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1978年金秋，我怀着欣喜的心情，走进了人民大学校园，开始了四年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渡过了永远值得珍惜回味的流金岁月。
78计划班共有43人，有三大特点：一是党员多，18人，占了近一半，在校时又发展三人，毕业时为21人，正好一半；二是复转军人多，8人，占了两成，加上兵团战士，又是近半；三是年龄差距大，老大哥魏治国、武少俊年届三旬，最年少的湖南才子许庆龙才刚满十七岁，故有“十老”“十少”之说。但这些差异并没有妨碍我们在四年同窗时光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并成为日后工作和生活中的良师益友。班里同学也是各地高考中名列前茅的出类拔萃之辈，其性格和优秀品质都在人大校园中异彩纷呈，各显光辉。还要在当时的政审中严审过关。记得系里老师说，你班的政审材料中都要加盖一枚公章：“经审查可入绝密专业”。我想这也是我班党员偏多的原因吧。所以同学们都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放假时来校读《资本论》者有之，晚上路灯下苦读者有之，半夜梦话时吐出英文单词者亦有之，真是废寝忘食、分秒必争。
我是系里指定的第一任班长。刚复校时工作秩序很乱，但我胜任了此职，并得到了系里和同学的肯定，尤其是帮助一些收入低的同学争取奖学金时，与校、系二级据理力争，最终有了圆满结果，帮助不少同学渡过了当年的难关。后来不少已据要职的同学见我时还提及并感激再三。其实这是沾了时代的光，国家政策有这项资助。但党支部书记郄建伟就命运不济了。他多年后被一些同学指责为在发展党员上“留一手”、“偏心眼”，将革命黑锅背了30年。
校收获了专业知识和技能，并能领略不少大师的风采。他们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态度、瑰丽的想象、高远的设想、求实的精神，都是滋润我们的丰富营养，也极大地开启了我们的心智，拓展了眼界和视野。如李震中教授说：“你们最重要的不是掌握如何地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方法，而是要站在国家宏观的角度上从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角度去制定原则，再应对经济活动中的各种问题，千万不能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甚至一个大企业的角度去看待实际。一定要有全局眼光！”。我后来下海经商就受益匪浅。把国际招标的范围从港口、机场、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项目，寻机拓展到能源方面的火电、水电、现在的核电项目；又扩大到化肥、石化产品，炼油的成套设备进口方面，甚至还涉及到交换机、手机网络通讯、以及造纸、食品加工机械等，项目的资金来源也从项目企业艰难的自筹，不断地引导它们如何去利用国外资金来源，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日本政府的海外协力银行和欧洲经合组织，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混合贷款。而不是拘于一域，划地为牢，坐井观天，也保障了可操作的后续项目的不间断。又如胡乃武教授在指导论文时将我写的“马恩全集第二卷236页”，改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6页”。教会了我以严格、认真的精神对待写作。还如“五四”运动史泰斗彭明教授带着我们在东城赵家楼一带，沿“五四”运动前辈足迹，声情并茂地讲解，谁带头翻墙、谁开门、谁砸玻璃谁点火，烧了原外长曹汝霖的私宅，情景栩栩如生，令人身临其境，演示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对事物穷其究竟，探根寻源的严谨而细致的学者风范；又如听完红学会会长，中文系冯其庸教授的考查课“红楼梦欣赏”后，我对冯教授说：“我感觉您不像是个红学家，而倒是个曹学家。因为你几乎讲的全是曹家的家世、阅历，而很少谈及红楼梦本身”。冯老师一怔，自语道：“以后是该多评评红楼梦了”，大师对曹氏家族和红楼梦版本的考据与勾沉是后来红学界的公认。大师的谦虚与睿智同样让我如饮甘露，如沐春风。还有马凯的导师卫兴华教授讲课时论据充分，理直气壮和滔滔不绝；何伟教授关于企业体制改革的严密和系统性，无懈可击；金日成将军的启蒙老师，历史系主任尚钺史料分类方法论，探溯历史根源的严禁与进取精神；萨繆尔逊《经济学》译者高鸿业对西方经济学博大精深的知识积淀和厚积薄发；共和国《刑法》制定者之一高铭暄教授和《民法》起草者佟柔的立论严谨，又对各种社会现像和实况的广泛通达和深入了解，为共和国法律的切实可行呕尽心血。最难忘的是一位经济系无名小辈陆讲师，他在八百大教室给财经五个系讲课时，用大量的图表和数字，证明了西德的可变资本率比东德高，西方国家的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都大大高于苏东地区，从而摧毁了我对过分严格控制的苏东经济专制制度的信赖和崇敬，使我体会了尼克松讲的一句话的威力:“在苏东地区，一句实话，一个事实，一个数字，就会像一个烟头扔进火药筒，会引得轰轰爆炸。”无论是名振海内外的大师，还是亦师亦兄的青年教师，都无私奉献了他们的才华和知识，为我们这代人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动力和营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人大学习两年后，我的思辨能力有了质的飞跃，从过去听书本、听老师、听文件、听报纸的，变为独立思考，遇事有了主见。当年在校时写的一些有关体制制度方面的反思、质疑和建设化的手稿、现在看来还有点疑惑：这是我写的吗？这是我26岁写的吗？怎么到现在还有闪光点呢？这是我在人大四年的收获之一。
如果说北大学生的特点是特立独行，鹤立鸡群，睥晲江湖的话，那末人大学生的特点就是抱团、互助、共进。我在不少场合见过人大的学长，他（她）们得知我是78计划的，都过来问长问短，十分热情。如有事找他们定会帮助的。记得一位老乡从中央党校硕士毕业后想去中组部工作，我就找了一位六五届在中组部工作的国政系毕业生，结果一周就去中组部报到上班了。有一次和表弟杨松（也是人大78法律的，原在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后和徐健一起组建深圳市司法局）在深圳的宴会上见到一位人大50年代毕业生周。与我们交流后，他很高兴。第二天还送来一本当年林希翎在“反右”时的言谈录，还公开表明他是林的“粉丝”与同班，但当时只能违心地带头批判大右派林。这是他获得不易，珍藏多年的宝物，也可看出他对人大后辈人才代出喜悦和期望。
大学时光的朝夕相处使我们收获许多名垂青史、光耀千秋的光荣绰号。有老成持重的海军“老战士”老魏，也有好动有活力，现有一个饭店集团，又曾像雾都孤儿般瘦弱的“oliver”许庆龙；有后来的加拿大政府外交官小老鼠“mouse”陈慎杰，也有厚重和善的“大程”程卫平教授；有娇小聪明的“shortist”胡莹莹，也是温良恭俭让的“老颜头”颜莹舫；有后来称雄华尔街的金融大鳄，奥本海默基金总裁“撒切尔”李山泉，也有“百里安阳霸一方”的香港商界枭雄方继晨（诗句皆出于现商务部司长王北英之口）；有“鹰衔藤罗随东去”的美国政府官员罗海平，也有曾经的央行行长秘书，永远的“社会青年”（郑健教授起的名）李冀东；有全国“高考探花”武少俊博导，也有石油大亨兼“舞蹈家”李小明；有“单弦一曲献齐王”的现社会贤达齐爱平，也有共和国最年轻的博导、领衔北京发政委的“哈皮”王海平；有“春光难舍四年窗”的兄长杨春立，也有大连开发区主帅兼“体操王子”解学慧；有豪放坦荡的河南省投资总管“胡子”胡智勇，也有高贵文雅、永远倩笑的中信证券高管，原巴彦漯尔“牧马姑娘”商宾；有岁月难消玉颜的“英俊帅哥”王泽，也有统领国家信息中心，当年饱受东北大烟泡而乐观坦诚的兵团“革命战士”沈大风；有主政多年，至今仍被抱怨的主帅，现国家级粮老板老郄，也有富有激情的“朗诵家”，诗人兼驻美外交官查卫平；有平时语言不多却经常乐于助人的“老牛”牛连枝，也有反应敏捷的东洋小鬼子“段桑”段智勇；有统管共和国进出口配额许可证的商务部司长“朱子”朱仲星，也有年少老成却锋芒毕露，敢于冒犯统帅天威的“老蒋”蒋跃；有经历艰辛、奋斗不止而终有厚报的“moniter”吴老，也有在大英帝国独撑一片天地、现回国投资过亿的“小伙计”肖业祥；有集万千青睐于一身的“革命班花”巫蔚，也有曾开拓中国改革之路首倡“双轨制”的张学军；有为解放中国农民，废除粮食统购统销而亡命抗争，逼得常委们签字画押而又命运多舛的高小蒙，也有坚守人大校园、安心育人而永远是“娃娃教授”的著名学者刘瑞；有奋斗在打通去汶川生命之路五昼夜不合眼的四川省交通厅长“雪白小胖”高烽，也有主政河南省发政委的红脸汉子“老兵”张远达；有敢为广西发展而发放基础建设贷款300多亿，英俊干练的“合肥才子”蒋志刚，也有随时口占一绝，专职为最高统帅部起草宏文的“安徽文豪”张松涛。总之，命运让我们相识于人大校园，时代洪流让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留下了坚实的足迹。我们为中华民族崛起而付出了青春的汗水，挥洒了奋斗的热情，也收获了同窗友情的温暖与互助。
人的一生总有几个圈子。人到老年后来往的也多是这几个圈子里的。我在四川省发改委（计委）大院长大，从小的玩伴好几十个。在陆军28军当兵五年多，有四海为家，天南海北的战友。但现在保持密切联系的中小学同学却不多，而有联系的多是同院的发小、28军战友和人大同学。在北京，尤其聚会多在人大校友之间。这就是说我们不仅一道走过青春、走过奋斗和激情的岁月，还会终身来往，互有相助的。
最难忘是同学的无私帮助，87年我乘火车离京时，朱仲星夫人刘桂伟（人大分校78统计的同学）给我准备了一大袋瓜果以备车上食用，以解乘坐之困苦；89年我去海南预习下海时又是朱仲星在国家经贸部打招呼给海南经贸厅的人员给我业务上关照。后因八九风波，那批食品未能出口美国，但同学的无私帮助让我铭记终生，倍感温馨。90年下海后，王泽、李晓明四处张罗帮我租房。国家发改委的老郄、志刚、大风、黄健和胡姐等也积极帮我介绍关系，疏通渠道。更难忘是其他年级班系的校友，在我将要下海，已准备腾飞之时，在我失意和无望之时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指点。他们是:79党史的王燕东、颜放鸣、李星；79金融的吕川，80建经的张保国，78科社的研究生吴廷嘉。他们的名字和恩情永远镌刻我心间!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30年弹指一挥间，但人大岁月在我心中是人生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光。如果说我现在还能独立开创出一片局面，在事业上独树一帜的话，那是人民大学教育和老师培养所致。对母校，对老师，对校友和同学，我满心感激，满怀敬意，感恩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