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四年建议开放二胎政策，生育政策往往几十年后才能看出好坏
不久前结束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希望生二胎的政策在全国推广，而生三胎则应当禁止。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不许生三个。”
记者注意到，纪宝成已经是连续第四年在全国两会上呼吁开放二胎政策了。
坐拥中国人口研究重镇——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纪宝成教授对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研究，并认真履行着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职责。2008年两会，他提交了《关于认真研究完善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提出“应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2009年两会提交了《关于尽早着手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2010年两会提交了《关于在“十二五”规划期间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今年他锲而不舍，第四次提交了《关于立即启动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
声声唤，声声急！其中缘由且听纪教授娓娓道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则从80年代初开始实施，在控制我国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问题上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009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只有千分之五点零五，相比1970年的千分之二十五是大幅度下降了，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状态。但是实施独生子女政策30年过去了，这项政策带来的负面作用也逐步显露出来。
纪宝成告诉本报记者，中国的人口政策目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这个问题在1982年就已经初露端倪，达到108.5，2000年是117，现在更是达到了120.56。这个比例意味着每生120个男孩，只对应100个女孩。
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的报告中提到，国际上出生性别比一般稳定在103-107之间，超出这个范围，属于不正常状态。而中国目前的出生性别比已经大幅度偏离正常值，目前只是一种表象，严重的后果会在将来的数十年显现出来，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20年左右的时间，这些孩子到了适婚年龄，理想状态下，每120个男孩中就会有20个难娶妻，而一旦真的出现大量的婚姻挤压，后面的千军万马又跟着上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二个问题就是老龄化。全国老龄办在去年9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人有1.67亿。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峰值4.37亿。由于我国低生育政策的加速作用，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步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只用了三十年，未富已经先老，很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都跟不上。长此下去，中国很多家庭的结构会呈现为“四二一”的“倒金字塔”型，即一对独生子女夫妇赡养四位老人，抚养一个孩子，这种家庭结构给独生子女夫妇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长久下来会带来很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20年来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早先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末经济泡沫没有处理好造成的，现在大家的共识就是还由于人口老龄化，在日本甚至可以因为养老金的问题让执政党下台。
第三个问题是城乡统筹。现在实施的政策，是跟城乡二元结构相匹配的，即城市生一个，农村生一个半。但是现在中央强调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再加上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户籍制度也在改变。而如果还是实施城市一个政策，乡村一个政策，就会与中央的城乡统筹产生很大的矛盾，这些矛盾行政手段很难解决。
政策实施的30年来，我国已积累了1.4亿户独生子女家庭，而且每年还在以平均五百万的速度增加。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发生使很多家庭成为了丁克家庭，折射出独生子女家庭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这些家庭面临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成才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试想，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一旦遭遇伤残、意外身亡等其他问题，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的父母应该如何承担起这种痛苦？
教育难题也是纪宝成教授对人口问题的忧虑之一。“独子难教”，这是教育界的共识，很多独生子女都是被宠大的，他们的生活环境中一直只有一个小孩，这样的环境很难让他们形成协作精神、竞争意识，不利于孩子良好性格的养成。
不仅仅是教育问题，中国整体人口素质得不到提高也会随之而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其实真正得到很有效实施的主要还是在城市地区、经济发达地区，而许多农村地区还是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以及家庭劳动力接续的实际需要，会为了生一个男孩而超生。城市家庭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大都很好，但在许多农村地区很多家庭的教育很难跟上，这就导致了中国整体人口素质的提升受到一定的影响。
以史为鉴尽早抉择，生育政策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如今，纪宝成教授对人口生育政策如此的担忧，很自然让人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马寅初先生关于人口问题的真知灼见。
马寅初先生因其远见和勇气成为后世学人的精神风标，在北大校史上与蔡元培齐名。早在50年代初，马寅初先生就注意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实际问题。在1957年全国人大的一个会议上，他以《新人口论》为题，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的人口问题，提出“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观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央没有采纳马寅初的这些观点，反被当作“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而受到批判。然而，人口灾难在50年代的后20年越来越烈，尽显无遗。从1949年的16‰快速增加到50年代中期的23-24‰，人口总规模也从1950年的5.5亿迅速增加到1959年的6.7亿。1962年，出生率迅速达到37‰，1963年更是陡增到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43.37‰。1962年以后每年出生人数高达2700万左右，最高时1963年甚至达到2954万，年净增人口数也平均高达2000万以上。20世纪60年代成为建国后人口增长最迅猛的时期。沿着快速增长的轨道，中国人口总量在1973年已经达到8.9亿的巨大规模。
20年后的70年代初，人口数量的快速膨胀带来的经济的长期徘徊不前迫使中央不得不出台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这时候，中国人口问题几乎累积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了。
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的特点，现时的人口政策产生的后果可能会在20年以后甚至是30年以后才会让人们感受到它的可怕。印度人口灾难的教训同样值得我们汲取。印度国家人口委员会承认：截至2010年，印度的国家人口控制计划已经接近于失败。这也就是承认，印度人口膨胀，泛滥生育，已经失去控制了。虽然早在1952年，印度就提出了人口控制计划，然而这个计划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官方在口头上推行呼吁、提倡实施人口控制计划，但实际上，却是放任自流，最终及至严重的人口灾难接踵而来。
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应该着眼于“预防”二字，绝对不能贻误时机。要针对现在的国情，预想20年、30年以后的情形，进而对人口政策作出合理的调整。
从马寅初先生提出人口问题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沉重的历史代价让整个中华民族已经偿还了近三十年。时过境迁，今非昔比，相同的是同样是中国的人口政策问题，不同的是这一政策走向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上，面临重大的历史性抉择。我们要借鉴历史沉痛的教训，让中国的人口政策适时调整，得到新发展。
二胎政策仍有争议，说“开放”还是“可能”
令人欣慰的是，现行的生育政策引发的诸多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就以提案形式呼吁三五年后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今年两会前她已经感觉到她提案的事会有新的进展。
今年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透露，目前计生部门正在考虑放开二胎政策，很多专家对此做了研究。他个人认为，二胎政策到“十二五”末期可能会放开。
王玉庆说，他个人赞成逐步放开二胎政策。现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如果第一个是女孩儿，政策允许生第二胎。王玉庆认为，这一政策可以在城市逐步放开。因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人口红利也到了一定阶段。
目前，“双独二胎”（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按规定申请生育第二胎）在全国已普遍实行，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全国政协委员李冬玉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相对折衷的方案——“单独二胎”，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的情况，在部分城市先行试点“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
但是，我们仍然能听到坚持不放开生育政策的声音。农工党中央今年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坚持计划生育国策不动摇，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建设的提案》。提案建议，计划生育政策不仅要继续坚持实施，还要加大法外生育的处罚力度。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已经实施了30年，而一项好的国家公共政策，在实施上，就需要不断地考察实际情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进而达到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编辑：卢思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