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这一生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成长起来的，在人大受过锻炼，得到培养，也历经风雨。我始终不能忘记人大对我的培育，不能忘记人大许许多多同甘共苦的同事和朋友，人大永远是我的根。——冯其庸 1924年2月3日，我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前洲镇冯巷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6年春天，我考入无锡国专，第二年因组织学生运动而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1948年毕业后我直接与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1949年4月22日夜，解放军过江时，我在锡澄公路上迎接解放军。4月23日，我步行到无锡城里正式参加了解放军，在苏南行署工作。当年9月，组织派我前往无锡市第一女中任政治、语文老师，后来当教导副主任。1954年8月，我奉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工作。 国文教研室直属教务部，王食三担任教研室主任。当时还没有新闻系和语文系，我教法律系和经济系的大一国文，教材是自己选的古代到近代的名文。因为是第一次到大学任教，加上到京才一个月就开始上课，感到有些紧张。当时王食三主任也有点担心，但经过几周讲课的实践，两个系的反映都非常好。 1955年，人大创办新闻系，国文教研室合并到新闻系，改称“文学教研室”，由我担任文学史课的授课任务。那时还没有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文学史教材，能提供的只有李长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略稿》，但也只是写到南宋的辛弃疾，宋以后的就没有了；杨公骥先生的《中国文学》，以讲作品为主，讲得较为详细，好像也只讲了先秦部分；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著作。于是，我便自己编写，前面提到的几部书就成为主要的参考资料。从1956年起，在重读原著的基础上，我开始撰写《中国文学史》讲义，至1958年完成从先秦两汉到明时部分，最初手稿约70万字。 我除了教文学史课外，还有一门作品选课，是与文学史课紧密结合的，我认为讲文学史，光讲空洞的理论而不讲作品，便成为说空话了。所以，我非常重视作品选课，往往讲一段文学史，就讲一段该时期的文学作品，这样就使得讲课有骨有肉，既有作品的时代背景讲述，又有作品的思想艺术分析，叙述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渊源，也显得源流分明、变化有序了。我主编的《历代文选》就是当时作品选读的散文部分。 从1954年到1966年的11年间，我的教学工作一直是最繁重的。我每晚总要到一两点钟才能睡，一是要备课，二是要写讲稿。那段时间完成的教材《中国文学史》（自先秦到明）油印讲义，60万—70万字；还有我主编的《历代文选》。此外，我还配合教学，写了几十篇文章，并结集为《逝川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以，长时间以来，我虽然辛苦，却留下了一部文学史、二部论文集，还写了几十篇戏剧评论和戏曲研究文章。现在回头想想，这段时间的勤劳工作是值得的。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我的组织关系终于重回人大，并继续讲授语文系的“文学史”和“作品选”课程。1979年，我开始带硕士研究生，连续带了三届。当时我一方面担负着学校的教学任务，另一方面继续借调在《红楼梦》校订组工作，直到1982年新校注本的《红楼梦》出版。校订组后来组建为“红楼梦研究所”，我被任命为所长。1986年，我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然而，我与人大的缘分并没有到此为止。2005年，纪宝成校长请我再回人大，任刚成立的国学院院长。经过反复考虑，我与纪校长约定，担任两年院长，其间主要参与课程的建设和师资的聘请。2008年，我正式退任，并把学校给我的全部报酬捐赠给国学院作为学生的奖学金。 我这一生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成长起来的，在人大受过锻炼，得到培养，也历经风雨。我始终不能忘记人大对我的培育，不能忘记人大许许多多同甘共苦的同事和朋友，人大永远是我的根。 （本文摘编自《求是园名家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原文链接： [中国社会科学报]冯其庸：我与中国人民大学的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