求专业基础课学得不好、不扎实的，要在今后两年补补课，务使学生把专业基础课学得“深一些、厚一些、知识面宽一些、掌握得牢固一些”。 影秋同志虽然强调要加强专业基础课，但他又指出必须从学生的学习时间和接受能力等实际出发，不要使学生的学习负担过重，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他说，“少而精”关键不在于“少”，而在于“精”，不是教学内容简单的削减，而是精湛得少。这样才有助于学生独立思考、生动活泼地学习，才能真正做到专业基础打得扎实，提高教学质量。要做到“少而精”主要靠教师，只有教师水平提高了，才能做到去粗取精、深入浅出。 影秋同志在抓教学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人大清史研究所就是影秋同志根据周恩来和董必武生前的愿望亲自领导筹建起来的。为了筹建这个所，影秋同志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亲自兼任该所的前身——清史研究小组组长，确定研究方向、制订研究规划、参加学术讨论、评价研究成果。在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时，为了保存这批研究力量，影秋同志费尽唇舌说服上级领导机关把中国历史教研室改为清史研究小组，把学校相近专业的教师吸收进来，然后成建制地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这样，一批具有相当专业基础和研究能力的人才便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 影秋同志刚到中国人民大学就登门拜访了30位学有专长的教授，虚心听取他们对办学的意见。一些教授们回忆说：“影秋同志在听取意见时，总是细心听、认真记，并且也谈他自己的看法，互相交流思想，就像同老朋友谈心一样。” 尤为令人感动的是，影秋同志为了保护知识分子，有时还要冒着风险抵制一些“左”的做法。例如，有的上级权威人士在会议上点名批评某位教师。影秋同志听到后，首先做的事是了解真实情况。当他发现与事实不符时就勇于向上级反映事实真相，对受到不公正批评者热情相待。1978年，人大哲学系有两位中青年教师在兄弟院校的学报上发表了《“四人帮”为什么顽固地坚持“精神万能”论》一文。某地干部对此文断章取义，写信给当时的中央某部，指控该文“反毛泽东思想”。该部旋将此文转到学报所在的市委，该市委主要负责人又把信批转到学报所在的学校党委，嘱查处此事。该校党委即作出学报停刊检查，对作者进行调查等决定。该校党委还派人到中国人民大学要作者写出关于这篇文章的“说明材料”。遭到作者拒绝后，便去找郭影秋同志。影秋同志严肃地说：“我看过那篇文章，并没有什么问题；同时，这两位作者我都了解过，他们不会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影秋同志鲜明态度的影响下，那所学校的党委不再坚持原来作出的决定。不久，几家报纸还原文转载了那篇文章。影秋同志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在学术界、教育界迅速传开，反响强烈。许多同志说，他们十分羡慕有这样敢于实事求是，在关键时刻不顾来头、挺身而出保护知识分子的好领导。

(编辑/薛婕) 来源:科学时报 专栏 人大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