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刘伟，我校原校长，国家一级教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北京市经济学总会会长等职务。主要学术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等。发表学术论文逾四百篇，出版学术著作数十部。获“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读书、教书、写书。能够以此为生，这是一种幸运。”虽有过很多不同的身份职务，刘伟最常挂在嘴边的，还是教师。他是从时代洪流中走出的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既有老一辈先生们追求真理矢志不渝的学格与气节，也有与改革开放浪潮竞相激荡迸发出的豪情与锐气。执杖秉烛近半个世纪，他曾说，只有当个人成长成才的脚步与党和国家发展前进的轨迹相交时，才最能感受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读书之途 从北大荒到北大
1957年1月，刘伟出生于河南商丘，祖籍在山东沂蒙山脚下的蒙阴县。他的父亲年岁不大时就投奔了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沂蒙山一带多次参加战斗。
1969 年，刘伟随父亲下放，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来到当时的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团。在那里，刘伟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光。1974年，刘伟高中毕业，被分配到五营五连生产队做农工。此时他十七岁，常常看见在犁得整饬的黑土地上，野兔竖起耳朵在张望，又飞快地朝着远处的森林跑去。
1975 年后，刘伟从连队被抽调到营部政工组担任宣传干事，写稿和讲课成为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由此，他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实践论》《矛盾论》《资本论》等著作，也逐渐接触到一些社会科学知识。
就读书而言，刘伟当时有一些特别的条件。一是政工组有个不大的资料室，藏书不多，但对于他来说足够读了。二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藏龙卧虎，政工组有几位老同志理论水平挺高，足以做他的老师。三是周围有一批年轻人，主要是来自各地的知青，都对哲学社会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大家常在一起讨论问题，针砭时弊。那时刘伟不到二十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时而躲进资料室埋头读书，时而和前辈、和同龄人热烈讨论，一同思考国家和自己的未来。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一则改变命运的消息：1977 年，全国恢复高考。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刘伟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他认为，学成后在图书馆工作，读书是不用愁的，这对于经历过书荒的年轻人来说，是件梦寐以求的事情。但他在1978年春天收到的，却是一纸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那时的经济学远不像这些年来热门。刘伟虽然知道有“政治经济学”，但并不了解“经济系”。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对知识的热烈渴求。本科四年他学得非常刻苦，他意识到：“经济学是一个古老、凝重而现实的学科。经济生活本身非常有活力，对思想史、经济理论和现实的研究有深入的要求；同时，经济学又是很残酷的学科，它不允许‘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从容，它所提出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
从考上北大经济系到从北大常务副校长岗位上调走，刘伟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毕业留校任教后先后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直到1992年35岁时破格晋升为教授。
从北大荒到北大，一个是荒原边陲，一个是学术殿堂，但刘伟的性格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在这两个环境中成长、思考和走出的刘伟，发现了二者惊人的相似性。前者教人与自然在搏斗中共存，后者教人与知识在奋斗中新生。合上书页的时候，他常常意识到：北大荒与北大，无非是同一种世界的不同倒影，教人靠自己的力量赢得认识和尊重。
教书之路 从课桌到讲台
在北大，刘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燕园里先生们的学术风骨与大家风范。
回忆起上世纪 70 年代末陆卓明先生讲授世界经济地理的课堂，刘伟记忆犹新，“课上需要画很多地图，讲义是陆先生一笔一笔刻钢板油印出来的，地图也是手工刻画的”，教室里被学生挤得满满当当。陆先生为经济地理学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可谓择一事终一生。
陈岱孙先生在上世纪 20 年代曾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抗战爆发后又辗转到西南联大。陈先生的课讲得精彩、干净、儒雅，听得来，学不来。“文革”前后的动乱年代里，他再未发表过学术性文章和观点。这种代价高昂的抗争背后，是学术人格的高贵。
石世奇先生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当自己的学术主张引发广泛讨论时，石先生特别引用了马寅初先生的一段话，“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对真理的执着与坚持，先生们向来态度分明。
刘伟听着先生们讲学教书、纵论古今，意识到了某些比知识更加重要的东西：做人的高贵、做学问的执着、恪守信仰的坚定。这是在时代的炮火中冲锋陷阵之后，留在他们身体里的弹壳。不知不觉间，他发现自己也站在了讲台上，面对着十八岁的青年，开始了教师生涯。
在北大的教书生涯，让刘伟感受到了很实在的推动力和自豪感，“面对的是非常优秀的学生，给他们讲课是有挑战的，这是一种享受，至少在我看来，这样的职业不辱没任何人的才华。”
许多听过刘伟上课和讲座的学生都能达成一种共识，他的课引人入胜、逻辑清楚、妙语频出，一气呵成。每一场讲授之前，刘伟都会从逻辑结构、时间长短、概念运用、内容构造等方面进行一番推敲，“不能炫耀你的学问，要能让人家读懂你，继而喜欢你讲授的东西，让学生有所收获。”
刘伟从来不相信只靠搜集整理资料而不做深入研究就能把书教好。只有把资料与资料、数字与数字之间的逻辑讲清楚、讲透彻，学生才会了解整个思想的脉络，理解观点产生形成的过程及其中意义。他把学生的学习理解和创造统一在一起，把枯燥的学习变得学术化、变得具有意义。
引导学生多了解实际、深入实际、调查实际，培养对理论和现实的敏锐度，理解学科自身的内容，也成为刘伟指导学生的基本方法。他说，“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最重要的是经济学的理论训练和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
2015 年，刘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案牍劳形，但即便工作再繁重，提起教书，他永远兴致盎然，“作为老师，我们经历的是变革的时代，但面对的却是永远的十八岁。在最年轻的这代人里，我们能很快发现这个时代对他们的影响和碰撞。这是很青春的事情，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也对传道授业解惑提出了新的挑战。”
治学之道 从志于学到据于德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刘伟的研究领域和时代的发展紧密相关。他的研究从脉络上是贴近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教学和研究需要的，在实践上是贴近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所提命题阐释要求的。具体来看，大致可以梳理出三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及企业产权制度方面的研究；二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演进方面的研究；三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增长及宏观调控的研究。
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发展，企业产权制度是改革非常重要的方面。在这一研究领域，从1988年到1998年，刘伟先后发表了《本世纪以来西方产权理论的演变》《当代西方产权理论与我国企业行为分析》《市场机制对企业产权制度的要求、功能、结构、性质》等论文和著作，不仅获得了当时经济学领域的最高奖项，而且在海内外引发了强烈反响，并由此奠定了他在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
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都需要关注结构问题。刘伟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研究经济结构问题，并且著述颇丰。《中国产业经济分析》《关于转轨期的产业结构》《关于工业化加速时期的产业结构演变的研究》等研究成果曾经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迅猛变革，由此带来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议题，对中国学者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也提供了鲜活的养分。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关于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以及中国在市场化中的改革取向问题的大讨论中，刘伟也曾立于风口浪尖。忆及往事，提到当时整个社会和学界对于青年学者多元观点、不同声音的宽容，他直言这是培植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土壤，“要敢于开拓、研究、创新，要给予原谅、包容、理解，这是鼓励创新最要紧的人文氛围，也是促使一个学科成长最好的社会条件、促使青年经济学者队伍迅速成长最好的催生剂。”
在北大常务副校长和人大校长任上，刘伟对学术、学者、学生都给予高度的信任、尊重和支持。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在学校党委书记张东刚、校长刘伟陪同下，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观摩思政课智慧教室现场教学，详细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建设发展和近年来教学科研成果等情况，看望了老教授、老专家和中青年骨干教师代表，考察馆藏红色文献、古籍集中展示，并同师生代表座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勉励和期许，为这所大学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锚定了新的前进方向。从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到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刘伟在校长任上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说，“在这样的一个波澜壮阔的进程中，每个人做的工作或许看上去都微不足道。但真正伟大的事情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渺小的事情堆积起来的一个洪流。”
（原文刊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报》2024年1月11日1843期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