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顺基（1925—2016），广西昭平人。著名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本文回顾了他的学术历程、与毛泽东谈哲学、受钱学森的教导以及人大哲学系的发展情况等。黄顺基自述本次采访时间为2010年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室负责采访、录音整理及文字编辑。本文收录于《求是园名家自述》。

踏进科学的门槛

1947—1951年我就读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大学的学习为我后来进入科学的殿堂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其中的两门学科，使我终身受益。 一门是数学。数学的分支学科不少，对我后来从事科学研究很有价值的：一是微积分，它是学习牛顿物理学必不可少的工具，而牛顿物理学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是理论物理学领域中每个工作者的纲领”；二是抽象代数，它以“结构”为范畴，概括了群、环、体等代数系统，大大锻炼了我的抽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能力。 另一门是哲学。当时主要是阅读罗素的哲学著作，罗素是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他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奠定了数理逻辑的科学体系。罗素的哲学思想是：语言结构与世界结构一致；命题与事实相对应。由此出发建立它的知识论。罗素的思想对我很有启发。

党的教育与培养

我1951年大学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读研究生，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走上学术道路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初期的教师，除中共党史外全是苏联专家，教材是苏联专家的讲义，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以《苏联共产党（布）简明历史教程》为主要内容），大约每两个星期发给每个研究生十几本参考资料。我分配在逻辑组，除听上述课程外，还专门听苏联专家尼基金的逻辑课。研究生期间的学习任务十分繁重，每天几乎都学习到晚上1点钟，星期天也不休息。 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了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它给我们以完整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价值论。这段时期的学习为我后来的教学与研究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可以说，没有这个理论基础便没有后来的学术成就。 1956年哲学系成立，由于我的专业方向是数学与逻辑学，为了教学的需要，学校把我从工经系数学教研室调到哲学系逻辑教研室担任教学工作。当时哲学是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的一门科学，也是我有兴趣研究的方向，担任哲学系逻辑学的教学工作符合我所学专业，这是我学术成长道路上的关键，它把国家的需要和我的专业兴趣结合，给我创造了一个发展的机会。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由于工作需要我从逻辑教研室转到自然辩证法教研室。自然辩证法从此成了我后半生的学术研究方向。这门科学给我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 第一，从学科体系来看，逻辑学是一门基础科学，而自然辩证法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自然界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又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法论，它涉及广阔的领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着其他学科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第二，从我校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实力来看，在全国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一是教师队伍齐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基础科学的教师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的，并有一定的哲学修养。二是有全国公认的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共同编写的《〈自然辩证法〉解说》，从1964年到1985年一直是这一领域公认的、权威性的教材。三是在改革开放前人民大学是唯一培养过自然辩证法研究生的高校，曾培养过两届研究生，他们毕业后在自然辩证法界大多起骨干与带头作用。

在学术领域的探索

1957年我与教研室主任王方名对当时苏联关于形式逻辑学科性质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形式逻辑不是一门哲学学科，不能把同一律视为康德的形而上学；形式逻辑研究推理的形式，至于推理的内容则是其他学科研究的对象。这一见解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因而与哲学界前辈周谷城、金岳霖、冯友兰、贺麟、郑昕等一同受到毛泽东接见，在中南海讨论逻辑问题。 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内关于逻辑问题的热烈争论，以及毛泽东发出“学点逻辑”的号召，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学习逻辑的热潮。当时，许多重要逻辑学术会议都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我参加了由教研室负责的《形式逻辑》编写工作，这本书成为全国高校的通用教材，并一直沿用到80年代，先后印刷了近600万册。中国人民大学逻辑教研室实际上成了中国逻辑科学的学术中心。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转到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接着就成为我国最早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的学术带头人。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新技术革命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类发展未来的思考，“后工业社会”、“三次浪潮”、“大趋势”等学说如潮水般冲击我国思想界，我组织了自然辩证法界部分学者，编写出《大杠杆——震撼社会的新技术革命》一书。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大众日报》、《文摘报》、《文史哲》、《国内哲学动态》等，都先后发表文章称赞此书；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读后来信说：“《大杠杆》比起时下流行的、中外关于新技术革命的书都更完全，所以是本好书。向各位执笔人及编者致贺!” 90年代中期，我总结多年的教学与研究的心得，撰写出《科技革命影响论》。这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指导，全面而具体地考察了科学技术革命对哲学、哲学史、历史学、经济学、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未来的影响。哲学家黄楠森读后认为，“以如此广阔的视野，从哲学的高度，详尽论述科技革命影响的著作尚不多见”，评价该书“是十多年来我国科技哲学研究和讨论的总结，也是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时代挑战的回答，因而本书具有极强的理论性、时代感、现实性、创造性，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997年，我从科学技术哲学的岗位上退下来，但并未停止学术研究，继续在两条科学战线上进行新的探索。 一是逻辑科学。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的学习、研究与交流中，特别是在知识创新中，逻辑学起着绝对不可忽视的作用。对这一新问题我提出了独立的见解，先后发表在《逻辑学在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HNC理论和科学哲学的关系》、《知识创新不能没有逻辑》、《新世纪逻辑研究方向探索》、《问题、逻辑与理论创新》（该文《新华文摘》立即转载）等论文中，在逻辑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2001年，我与逻辑学界同志一道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逻辑与知识创新》，以著作的形式出版后，受到了逻辑学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另外是科学技术哲学。在现代科学技术以雷霆万钧之势推动历史前进的新形势下，如何从新的视角考虑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战略，对此我提出了较深层次的思考。先后发表了《中国科技发展战略问题初探》、《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研究》、《钱学森论科学技术业》（本文已收入《钱学森科学贡献暨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新世纪科技对社会影响的新特点》等论文。 2003年，受教育部社政司委托主持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国家示范教材）正式出版，该书有北大、清华、复旦、浙大、南京大学、东北大学等校知名教授参加。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的新进展，该书提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学科的新观点，为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作出努力。社会上普遍反映，这本书“较全面地体现了自然辩证法这门科学在新时期的新进展与新特点”。

毛泽东的接见

1957年4月的一天，校长办公室通知：上午10点钟派车送王方名同志和我到中南海，要整理好衣装。事前，据说是康生打电话给校党委书记胡锡奎，说是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到了新华门，由门警通话，然后引我们沿中南海步行到颐年堂，田家英同志早已在那里等待，他和我们谈话不久，便见毛主席从后庭迈步走进厅堂，他后面紧跟着周谷城先生，我们两个赶紧迎上去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向周谷城介绍说，这两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关于逻辑的文章，你们的观点相同嘛！您有知音呀。今天约大家来谈谈。落座不久，陆续来了哲学与逻辑学界及学术界的前辈，其中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费孝通、胡绳等。 我那时刚三十出头，万万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辈竟然能够同学术界的名流坐在一起，特别是能够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接见，这是何等的荣幸，接见时的情景我终生难忘! 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当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为了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时候逻辑学界展开了一场争论：一方代表苏联学术界的意见，认为形式逻辑是哲学学科，它的同一律是形而上学，是反辩证法的，因为它说同就是同，同不可能是异；另一方认为，形式逻辑是一门科学，同一律是指在思维与论述过程中应保持对象的同一性。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形式逻辑是否只管对错，不管真假？王方名同志和我发表的文章对苏联学术界的观点提出质疑，我们的意见和周谷城先生不谋而合，我们的观点发表在《教学与研究》上。 后来，从田家英同志那里传出，毛泽东十分关注《教学与研究》，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的校刊，面向全国，毛泽东在百忙之中经常深夜阅读《教学与研究》刊载的文章，了解国内的思想理论动态，当时我国逻辑问题讨论实际上是苏联逻辑问题讨论的继续。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邀请逻辑问题争论中的有关人士座谈，我才有幸得到最高领导人的接见。 我记得，毛主席在这次会见的谈话中，主要谈的是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他说：教条主义的亏我们吃得太多了，不能老是照抄照搬，要走自己的路；我找邓拓（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谈了几次；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多动脑筋；看样子贯彻起来很难呀。然后他话锋一转，谈到了学术问题，他说：学术上也应该百花齐放，各抒己见；京剧有梅派、谭派、马派，各式各样的派，为什么逻辑学界就不可以有周派、王派、李派等学派呢？他转向周谷城先生说，你的观点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有同音，不孤独嘛！ 座谈的气氛十分轻松、愉快、活泼。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到在座的两位前辈，一位是金岳霖先生，逻辑学界的前辈，他在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华大学丛书《逻辑学》这部著作中，最早把罗素的数理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公认他是我国现代逻辑学的创始人。当时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毛泽东向他提出，希望他推动逻辑的研究工作。另一位是费孝通先生，他不久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早春的天气》一文，毛泽东对费孝通先生说，你写的《早春的天气》，我看过了，写得不错嘛！田家英接着插话说：读了是有吸上新鲜空气之感。 谈话间不觉过了中午，毛泽东请我们一起用膳，我心里想，这是一次多么难得、多么幸福的接见啊!我赶忙走过去紧挨着毛泽东身边入座，田家英同志坐在毛泽东的左边。在毛泽东面前摆上一碟湖南家乡菜豆豉辣椒，其他便是几盘普通的菜，当加上杂粮的米饭端上来时，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这是金（黄色小米）银（白色大米）八宝（各种豆）饭。 开始用膳时，服务员斟上了葡萄酒，毛泽东举着酒杯，站起来风趣地说道：“为消除紧张局势干杯！”（他的意思是说，在逻辑问题讨论中，各方都声称自己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争得面红耳赤，彼此毫不相让，大有拼个你死我活的态势，这是何苦来哉！）坐下来毛泽东回过头来夹菜给我，问我多大年纪，哲学系主任是谁，我答说，系主任是何思敬。毛泽东说：哦，我们在延安认识。 饭后，我们接着坐下来谈，记得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动物是否也有思维？在座的几位学者谈了自己的看法，后来是胡绳（或者是田家英）说：行军过河时，马总是要用前蹄往水里探一下，看来动物还是有思维的。毛泽东谈兴甚浓，从上午十时起，直到下午四点多钟，谈话进行了六个多小时，仍毫无倦容。我们怕他累了，向他告辞，毛泽东亲自送我们，走到庭院时，他指着旁边茂盛的桂树说，八月中秋，这里桂花开得很香，那时再邀请你们来。说完便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 回家之后，我兴奋得彻夜不能入睡。现在回想起来，我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和学术界前辈相识，如此殊荣真得感谢《教学与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面倒”的情况下，它竟然敢于发表与苏联老大哥不同的意见，以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为任，这真是谈何容易！《教学与研究》不愧是我们党在思想理论阵地上的一面旗帜。我还得感谢当时担任《教学与研究》总编的王南同志，他思想开阔、学识渊博，不受教条框框束缚，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敢于将持有不同学术意见、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文章，发表在有全国影响的刊物上，这是要有极大理论勇气的。

钱学森的教导

钱学森院士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战略学家，我一个高校的普通教师，能和他多次通信，并得到他关怀与指导我的研究，其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我和钱老的认识，是从1986年《大杠杆》这本书开始的，它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各大报刊纷纷发表述评，给予高度的赞扬。我没有想到，钱老也通过山东大学出版社写信来表示祝贺，他说：“《大杠杆》比起时下流行的、中外关于新技术革命的书都更完全，所以是本好书。向各位执笔人及编者致贺！”后来，我的访问学者北京医科大学刘奇教授告诉我，她曾和钱老住在同一个大院，有一次散步时碰见，钱老问她看过《大杠杆》吗，并郑重地说，这是一本好书，要好好阅读。这本书给钱老的印象很深。1996年在获悉这本书获奖后，钱老立即来信说：“我首先要向您表示祝贺，恭贺尊作《大杠杆》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994年，我写了一篇文章《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投到《人民日报》。当时学术界很多同志只认为自然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不同意这个观点，据说党中央的一位理论权威也不同意，因而这篇文章很可能不发表。《人民日报》编辑部主任卢继传同志读后，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有道理，他出了一个点子，把文章的题目从肯定的语气改为商榷的语气，以《关于社会科学是否是生产力的思考》为题发表。 我把《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呈送钱老审阅，关于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1995年钱老先后给我来过三封信。2月26日钱老回信说：“您前次送来的大作我拜读后认为很重要，我也同意。我们要宣传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的论点。因此我已把尊作送呈宋健国务委员，我知道他关心此事。”5月29日，钱老又来信说：“江总书记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26日讲话是完全支持您的观点的，也是支持我的观点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要同社会科学、哲学联合；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让我们庆贺吧！”9月3日他来信说：“我从专访稿中才知道您原来是学数学的，数学属自然科学；所以您是从自然科学走到社会科学、哲学的，当然比不学自然科学技术的人要胜一筹。您现在看到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比社会科学大多数人要高明，道理就在于您知道什么是自然科学技术。” 1995年9月11日，钱老在密切关注新产业革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之余，寄来美刊《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要我注意当今的信息技术的发展，钱老认为：它必然带来一次新的产业革命——第五次产业革命，它不仅是科学技术问题，也是社会组织的改革问题。建议我“何不组织力量探讨这个问题？即‘第五次产业革命在社会主义中国’”。14日我回信说：“‘第五次产业革命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题目，非常好，这是一个有重大社会历史意义的课题，如果说第三次产业革命把落后的欧洲推上世界舞台的中心，并且为资本主义时代奠定了物质技术与思想基础，那么，您所提到的、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在正确的设计、指导与协调的条件下，必将大大推动社会主义中国迅猛前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新的篇章。”我提出，对如此重要的课题，非请他出来挂帅不可，以钱老的渊博学识，深刻的洞察力，高瞻远瞩，方能驾驭。钱老在我的去信上签注说：“我只能当顾问，不挂帅。”他还请他亲自领导的课题组成员汪成为院士、戴汝为院士、王寿云秘书长、于景元所长、涂元季教授、钱学敏教授考虑这件事。钱学敏教授住我家旁边，钱老要她将结果告诉我。 1996年9月16日“新产业革命在中国”课题组召开成立大会，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及国家人事部、交通部等20多个单位30多名专家学者，就这个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997年第1期《哲学动态》以“探索工业化、信息化和生态文明相结合的现代化道路——‘新产业革命在中国’课题组成立”为题，作了跟踪报道，指出：钱老的建议得到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决定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这个研究课题，并申报国家教委立项研究。现在，该课题已被批准为“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博士点重点研究项目”，由我国杰出科学家钱学森亲自任顾问，黄顺基任课题组组长，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组织实施。研究成果有：《信息革命在中国》（1998年）、《现代信息技术基础知识》（2001年）。 回想起来，我在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方向上取得的成果与钱老对我的关怀、帮助与指导是分不开的。 回顾我的学术成长道路，如果有一点成绩的话，其原因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勤学、好思、敬业。 人物简介 黄顺基（1925— )，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人。中共党员，教授，哲学家。 黄顺基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深造，次年留校任数学教师。1956年起从事逻辑学教学。1978年后，转入自然辩证法领域，研究自然辩证法和管理学。1992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称号。曾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技术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1957年，黄顺基和王方名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对苏联学术界关于形式逻辑学科性质的观点提出质疑。毛泽东看后高度重视，4月11日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黄顺基、王方名等部分在京著名学者，讨论逻辑学问题。20世纪80年代，黄顺基组织自然辩证法界部分学者，写出《大杠杆——震撼社会的新技术革命》一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新技术革命的冲击波作出分析和回答，1996年该书获得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的专著《科技革命影响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指导，全面而具体地考察了科学技术革命对哲学、哲学史、历史学、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社会未来的影响。黄顺基主编和撰写的著作还包括《自然辩证法教程》、《大动力》、《科学的哲学反思》、《自然辩证法发展史》、《科学技术哲学教程》、《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中国管理科学概论》、《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等1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学术成果多次获国家级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