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1926—），广东普宁人。著名新闻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首批荣誉一级教授。本文回顾了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工作中的故事及见闻。此外，他还对新闻史研究情况及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简要介绍。 方汉奇自述本次采访时间为2009年2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室负责采访、录音整理及文字编辑。本文收录于《求是园名家自述》。

早年工作经历及见闻

我出生于1926年。1946年到1950年，我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念大学。全国解放后，系主任马荫良先生在《解放日报》办的上海新闻图书馆做馆长。这个图书馆是用来安置一些从《申报》、《新闻报》两报退下来的老新闻工作者、老报人的。《申报》、《新闻报》两报是民族资产阶级办的报纸，他们的馆舍由当时的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进驻。这些报人，他们不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国民党的，也不是反动派的，所以要给他们适当的安置。我就接受马荫良先生的邀请去了上海新闻图书馆。我在那里待了三年，整天跟老报人打交道，同时也搞一些新闻史的研究和教学。1951年曾应邀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新闻史专题，开始和新闻史的教学、研究打交道。 1953年我调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教新闻史。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整个建制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我就到中国人民大学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1955年成立的，我报到的时候已经成立三年了。北大新闻专业整个建制，连学生带老师、图书资料整个都过来了，学生还没毕业包括还在实习的就都跟过来了。这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就壮大起来了。 1958年到人大，赶上了“大跃进”的尾巴。当时到人大，一进东校门，红楼那一片，松树林中，就一溜小高炉，热气腾腾，正炼钢呢！那时我正带着学生在保定、安国、徐水等地实习。 当时的提法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所以学校的教学秩序很不稳定，常常组织学生下去参加劳动。该春耕了，就下去种地，夏天到了，就拔麦子，冬天又该动土方修水利了。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我们都下去劳动过。凡是有运动、有劳动任务的时候教学就让路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嘛，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嘛，教学只能见缝插针了。“大跃进”时在教学上也提了很多高标准，如办报，搞实习报纸，新闻系办得还是挺火热的。办了28个实习报纸，印厂也是那个时候办的。现在还存在的书报资料中心当年也是新闻系办的，叫报卡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有这个条件，有自己的印厂，当时有100多位教师，最多的时候师生上千人，是一个很大的系，师资力量足够同时办5个省报。那时搞教材建设、搞实习报纸、搞劳动、搞运动，热火朝天。现在看来，这里头有很多经验和教训。搞得挺热火，但没有按照教学规律来办事，跟着政治运动走，跟着劳动走。在当时的那个“左”的路线影响下，整个教学工作不符合教学规律，但精气神还是不错的，学生也得到了一定的锻炼，通过参加实践，提高了动手能力。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开始“反右倾”，我们很多系的领导和教师都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下放劳动。新闻系主任罗列被下放到丰台区的看丹酱菜厂去做酱菜了，像余致浚、汪溪这些新闻系的骨干教师都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下放劳动了。这个实际上都不是教学问题，是政治思想的问题。思想路线上的“反右倾”，使这些解放区来的老革命、老教师也受到了牵连。 从1958年到1960年再到1962年有一个波峰和波谷。60年代初的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1959年到1961年，是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减产了，口粮降低了，活动削减了，前进的那种狂热的劲头有点收敛，教学研究又开始受到重视，强调要多读书。朱老总当时有个题字叫“认真读书”，是在报上发的。所以那几年校园里又恢复了一定的教学秩序。但是从60年代初到1966年这一段，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六七年，阶级斗争这根弦整体来说还是绷得很紧，教学秩序基本上是服从运动。这一段时期，整个教学也仍然受“左”的思想影响：搞大批判。批了一些该批的，也批了不少不该批的。人大新闻系1960年曾经有过一次“左”的学术批判运动，是由当时的系总支带头发动的。号召全系师生对旧的教材（所谓旧也是刚编出来的五部教材：新闻史的，新闻理论的，新闻实务的，实务包括编辑、采访、评论）的所谓修正主义观点、资产阶级观点进行批判。发动群众、发动学生、发动老师，停课，组织大批判。这五部教材都是人大新闻系1955年建系以后集中一些骨干教师，先是积累材料、搞调查研究，辛辛苦苦编写出来的。到了1960年刚出版不久，就组织批判，说是其中有大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右的错误观点。很多不该批的观点也都批了，像“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记者是社会活动家”，这些提法很多都是马克思、列宁等一些革命导师的观点，也都拿出来批。1961年，此事受到中宣部的关注。当时中宣部长是陆定一，他批示由副部长张磐石带队，人大方面由崔耀先副校长参加，组织了工作组到人大新闻系来重新组织“批判”，把1960年批判错的那些观点又重新订正了过来，凡在北京的学生——已经毕业的或在校的——都请回来参加。在那一次事件中，开始我也遭到批判。当时我坚持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些革命报刊和历史上的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报刊、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报刊，它们之间是有批判继承的关系。这个观点其实是列宁的。列宁对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留波夫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和他们以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之间是有着一种批判继承的关系。可当时那个极左的学术批判运动否定这个观点，而我则坚持这个观点，所以挨批了。当时观点就那么“左”，否定一切。后来又改回来了。这也是一次折腾。 1964年到1966年，搞农村“四清”，教师学生分批下去。新闻系的师生分两批去搞“四清”。第一批是1964年走的，去的是山西定襄。我参加的是第二批，就在北京近郊，1965年进村，1966年回来。老师同学整个建制地下去，一去一年，下去的那一部分就不上课了。这是教学服从政治运动的典型例子。我们这批“四清”是黄达带的队，地点就在四季青公社，我被分在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魏公村生产队。魏公村那时已经是城乡结合了，不是很典型的生产队了，社员家往往是工农联盟户。因为生产队附近的中央团校、民族学院、外语学院已经盖起来了，占了农民的地，就吸收部分社员去当学校的工人。所以我有时吃派饭的时候就被派到民族学院，社员到食堂打饭了。厂洼、万寿寺、魏公村、法华寺、白石桥，包括现在世纪城所在的蓝靛厂，这些地方当时都是生产队。我在魏公村生产队参加了一年“四清”。 等到“四清”快结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我是1966年7月回来的，从生产队回来之后就直接进了“牛棚”。那个时候原来的领导已经被靠边了，造反派当权了。我们新闻系那时在南一楼（今品园楼一楼、二楼那个位置），是座两层楼，学生宿舍、资料室、党政办公室都在那儿，我们的“牛棚”也在那儿。所谓的“牛棚”就是找一个教室把我们集中关起来，吃住学习都在里边。当时学生和革命教师，以学生为主，组成革命委员会，就停课闹革命了。“牛棚”里关了不少系的领导和骨干教师、问题教师，系领导都成了走资派。我是因为社会关系、历史问题被关起来的，这些问题和关系其实都是思想改造的时候自己写的和交代的，但也因此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当上了“牛鬼蛇神”，住进“牛棚”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正好40岁，身体最好的时候，干起活来是强劳动力。我的体会是知识分子只要体质好，过劳动关并不难。相对地说，劳动人民过知识关要难得多。那一段时期，再苦再累、再脏再重的活儿都没问题。一个是思想上有那种自觉：知识分子要改造，要和工农结合，要向劳动人民学习。这是建国以后接受的思想意识，有这种主观的要求，对劳动并无抵触情绪，另外劳动本身也是件快乐的事情。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三九天都在户外干活。西郊中国人民大学的所有下水道我都钻过，所有的房顶都上过，打扫卫生，扫厕所，再苦再累再脏的活都不在话下。 “文革”中，革命群众在打派仗时，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就被搁置一边了。两派之间互相是不来往的，但我们这些老牌的“牛鬼蛇神”倒是可以两边走动，因为两边的“革命群众”都认识。比如新闻系的办公室在南一楼，这里属于“天派”的地界。新闻系老师学生的所有信件、报纸都送到南一楼。而“地派”在中间线北侧，他们就拿不到属于他们的信件报纸。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就可以当信使，每天为两派“革命师生”送报送信。两派都不拦我们，因为这也是他们的需要；要拦的话，就没有人送了。所以我就游走于两派之间，在职工食堂（现在艺术学院那个地方）吃饭，然后到南一楼劳动干活。这种情况维持没有多久，军、工宣队入驻，两派斗争告一段落，稍后学生一分配，学校基本上就没人了。接着人大的教师干部就开始下放干校了。 1969年11月，我作为第一批“五七”战士去了位于江西余江的人大“五七”干校。下去时报名很踊跃，除了老弱病残基本上都下去了。“五七”干校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起来的。旧的学校已被砸烂砸碎了，旧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知识分子就只能到工农那里去接受再教育了。所以去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思想障碍，觉得走这条路是很自然的，去干校的时候是下了决心连锅端的，全家都下去了。原来我住在林园2楼，房子都退了，所有的锅碗瓢盆全都带下去了。人大的后勤和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好，有很多人连没用完的蜂窝煤都带了下去，还组织了专列。包括铁路运输在内，当时一切都是服从政治运动。 在干校的第二年，我们曾听说人大“五七”战士要在江西就地分配，又听说有关方面的领导曾为此和江西方面谈过，但没有被接受。一个理由就是人大的人级别太高，工资太高，江西承受不了，没法安置。人大的干部职工和教师有很多是从陕北公学、华北大学过来的，级别有的比县长、比省里的领导都高，省里不好安排，也安排不起。再加上当时的校领导，包括郭影秋、崔耀先他们有这么一个考虑：就是这支队伍不要打散，按编制整个序列地分割到几个学校，以便在适当时候重整旗鼓、卷土重来。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远见，事后证明这个安排是正确的。这个队伍只是稍有流失，个别人自行脱离人大，各奔前程。多数人像我们这样，整个建制地下去了，整个建制地回来了。 当时下干校去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不回来的准备了，觉得能在 “文化大革命” 那么大的风浪中苟全性命就已经不错了，不必考虑再搞教学、研究那些营生了。当时觉得当工人、当农民也挺好的。可能有一些老干部、一些在党内已经有较长革命经历的，他们会有一些想法，而像我们这样的没有。因为当时我们这样的“牛鬼蛇神”在政治上已经早已沦为贱民，一切听从安排，不敢有非分之想，只希望整个国家好、大家都好。 “五七”战士每年有一次探亲假。1972年我从干校回北京休假，就留在了北京。那时候我老伴和孩子们已经回北京了，她在北大附中当老师，当时中学已经复课了，孩子们也要念书啊，所以她带孩子先回来了。当时，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已经开始招工农兵学员，设了文学专业、新闻专业。新闻专业报的人特别多，报文学的则较少，但中文系没有新闻学的师资，所以人大新闻系的一些没有去干校的老师就已经去帮忙了，等到我们陆陆续续回来探亲时，也都被留下了。所以1972年我就在北大中文系给新闻专业工农兵学员上课了，留在干校的其他老师在半年内也陆续回来了。 从1972年到1978年人大复校以前，我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工作了5年，这是我第二次到北大。这5年，主要是跟着工农兵学员转。当时的说法叫“上、管、改”，即“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教师是被改造的对象，既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又是被工农兵改造的；既接受改造、接受教育，又为工农兵服务，为他们提供教学服务。 当时北大推行历史系的“小班经验”，实行小班制，就是把同一年入学的学员分成几个小班，每一个小班的工农兵学员从一入学起，就安排三个老师跟他们到毕业。三个老师中有一个是党员老师，任支部书记，然后带两个非党员老师。当时学制是三年，这三年期间，工农兵学员干什么，跟班教师就干什么。学员们学兵学工学农，教师们就跟着他们一起摸爬滚打。他们上什么课，我们就辅导什么课。所以从1972年到1978年，我和我所在的那个班的学员一道，听过北大诸子百家的课，也辅导过诸如党史、政治经济学、新闻采访、写作等门类众多的课。我专业是新闻史，新闻史倒是不教，没安排。除上课外，学员们的所有活动都参加：实习、劳动、拉练、“斗、批、改”，包括“斗资产阶级”、“斗修正主义”、“批林批孔”、“批邓”、“评水浒”、“评鲁迅”、“学鲁迅”……一样也不落。为了“批林批孔”，我们还到过河北枣强，因为董仲舒是儒家，“评法批儒”的时候他是批判对象，而枣强、故城那一带则是董仲舒的老家，我们就跑到董仲舒的老家去批董。我们也劳动，也参加学生的实习。我跟的那个班是去的山西，1974年去实习了半年。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跟着这个小班一块干的。反正学生学什么我们就辅导什么，成了“麻将里的白板”。他们所有的作业我们都帮着修改，实际上干的是写作课的任务。有时工农兵学员们会拿一首诗让我修改。他们上什么课我就要辅导什么，所以我必须跟着学员们听课。这倒也是个机会，可以听听北大老师们的课。听的结果，发现有的名气大的讲课效果不一定好，讲得好的名气不一定很大。每个老师都有他的特点，这也是一种学习。因为要辅导，所以我还要抢着比学生早学一点：下星期的课我这个星期先看。这也是个学习嘛！缺什么补什么。好在工农兵学员文化水平不一，多数是中学程度，个别的还是小学程度，整体水平不是很高。所以那种教学方式还能勉强对付下来，也就那么糊弄了几年。要是碰到现在这种高中毕业考进的学生，谁也对付不了；怎么可能你对每一门课、每个专业都熟悉啊？不可能的。 1978年人大复校，我就回来了。 现在总结起来，1953年从上海调到北京，到1978年又重新回到人大，这25年我在大学里从助教开始做教学工作，基本上就是跟着运动转。在教学上只是应付上课，做一点积累，但是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教学也不系统。1956年开始到1958年这一时期有一些业务刊物开始创刊，要新闻史方面的稿子，我为此也写一些相关的小文章。所以现在看起来，那一段教学和科研的成果非常少，主要是服从当时的那个大的形势的需要。“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我先是当“牛鬼蛇神”，当革命对象，住“牛棚”，参加劳动，然后就是跟工农兵学员摸爬滚打。我现在搞的专业，做的科研工作大部分都是1978年以后做的。所以如果1978年我就退休了或者改行了，或者死掉了，那这一辈子就什么也没干成，就只搞了运动和劳动了。1978年以前我身体挺好的，既因为时常参加劳动，也因为那一时期比较注重体育锻炼。我们现在的体育锻炼不如50年代，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要通过劳卫制，下午4点半以后全部上操场，教室里、图书馆里没有人。在那种大环境下，我身体挺好的，而且有很多时间去做社会工作。从50年代后期到“文革”前有5年间，我是新闻系工会的文娱委员，为会员们提供文娱方面的服务，就是给他们买票等等。买回来之后再卖给大家，然后又去排队买第二个星期的。那时都买一些重要演出的票，像京剧界的马连良、梅兰芳、谭富英、裘盛戎、袁世海、张君秋这些人演出的票。我每周星期一、星期二去排队买票，星期三、星期四卖票，卖不掉的，星期五就去退票。碰到好的戏我还可以到里头先看一段再退掉。我的兴趣很广泛，那个时候也自得其乐。看一点杂书，主要是文史和新闻史有关的；同时做卡片，做一点积累。1978年以前也就是做点这方面的工作。

研究中国新闻史

1978年以后到现在的这30年，正好是建国60年的后一半。咱们整个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是最近这30年，我正儿八经地做教学工作也是这30年。1978年开始拨乱反正，把过去批判错的东西逐步地改正过来，从做法到观点都在拨乱反正。这样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开始走向正轨：1953年我到北大新闻专业开始教中国新闻史，1978年以后又回归到我原来的专业——中国新闻史。在这以前只能说是什么都搞，什么都没搞成。 我小时候的愿望是当一名新闻记者，但建国以后就没有这个可能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党员。我1984年才入党。之前像我这种情况，入党难度很大。改革开放后在发展党员的观念上、党员的构成上，都跟过去有一些不同，注意从知识分子当中吸收党员。所以我在1984年以后成为党员，在党员里头算是资历比较浅的。解放初期当记者，政治上首先得是党、团员，或者是地下党；我有旧的社会关系和海外关系，是不可能去当记者的，只能做点教学研究工作。这是在当时那个大形势下必然的选择。做教学工作其实也挺好，研究新闻史，政治上没有那么多要求。1978年以后这一切都正规了，就有条件去做自己专业上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那时候临近人大建校30周年，我就给系里提出来，想写一本《中国近代报刊史》，为建校30周年献礼。我就跟系主任罗列商量，他同意了，然后我就着手写这本书。本来开始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献礼的书，准备写七八万字就可以了，后来写着写着，一发不可收拾，足足写了两年——30周年的献礼没赶上——写成了一部50多万字的专著。 开始写的时候受旧的思想意识的影响，还有当时大批判的一些观点的影响，思想上还比较“左”，写得很拘谨。具体的表现，就是对于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对维新派的办报活动还是否定的多。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观点：改良不好，革命好。其实改革和改良在英文里是一个词，都是“reform”。但只认可改革，贬抑改良，说改良不好，改良就是修正主义；暴力革命是新社会的产婆，革命才好。所以讲近代报刊史就老讲孙中山的革命办报活动，对维新派的办报活动就否定得比较多。另外，新闻史上的人物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基本上都被否定掉了，新闻界的名人也不能表彰。所谓“三名三高”，即所谓的名作家、名演员、名歌星，都是不可取的，是名人就要反对。再加上前30年的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活动，大部分的新闻工作者都被否定掉了。50年代的时候还提李大钊、陈独秀，还提邓中夏、萧楚女，后来也提范长江、邓拓。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提不起来了——李大钊成了叛徒；陈独秀“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范长江打倒了，在干校自杀了；邓拓是“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也成了叛徒了。结果可以肯定的，只剩下了一个毛泽东和一个鲁迅——毛泽东说鲁迅是圣人，他是贤人。——就剩下他们二位了。一时间在新闻史上几乎没有人物，也不提人物，“革命”的报人不能提，旧报人不能提了，资产阶级的报人更不能提了。我开始写《中国近代报刊史》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大背景。 随着学术界的拨乱反正，慢慢意识到这个思想还应该解放，过去的批判不一定是正确的，这种观点逐渐调整、修正。所以写到后来，后面的观点就跟前面的观点不一样了，解放的程度也不一样。最后《中国近代报刊史》写了1 500个人物，有的是详细展开的，有的是简单提名的。由于一路写来，思想解放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前头还有很多“左”的痕迹，如对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全部否定，认为都是“特务”，都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内容，一个好人都没有，一点好的影响都没有，是全部彻底的否定。这个不是太实事求是的。现在对司徒雷登不也有了一些比较公正的评价了吗？当年由于毛主席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就没有人再给他说好话了。实际上他很早就提出中美要建交，美国当时是希望和新中国建交的，但没有被接受。司徒雷登其人对中国人民还是有感情的，可在当时，这个人是基本上被否定的。这种思想解放的程度也是逐步逐步提高的，写了两年，写到后来，成了一个“半大的解放脚”。现在那本书再版过几次，我基本上没有动那个稿子，就保留当时的那个思想状况。在后记里说明了这个认识的过程，一看便知。这书是1978年开始写，1981年出版的。当时刚从干校回来，写的时候连个桌子都没有，就把装书的几个箱子垒起来当书桌，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写的。 这算是改革开放以后我的第一个成果。然后以此为基础，不断地有所拓展。一个是因为教学上有了比较多的投入，有了比较多的认识，有了比较多的时间从事教学；另外也有了相对宽裕的时间做一些科研工作，写了一些个案研究的文章，组织了全国50个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完成了一部280多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接着又搞了一部编年史，也是三卷，也是200多万。这一段时间，我还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编辑工作，我是中国新闻事业这一部分的主编。这个工作做了五年，它要求很严谨，要求充分占有原始材料，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我之所以从近代报刊史开始，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前，我在新闻史教学上在北大有一段时期是讲通史，从古代一直讲到当代，当时就我一个人在讲这门课。到了人大以后教员比较多了，我们新闻教研室有8个教员，最多的时候有10个，5个讲中国的，5个讲外国的。教员里头有很多是老解放区来的、老资格的新闻工作者，像黄河，是1932年的党员；刘爱芝，是“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新闻史教研室前后两届的教研室主任。有这样的一些老同志在，共产党成立以后的那一部分报刊史，就理应让老同志们让党员讲。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就好像党史，如果你都不是党员，你怎么研究啊？所以到“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一段时期，我只是讲古近代部分，五四以后那部分就由那些老同志讲。那些老同志现在有的去世了，有的后来调到实际部门工作去了。像刘爱芝，后来是《甘肃日报》的总编辑，《红旗》的编委，最后是《光明日报》的副总编辑。现在也去世了。 由于上述的原因，拨乱反正以后，我的第一本新闻史的著作是《中国近代报刊史》。这是因为我长时期的教学分工就是搞中国古代和近代新闻史。后来，我搞通史、搞《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新闻史”部分，就开始介入了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多个阶段，不再以古近代为限了，关注的面也比较宽一些了。但相对来说，我在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比重方面，古代、近代和现当代党报以外的报刊这部分比重仍然偏大一些。这和我刚才说的那个大环境有关系，我1984年才入党，入党以前基本上这些党报、党刊的研究由党员教师去搞。 因为吴玉章老校长自己就办过报，所以他很重视新闻系。他一生办过四次报。辛亥革命的时期，他是同盟会成员在东京办《四川》，这是革命民主派的言论机关。后来又办《赤心》、《救国时报》，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重要宣传机关，受第三国际支持，他是负责人。然后是办重庆的《新华日报》，这家报纸被国民党勒令停刊撤回延安，最后的那一阶段的工作是在他的主持下进行的。 作为一个教育家，他对新闻教育非常重视。1955年他全力支持办人大新闻系，曾一次批给新闻系资料室两万元购置报刊资料的经费。那时两万块钱算很多啊！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上海旧书店的旧报纸都为之涨价，因为听说人大新闻系要收购旧报刊。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到人大后，曾在1958年6月21日举行过一个欢迎的仪式，那个时候我在保定带学生实习，没赶上。但是那一年暑假开学以后，吴老曾专门到新闻系给全体师生作报告。报告前，系主任安岗把我们这些老师都一一介绍给吴老，介绍我的时候说：“他是研究近代报刊史的”（那时候我也没有写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分工管这方面的教学工作），吴老就跟我很热情地握手。他那个时候已经70多岁了，我那个时候30多岁，对他老人家十分敬重，很荣幸能够认识这样的革命老前辈。他给全系师生作了报告，讲得很精彩。 这以后因为运动太多，他来新闻系的机会少了，但一直对新闻系很关照。所以他去世后，我对老人家一直很怀念。吴玉章奖金基金会以他的名义设了五个奖金，其中就包括新闻学奖。我是第一个吴玉章新闻学奖的获奖者。我有两本书得过吴玉章奖：一本是我自己写的，一本是我主编的，还得过一次吴玉章教学奖。先后得过三个吴玉章奖，深受他老人家的提携，对他非常敬重。现在我还是吴玉章奖新闻学奖评审组的召集人，我一直都积极参加这个评审活动。吴老在党内有很高的声望，在新闻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教育上又对新闻教育非常关注，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他是一位非常值得敬重和怀念的革命老前辈。

新闻研究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学术研究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投入力量，促进发展，这是整个国家民族文化传承的需要。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左”的路线影响，这方面的传承和发展受到了一些干扰，改革开放以后又得到了恢复。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拨乱反正，是正常的，应该的，学术上应该保持这种历史传承的关系。我们在新闻史的研究上，也是继承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新闻史研究的成果，在前人的基础上力求做到有所发展、有所发明、有所前进。这和改革开放以后整个国家进入正轨、综合国力不断地提高、学术研究不断得到支持和发展这个大环境有关系。比如搞《中国大百科全书》，搞学科建设，特别是有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在最近30年得到比较大的发展。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是这3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学科当中发展比较快的一些学科。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社会学、心理学在建国后不久就被“枪毙”掉了，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拨乱反正以后，重新建设起来。新闻传播学在前30 年倒没有被否定，但是被过分政治化了。实际上新闻传播学有比较丰富的内容。现在进入信息时代，我们又“入世”，要推行全球化，想自我封闭都不行。现在我们必须适应全球化的形势，必须适应信息时代的特点，必须促进包括网络、多媒体这些传播手段、传播媒介的发展，使整个新闻传播学得到全面的发展。新闻学在这30年有比较大的发展和大形势有关系，应该说是在大形势推动下，使新闻传播学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幸运的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研究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全国领先的优势。50年代那一时期我们也是全国领先，那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师资力量、教学力量和学生队伍都是全国第一。不过那个时候是政治路线有问题，教育路线有问题，所以当时的发展是畸形的，是难以持续的。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持续发展是全面的，是科学的，是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和发展的。新闻史作为新闻传播学的一个部分，在这30年里赶上了这个机会，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我们新闻史的研究，包括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和外国新闻史的研究目前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是改革开放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很好的机遇。盛世修史，盛世修志，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个很大的修地方志的高潮，我们赶上了。在新闻理论还在拨乱反正的时候，我们新闻史已经开始起步了。1989年我们还成立了中国新闻史学会，是一级学会，和中国教育学会是同一级的，我是这个学会的两任会长。到今年为止，我们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它团结全国的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开拓，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我们的通史就是在新闻史学会的支持下完成的，很多的科研项目也是这个时期完成的。新闻史方向还比较早地开始招收博士生。我从1984年开始招新闻史方向的博士生，至今已经培养了近50位新闻史方向的博士，早期的博士现在已经都是新闻史教学研究领域内的骨干了。 历史就是过去的新闻，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和历史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它们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事实第一性，强调事实的真实。在新闻报道中，事实是第一性的，应该坚持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新闻史上有过这样的不尊重事实的情况，比如“大跃进”时期浮夸的报道，“放卫星”，“亩产从500多斤一直发展到亩产13万斤”，这是1958年《人民日报》上面的报道。这都违反事实。新闻史的研究，也涉及到历史真实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去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以古为鉴，以史为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以使我们聪明一点，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不犯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历史研究总是会考虑到现实的，是可以为现实服务的。应该确立一个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唯上，不唯书，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历史研究当中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事太多了，为一个时期的政治需要来歪曲叙述和描写历史的情况也都有。最近，李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提出他做的很多事让别人歪曲了，所以他必须出来说话。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他就来了，是“老人大”了，他认为说的话必须是真话，不说假话。他的这种观点是对的。

人大新闻系在全国的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内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人大新闻系在全国的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内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从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是这样了，改革开放以后在历次的评选当中都保持领先地位，这是历史形成的。 50年代的人大新闻系之所以雄居全国新闻教育的榜首，有一些客观的原因，那就是领导重视。首先中国人民大学在当时就是被国家重视的。当时新闻媒体提起全国的高校的时候，首称“人北清师”，中国人民大学是放在第一位的；当时教育部部属的四所高校的经费，中国人民大学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三；苏联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有100个，也是全国最多的。但那都是政府行为。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没有这些优越条件了，靠的完全是自己的努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这些年来也是靠自己的努力，才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的。这很光荣，很值得高兴，但也很不容易。 我们现在面临着非常激烈的竞争，排在第二位的只比我们少两分：我们是85分，第二位的中国传媒大学和复旦大学是83分，而且中国传媒大学是以全校的力量来和我们竞争，只比我们少两分。他们实力很强，很多方面都超过我们。然后复旦、北大、清华这些年来发展得很快，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也很快，我们面临着非常激烈的竞争。我们如果稍有闪失，或者是力度稍有不够，就很容易被别人反超。所以要想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话，我们还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我们的物质资源不如中国传媒大学，它是举全校的力量；我们也不如北大、清华，北大、清华有理工科的综合大学的基础，它们有18个亿，我们没有，我们在很多方面处在劣势。我们必须在师资梯队的建设和教学科研方面加大投入，才能够保持这个领先的地位。我们学院还缺少海归的师资。这些年来学校投入很大的力量，支持很多教师去国外访学交流，但是我们一个真正的海归都没有；北大、清华，还有外地的一些学校已经有了，这方面我们需要加大投入。学校是我们的后盾，我们冲锋在前，还需要学校的大力支持。我们这一次和其他的几个学科如社会学、法学、应用经济学这些学科争得了一个领先的地位，希望学校能够继续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支持，让我们继续保持领先。 人物简介 方汉奇（1926—），原名方汉迁，广东省普宁市人。中共党员，教授，新闻史学家。 方汉奇1950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起，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授新闻史专题。1953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58年随该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先后开设和讲授了“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外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研究”、“名记者研究”、“港台和海外华人报纸研究”等课程。1984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同年被全国记协评选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1987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87、1997年两次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获韬奋园丁奖一等奖，200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称号，2009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一级教授称号。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人民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编委兼“中国新闻事业”部分主编等职，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17所大学新闻传播院系的顾问、兼职教授、客座教授或课程教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等。 方汉奇先后撰写和主编了《报刊史话》、《中国古代的报纸》、《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报史与报人》等10余部教材和专著，发表了200余篇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其中，《中国近代报刊史》（57万字）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作了科学、系统的记述，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第一部新闻史专著，曾五次再版，1987年获吴玉章奖新闻学一等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大学新闻史教材，在国内出版的中国新闻史书刊中流传最广、发行数量最大，1996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96年获高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1997年获国家教委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180余万字）是国家“七五”重点项目，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宏大的新闻学专著，是对70余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历史性总结，代表了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2002年获吴玉章奖新闻学一等奖，2003年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4年被教育部认定为研究生教学用书。其中的第一卷1994年获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三卷本）2002年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中国新闻传播史》2005年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 方汉奇从事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近60年，是公认的中国新闻史学权威和学科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