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大椿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我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哲学史（自然辩证法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专业领军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创新方法、交叉学科、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等。撰写和出版著作、教材60余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重要国际会议发表论文160余篇。2004年获教育部、人事部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14年获中国科协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科学与哲学长期互动造就了宏大的科学哲学大厦。科学哲学首先是近现代科学发展的产物，科学哲学最卓著的成果之一便是深化了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认识。”从事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几十年来，刘大椿一直视治学育人为人生至乐，他深耕科学技术哲学领域，著作等身，桃李满门，成为有口皆碑的名师。

从中心到边缘的学术轨迹

刘大椿幼时好学,对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都有浓厚的兴趣。上大学时,他考取了数学专业，后来曾在师专进行数学教育，也做过数学史研究。在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同时，他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也多有涉猎，1978年时报考了我校科学技术哲学（那时叫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这个专业正处在自然科学与哲学的交叉领域。 “科学与哲学的交缘是深厚的,我属意于在二者的交叉处漫步耕耘。”刘大椿的学术研究经历划出了一条明显的轨迹，即“走近科学”“省思哲学”“关照人文”和“游走边缘”四个阶段。 “‘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国家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发展科学和技术，那时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如何走近科学。”刘大椿发现，科学不但有作为知识的一面，还有作为一种活动的意义。他撰写的专著《科学活动论》在国内首先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出版后立即得到学界普遍关注。 此后，刘大椿的兴趣又转到了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上，考虑怎样冲破思想的束缚，真正地解放思想，也就是解决中国发展的前提问题。他在那时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哲学本身的省思，另一方面是试图回答社会提出的各种问题。 到了90年代后期，刘大椿开始对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给予更多关注。他认识到，不能仅仅看到科学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科学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关注人文也就是对科学进行更全面的审视，以图真正地把握住科学。” 进入新世纪之后，刘大椿更强调怎样恰当地审度科学，认为所谓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都是片面的。同时，他敏锐地发现，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提出的大量具体而复杂的问题，并在主编我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年度）报告》（从2002年至2013年）的过程中集中讨论了这些问题。他还认为，应当特别强调学术研究要有问题意识，即善于发现问题、把握问题、解决问题。

科学技术哲学的革新者

“中国的科学哲学应当关注、参与和概括科学社会学研究、科技战略和政策研究，特别是科学技术社会研究。”基于这个认识，刘大椿在这些领域做了许多开拓工作，并在上世纪80、90年代，积极参与了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设立和建设。 在科学技术哲学理论方面，1991年刘大椿先后参与主编了《科学技术哲学的前沿和进展》和《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两本书。前者为科学技术哲学在理论上做了清理门户的工作，后者丰富了自然辩证法的内容。此后，他撰写了《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导论》，这两本专著性教材成为国内学界长盛不衰的基本论著和教材。 刘大椿一向偏爱方法论研究，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心得最初集中反映在《比较方法论》一书中，后来该书改写后更名为《互补方法论》。他提出，从宏观上把握方法论，应该十分注意不同倾向间相互补充的关系，并在其间保持恰当的、必要的张力，这一观点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从中心到边缘———科学、哲学、人文之反思》中概括和整理了刘大椿自1985年以来发表的百多篇文章，形成了发散性的系统反思，被收入“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从中不仅可以窥见他个人的学术经历，也能够看到科技哲学领域流变和创新的缩影。刘大椿认为，“研究哲学以及在哲学中进行创新，很重要的是要把握时代的大变局，在此基础上进行恰当的自我定位，就可能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他还一再强调研究科技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应该充分认识到交叉学科的重要性，并在为“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1978- 2008）”丛书主编的《交叉学科》中，特别强调了发展交叉学科的重要意义，对相对成熟的交叉学科群进行了大体清晰的阐述。

聚焦前沿 引领风向

2006年以后，刘大椿反思的焦点集中在马克思科技观与当代科学技术论（包括另类科学哲学）、创新方法以及科学哲学史上，这些问题也是最近在科技哲学界最受关注的重大问题。 刘大椿认为，当前迫切需要通过马克思科学技术观与当代科学技术论的研究，进一步明确其研究对象和目标，形成能为大多数共同体成员认可的学科范式，并协调好这一学科范式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促进科学技术论的与时俱进。他指出，哲学对自然科学最为合理的应该是审度的态度，应当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为新形势下正确认识和促进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技术的互动提供良好的基础。 关于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刘大椿认为，这实际上是当代科学哲学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和转向的表征。首先，科学论从逻辑主义转向历史主义、社会学化和“后哲学文化”；其次，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消解和多元主义兴起；再次，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后现代性的“解构”方法渗入，从辩护转向批判；最后，当下科学论的视域、论域越来越多元化，研究旨趣转向科学、人文两种文化的融合。 刘大椿对创新问题也给予了极大关注。他认为，创新的突破口是创新方法，创新方法研究的重要方式是范例研究，主张深入研究卓越科学家创新方法的案例作为借鉴，并指出创新方法研究要致力于为科学研究提供启发性的帮助，并且将成果直接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容易传播的形式。 进入耄耋之年，刘大椿反思的焦点转向科学哲学史。他提出，科学哲学史的研究水平与之不相称的尴尬境遇再也不能持存下去了。为此，他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科学哲学史研究”并已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出版了《一般科学哲学史》和《分殊科学哲学史》两部专著。

因材施教 授人以渔

自1981年在人大任教以来，刘大椿先后开设了“自然辩证法原理”“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哲学前沿”“科学哲学研究”等课程。他善于通过双向交流调动学生积极性，学生中不乏品学兼优、出类拔萃者，孟建伟、刘永谋分别获得2001年、2007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段伟文获得2003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谈起几十年的育人心得，刘大椿说，“带学生应该懂得春风化雨、因材施教；要帮助学生保持心态平衡，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潜力。” 刘永谋回忆道，写作博士学位论文时，在刘大椿极为耐心的指导下，“论文越来越有模有样。指尖的键盘就像是刻刀，眼前的论文就像雕像一点一点浮现出来。”由于他写作论文十分刻苦，刘大椿每过一段时间都会让他去拿些吃的、用的，有时还塞一些生活费。这段经历令刘永谋获益至今，“不仅这篇论文得益于先生，先生还使我感悟了哲学人生。” 在教材建设和专业前沿领域, 刘大椿的成果颇为丰硕，学界公认他为科学技术哲学这个哲学的新型分支打下了学科建设的基础。他参加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教程》《现代科学技术导论》等著作成为国内基本教学参考书，同时他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编写教材《科学技术哲学》的首席专家和主编。提到这些成果，他谦逊地表示：“这些都是统一计划、相互协作的产物, 没有同事、同仁们的精诚合作, 是不可能完成的。” 刘大椿将自己学术研究的特点概括为“抓住问题，游走边缘”。他痛感于科学与人文的分离和对立，特别希望能融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构建完整的人类精神世界，“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冲突和龃龉，又能融合和沟通，重要的是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刘大椿学术追求仍在继续，他喜欢的人生格言，有时是“锲而不舍”，有时又是“随遇而安”。“这看起来似乎矛盾，反复体味，倒颇为贴切。也可以归结为6个字：率性、尽兴、随缘。率性，当有赤子之心；尽兴，应有进取之心；随缘，要有平常之心。从政、治学、为人都是这样：率性以合自然，尽兴有所追求，随缘则不勉强。”刘大椿说，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努力在这些要素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