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班有53人，其中女生9人。聂莉莉、王丹彦、马丽、吴小松是北京的，其余的来自外地：初玉琳（山东）、王旭晓（浙江）、秦耘（内蒙）、田薇（河北）、我（广西）。9人中，我最年长，比最小的吴小松大14岁。初次和我打交道的人，往往有两种表情。表情一：好奇。“啊，广西来的呀？你是壮族吗？”（潜台词：那是多么荒凉遥远的边疆啊！）“我是汉族”。表情二：恍然大悟。“哦，你是女的！”（潜台词：看名字以为你是男生呢！直到现在，我都经常这样接电话：“你好！”“喂，请问这是陈教授家吗？”“是的”。“请陈教授接电话”——他以为我是陈教授的太太。）当然啦，我是女的。虽然我们上大学前刚刚经历了“男女都一样”的年代，在各行各业与男士们并肩拼搏奋斗，但女人的天性是泯灭不了的。我们九人，以及那时同届的女校友们，外表看起来，每天都和男生一样，行走在宿舍——教室（图书馆）——食堂之间，埋头于书本，像海绵吸水一样疯狂地吸取知识。但是，我们又有自己的小情调、小天地、小秘密。在那紧张、繁忙又多少有些枯燥的大学生活中，用我们鲜花一样的青春年华，为它增添了几抹亮丽的色彩。
时代先锋
初次见到聂莉莉，是全班入学后的第一次集合。之所以没有说是“班会”，是因为那天只是简单的见个面。学校在“文革”中停办了十年，1978年刚刚恢复在校本部办学，校舍大部分还被部队占着，腾退出来的图书馆楼暂时充当教室，但是里面空空荡荡。我们到了教室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大家就这么站着，先各自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就开始劳动：搬运桌椅、打扫卫生、布置教室。聂莉莉那天的形象显得很普通：一身朴素的蓝衣蓝裤，头发是两把“小刷子”，容貌清秀，但说不上有多么漂亮。她身材苗条，大概有1.60米高，态度沉静，讲一口柔和温婉的北京普通话。她说自己来自北京大学（哇噻！），是某系实验工厂的党支部书记（哇噻！）。过了两、三天，我听见她和几个同学在说外语免修的事。学校规定，提出申请、考试过85分的就可以免修。她被批准免修的是英语，而日语她已经跟着收音机自学了快三年了。我的外语在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中已经丢光了，现在正吭哧吭哧地从字母开始从头学。而她，第二外语已经快要过关了。我是从全自治区十几万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到北京的。但是此时，我那点自得已经荡然无存。我看到了差距，感到了压力。
刚上学那两年，北京的政治气氛很浓。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西单民主墙、海淀区人大代表竞选……足以载入史册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发生。冬去春来，坚冰融化。与此同时，另一股潮流也在暗暗涌动。女生们不再千篇一律地穿兰制服或绿军装了，直头发开始打卷，解放鞋换成了皮鞋，鞋后跟一点一点儿地增高。我们宿舍的女生迷上了学跳交谊舞，有空就学唱苏小明、李谷一的歌。聂莉莉的“小刷子”早已解散，变成了披肩发，脸上开始化淡妆。但是她的变化，与她那多少有点儿激进的思想观点相比，是渐进的、低调的，今天变一点，明天变一点，让周围的人都可以接受，又为之惊喜。到了1979年，学校在室内篮球场举办纪念五四青年节的大会。大会结束后是舞会。我们都怀着兴奋、期待又有几分紧张、不安的心情挤在场边。虽然已经在教室练过多次了，但还没正式地参加过舞会呢。舞曲奏响了，一位高个儿男生第一个走下舞池，颇有风度地向聂莉莉伸出手。她大大方方地走出来，手搭上他的肩，双双轻盈地旋转起来。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首开全校之先河，穿了一条过膝的短裙，秀出两条修长匀称的美腿，脚下是一双半高跟皮鞋。她腰肢柔软，姿态优雅，舞步灵活，把我看呆了，都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第二支曲子开始了，才如梦初醒，随着其他的人下去跳。
大概是在大三（1981年）的时候，聂莉莉说她要结婚了，请大家到她家去坐坐。我们十几位同学商量，买了一束塑料花（现在回想起来羞死人了，但是那个时代就兴这样儿，没办法）作为礼品，前去祝贺。她的家在某机关大院内，门口有解放军站岗。院子很大，很深，很安静，颇有几分神秘。她到大门口来接我们。我觉得她漂亮极了，穿一身深红小碎花的无袖真丝连衣裙，腰间系一细细的黑皮带，脚上一双白色缕空高跟皮凉鞋，走起路来裙裾飘飘，袅袅娜娜。新郎是位现役军人。他们的浪漫故事开始于青涩的中学时代，爱情长跑已经长达八、九年，婚后立即又要开始分居马拉松。虽然爱得很艰难，但那天她们的心情还是很甜蜜的。夫妻俩合唱了一首流行歌曲“踏浪”，我们则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们走的时候，聂莉莉又把我们送到大门口。到公交车站还要步行大约15分钟。走在那条两旁长满白杨树的小路上，不知为什么大家都有点沉闷。二十多年后回想起来，也许大家都和我有同样的预感，只是当时不能说罢了。事实证明，人的直觉是多么准确啊！
聂莉莉本科毕业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立即去了日本留学，应该是我们班同学中出国最早的人之一。我和她中间隔了20多年没有见面。有一天我听彭和平骂张新胜不会说话，见了聂莉莉说什么“你怎么变得这么老了”。而张国安嘴巴多么巧啊，说“聂莉莉你一点都没变”。我赶紧问：“她回来了吗？”“回来又走了。”原来她留在了日本，现在是东京某女子大学的教授。于是在她下一次回国和老同学聚会时，彭和平通知了我。
从当年入学到现在，每次见面聂莉莉都会在我心头激起一串惊叹号，这次也不例外。要说她一点没变是有点夸大，可是她真的一点儿也不显老，尤其是身材，还是那么苗条。只是气质上更觉成熟、神情中略显疲惫而已。她告诉我这些年在日本奋斗很不容易。最有成就感的是“孩子全是我自己一手带大的，没有请过保姆帮忙。”酒过三巡，桌上开始有人胡言乱语起来。我难堪地对她说：“你不习惯吧，国内的教授比较粗俗。”她说：“都一样，日本教授喝了酒也会现原形。到处都是大男子主义。”
那天她上穿一件淡黄色的羊绒V领套衫，下穿白色仔裤，既时尚又简洁。渐渐这形象定格为一朵菊花，淡雅从容，经风傲霜，散发出隽永的清香。
永远的谜团
入学时，九个女生中只有我是成了家的。到毕业的时候，一个不剩，那八个人全都找到了婆家。其中有三个人与同班男生结成了夫妻。
聂莉莉结婚后，王旭晓也结婚了。她丈夫在北京工作，有自己的住所，所以她就不用天天住校了。
王旭晓是我们班的女强人，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素质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她学习好，特别刻苦，一个暑假能背200多个英语单词，成绩分数也高；体育好，是校篮球队的队员，在全校运动会上总能在多个项目上为班级拿名次；思想好，在校期间入了党。她在东北兵团吃过苦，所以会过日子，会干家务。可样样都好的她，也有一样不好：睡眠不好。纵使再要强的人，对此也很无奈。
为了让小王睡好觉，我们全宿舍的人都奋斗不息。只要她不满意，我们就改，屏息静气，尽量不发出干扰。可是一个宿舍十二平米，放四个双层床，住八个女生，哪能做到不发出一点声音呢？尤其住她下床的，连翻身的次数都得控制，每晚小王都给她计数呢。当我们搬到东风二楼住的时候，宿舍里减少了一个人。于是大家欢欣鼓舞，一致同意，让小王单独睡一个床，她的下铺不住人，专放箱子。有死沉死沉的箱子压着床，她准能睡好。
第二天早起，小王的脸又阴天了。她问初玉琳昨晚是不是上厕所了？小初觉得很奇怪，这她都知道了？！小初是睡我的上铺，和她隔着一个通道，一点儿不搭界啊。
多年以后，当我也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而且久治不愈的时候，我才体会到小王当年的痛苦。但在当时，一听说她准备回家住，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哈，我们可以尽情地打呼噜、痛快地喘气、放心地磨牙啦！
有一天晚上，快要熄灯的时候，田薇提了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物’？”——搞什么名堂？我们是哲学系的，还用问“什么是物”吗？秦耘说，你在看什么书？小田说，我在看小说。两个人在谈恋爱，临别时那个女的总是说“‘物’我。”——天啊！那个字读“吻”！什么叫“吻”？“吻”就是……
那晚我们全笑翻在床。不过，搞清楚什么是“吻”的确很重要：小田，小松，小初等等，都开始谈恋爱了。她们开始晚归。当她们蹑手蹑足摸进黑漆漆的寝室时，偶尔我们就会恶作剧地突然发问：今天“物”了吗？我们关心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她们中至少有两个人，本来怨恨男友过于冷淡拘谨、决定要提出分手的。偏偏在那预计中最后的一次约会中，男友吻了她。“吻”使形势急转直下，最终成就了姻缘。
还差一年多毕业的时候，学校的住宿条件又有了改善，此前一直走读的京籍学生也可以住校了。马丽就住进了我们隔壁宿舍。我和马丽渐渐地熟了。
马丽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她的学习成绩分数不是很高，是因为她觉得没必要考那么高分。她头脑灵活，比较早地注意到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这些学科的发展及其与哲学的交叉渗透。所以她后来在协和医科大学任教的时候，率先开出了人际沟通的课程，大受欢迎。马丽爱美，喜欢“倒饬”（收拾打扮）自己，讲究站、坐、行、卧的姿态。她会对我的着装提出批评建议，也向我传授如何理解身体语言。和她在一起真是别开生面、妙趣横生，带给我无穷的新鲜感。
女孩们纷纷进入恋爱的季节，情感丰富的马丽怎么按兵不动呢？以下是我们俩关于这个话题的对话。
“你怎么不找男朋友呢？”
“急啥，现在还没有让我看得上眼的。”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我看，忠诚、老实、靠得住就行。当然，也别太笨。”
“光是这样还是不行。他得有激情，会燃烧，激动的时候能把我举起来……”
后来，张志伟在她身边出现了。从早锻炼开始，到晚熄灯为止，他俩真是形影不离。马丽是太阳，志伟是月亮。她在练习踢腿、下腰，他在旁边站着、看着，替她拿着衣服、捧着水杯。走路时，马丽在前，志伟在侧后。这个格局，从1981年到2008年，一直如此，丝毫不变。
张志伟现在是我们“老家”的掌门人——人大哲学院的常务副院长。之所以能被人事关系复杂的众多哲学家们推举上岗，是因为各方人士都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人。对他的忠厚，已有公论。可是，他是怎么符合马丽择偶的另一个条件的呢？对此，我曾经和秦耘嘀嘀咕咕研究过多次，不得其解。现在，我看到他们恩爱如初，甚至年年升温，更把这个问题暗自琢磨，却始终没有答案。
我们九个女生都是恢复高考这一伟大决策的受益者，是那个年代有机会接受“精英教育”的幸运儿。但是一走出校门，立刻就淹没在13亿人口的海洋里了。我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在诚实地生活，努力地奋斗，取得了一点点沾沾自喜的小成就，在专业的小圈子内有点儿小影响，聊以报答恩师和母校。但更多的是那些可说与不可说、也无须说的酸甜苦辣。事业有沉浮，境遇有顺逆，但女人永远是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