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更好地推进国企数字化转型并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建议推动国资国企集中力量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掌握数字经济发展自主权；发挥大型国企带动作用，推动传统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巩固提升传统发展优势；注重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国企经营绩效和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促进国有经济优化布局、调整结构，构建数字化转型协调机制，弥合数字鸿沟。
企业数字化转型事关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选择。其中，国有企业对政策导向更敏感、更有资源保障和数据基础，而且更多承担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牵引、信任维持等任务，更具战略性且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力量。但如何评估国企数字化转型进程，过去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定性分析和感性认识。我们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数据和数字化转型的特征关键词，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进展、成效和趋势等进行量化分析，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和启示。
国有企业重视数字化转型并取得明显进展
一是国企数字化转型比例不断增长、转型程度稳步提升。以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国企比例从2007年不足半数增长至2022年超过95%，同时，国企数字化转型程度从2008年的0.59上升至2022年的3.13，在15年间实现了超过5倍的提升。与此趋势相适应，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内容逐渐丰富，转型层次从局部突破转向全面覆盖。2007年，国企年报中仅包含54个数字化转型相关词汇，且主要为“信息化”“一体化”“数字化”等较为笼统的词汇；2022年，相关词汇已扩展到153个，并且涉及“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更为具体和专业的词汇。
二是国企数字化转型从数字产业化向产业数字化扩散。国企数字化转型早期更多表现为数字产业化，转型程度较高的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等数字行业。随着数字技术发展以及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产业数字化趋势显现，建筑安装、道路运输、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货币金融服务等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显著加深。但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农业、食品制造业以及采矿业等低附加值产业和资源依赖性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始终未有提升。
三是国企数字化转型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企业数字化程度更高，但地区差异逐渐缩小。国企数字化转型领先省市主要集中于广东、上海、安徽、江苏等东南沿海和长江沿线地区，西部地区和“山河四省”的国企数字化转型速度也逐渐加快，但转型平均水平依然落后于先发地区。随着各省份国企数字化转型进程的持续深入和后发追赶，2022年，省份间的数字鸿沟程度（28.5%）相较2007年（58.5%）已缩减一半。
四是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注重数字技术的整体布局和中长期发展。国企主要以数字化生产和数字信息管理等长期性布局作为转型目标，表现在年报中的代表性词汇以“数控”“信息中心”“集成化”等为主；而民企偏向通过数字化商业和智能化应用来提升经营绩效，年报中的代表性词汇为“电商”“智能制造”等。这表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对更重视服务国家战略和行业整体发展，因而更关注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布局的深度和广度。
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成效
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看，不断深化的数字化发展趋势、城市的经济社会特征、企业自身的财务因素和公司治理水平均是驱动国有企业转型的重要动力。我们用夏普利值分解法将所有解释变量对整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解释结果拆分为各个解释变量的贡献，发现时间趋势、城市经济特征以及公司财务特征分别占到总解释力的51%、23%和18%。可见时间趋势是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我们选取可持续增长率、资产收益率和成本收益率分别衡量企业的成长能力、盈利能力，以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民营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每增加1%，则导致成长能力平均增长17.0%、资产收益率平均增长14.3%、成本利润率平均增长9.6%；地方国企数字化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则导致企业成长能力平均增长9.4%、资产收益率平均增长11.5%、成本利润率平均增长5.4%；但数字化转型对中央企业经营绩效未体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
我们分析，这是因为央企的数字化转型目标更侧重于长远发展，往往将数字化转型视为实现国家战略和行业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而非仅仅为了提高短期财务绩效。此外，由于央企更多聚焦数字基础技术研发和整体布局，短期内也难以产生经济效益。
就全要素生产率而言，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主要表现为短期效应：数字化水平每增长1%，民营企业的当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0.17%；从中期看，滞后四期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对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再具有正向提升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中央企业在短期和中期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提升作用：数字化水平每增长1%，中央企业当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0.26%，滞后四期的中期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0.32%；数字化转型对地方国企的全要素生产率尚未表现出显著提升作用。
我们认为，这是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战略不同所导致的。央企的数字化转型目标更侧重于长远发展，侧重于数字技术的研发、数字生产的布局，可以更持续地为企业改善生产力。而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的差异，与两者重点关注的数字化转型方向有所不同有关——中央企业更注重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而地方国企则相对重视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由于数据要素市场尚不完善以及企业“重自动化、轻数字化”导致数据采集率不高等因素的制约，数据要素效能目前尚难以释放，使央企数字化转型方向更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国企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三个挑战
综上分析，国企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国企较多布局的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相对较慢。数字化转型主要集中于高附加值和高技术行业，而农业、渔业以及采矿业等低附加值或资源依赖性产业的数字化水平还较低，转型相对滞后。由于历史原因和存量国有资本调整较为缓慢，国有企业仍较多地布局于传统产业，在数字化程度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偏少。随着数字经济深入发展，行业间的差距加剧，传统行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竞争优势被弱化。如果不能赶上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传统行业的生态位将会进一步恶化。较多布局于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不仅可能掉入数字化转型陷阱，甚至会影响和制约其高质量发展。
二是国企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益有待进一步释放。与民营企业聚焦于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等短期收益目标不同，国企数字化转型更重视服务国家战略和行业发展，重点发挥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引领带动示范作用，因而往往聚焦于提升数字核心技术研发、数据治理等长周期目标的实现，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在短期内并不明显，有时甚至带来额外的成本和支出负担。在国企绩效考核的严格约束下，这会影响甚至制约国企数字化进程。
三是国企弥合地区间数字鸿沟的积极作用仍有待发挥。数字鸿沟相当程度上与基础设施布局、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相关。数字基础设施很大程度上由国企主导，国资国企的布局结构对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国有企业还要进一步通过优化空间布局结构、自身数字化转型及示范引领等工作，在弥合地区间数字鸿沟上发挥积极作用。
进一步推进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四点建议
数字经济已经迈入全面扩展期，为更好地推进国企数字化转型并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建议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第一，推动国资国企集中力量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掌握数字经济发展自主权。数字化技术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技术底座，事关国家竞争新优势。国资国企应更积极主动响应国家号召。一是推动“中国电科”“中国电子”“中国信科”等关键央企聚焦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卡脖子”关键领域，集中力量增加投入，促进产学研用协同，推进数字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二是统筹分散于三大电信运营商等相关国企的数字能力和数据资源，组建“中国数据集团”，布局和发展数字产业，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数字化新动能。三是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创新特点，重点在资金投入、考核体系、人才激励等方面清除制约国企创新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
第二，发挥大型国有企业示范带动作用，推动传统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利用数字化巩固提升传统发展优势。一是立足国有企业大量布局的传统产业，把握技改需求、数字化转型空间巨大的特点，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参与，共同推动资源依赖型等传统行业的数字化发展。二是促进三大电信运营商等相关国企支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业融合发展，为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行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智能制造工程和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行动计划提供基础支撑，降低相关行业的数字化转型门槛。三是发挥包括大型国企在内的龙头骨干企业以及数字协同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的赋能作用，组织专项工程加快装备数字化发展，提升“上云用数赋智”水平，带动数字化后发行业数字化改造。四是开展数字化示范项目，打造数字化发展的标杆企业，发展一个、带动一批；发挥大型国企龙头带动作用，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国有经济主导的传统产业都能从数字化转型中受益，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作用。
第三，注重利用数字化转型提升国企经营绩效。从中长期看，国企完全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开发、数字生产流程优化等前期整体性布局工作，持续提升经营绩效和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一是推动数字技术与业务流程深度融合，建设企业级数字化平台，整合各类业务系统，实现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和“降本增效提质减存”。二是促进国企数据资产入表和要素化发展。通过国企数据要素应用场景多元化，积极推动数据资产化工作，以高质量数据资产驱动降本增效或创新业务模式。三是创新面向数字化转型的考核机制，在“一利五率”考核要求的基础上，设计差异化、特性化考核目标和考察期限，建立基于长期主义的数字化考核体系。
第四，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构建数字化转型协调机制，弥合数字鸿沟。地区和行业间的数字鸿沟问题长久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在空间和产业布局上的不均衡。在区域层面，要发挥好国企“新基建”建设主体和国有资本引领投资导向等作用，鼓励中央企业结合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统筹布局数据与算力基础设施，深化央地合作模式，通过“东数西算”等重点工程形成跨地区、跨领域合力，优化数字化区域布局，缩小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在行业层面，要发挥国有资本的战略性、长期性作用，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性行业增加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打点、连线、结网”构建系统性行业数字化发展格局，通过行业数字化赋能、不同产业协同发展、跨界融合发展等方式弥合行业间的数字化差异，促进后发地区产业数字化转型。此外，加快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和应用，重视发挥国企的需求牵引、开放应用场景和示范引领等作用，激发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带动相关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作者项安波，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杨继东，系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高秋男，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原文刊载于《中国经济时报》2024年8月30日第A02版）
原文链接：[中国经济时报]项安波、杨继东、高秋男：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展、趋势与政策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