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由新京报主办的主题为“直面关税战，锻造经济韧性——2025新京智库春季论坛”在京开幕。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围绕民生中国建设、宏观政策调整和改革、资本市场改革、旅游业改革和直面关税战等议题，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高培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旅游报社原社长高舜礼，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秘书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林桂军教授等重量级嘉宾分别作主旨发言。
余斌：建设“民生中国”才能更好稳住消费预期
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余斌表示，建设“民生中国”不仅是应对外部冲击，夯实国内大循环基础的现实之需，更应成为“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主轴。
补民生短板，打通消费动能
“打造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刺激消费，而在于补齐民生短板，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与能力。”余斌在发言中指出，当下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偏低，核心原因在于三大障碍：收入增长缓慢、资产缩水、预期不稳。
当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低于GDP增速，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导致家庭资产缩水，而民生领域的不确定性——养老、医疗、教育等压力——也让许多人选择“省着花”。
余斌建议，各级各地政府需要承担起保障民生的责任，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消除家庭的顾虑与焦虑，才能真正释放消费潜力。
“十五五”，从投资驱动到消费主导
“长期以来，我们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而忽视了消费对经济循环的决定性作用。”余斌表示，“十四五”末期的现在，正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只有将民生建设置于更高位置，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余斌援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指出，未来要加大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领域的投入，并通过强化宏观政策的“民生导向”，引导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归根结底是为了增进人民福祉。”
在对“十五五”规划展望时，余斌表示，“民生中国”将成为重构发展逻辑的关键抓手。当服务消费成为主力、消费升级推动产业升级时，政府角色也需从“基建主导者”转变为“民生服务者”。
“如果我们把所有资源仍然集中在传统基建和制造业，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生活结构都会滞后。”余斌说，在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趋势加快的背景下，服务业不仅是未来消费的核心领域，更是吸纳高校毕业生、解决结构性就业问题的重要阵地。“服务业不起来，中国就业就稳不住，消费也强不起来。”
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6.7%，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的69.1%。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为48%，比美国低31个百分点，发展潜力巨大。
余斌表示，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中国要真正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必须立足于民生，稳住消费，托底预期。“只有让老百姓敢消费、能消费、愿消费，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拥有一个强大的内需市场。‘民生中国’，不仅是对当前问题的回应，更是中国经济未来的确定性。”
高培勇：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有效性针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高培勇在题为“如何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有效性、针对性”的主旨发言中表示，在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关税战的背景下，更加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对我国的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有效性、针对性，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
坚持问题导向，以真正找准问题为前提
在高培勇看来，以往经济运行中，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多可归结于因社会总供求失衡而导致的经济波动。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宏观调控所需解决的问题往往是相对单一的。“但是当前我们面对的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和挑战，则相对复杂得多。虽然同样表现为经济波动，虽然同样可以从中发现社会总供求失衡的身影，但顺藤摸瓜，透过经济波动和社会总供求失衡而深入到其本质，会发现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预期偏弱，故而当下宏观调控所需解决的问题便不那么单一了。”
不仅如此，高培勇还认为，如果将有效需求不足视作病灶，那么其背后的深层病源则是预期偏弱，因预期偏弱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导致社会总供求失衡，是当下宏观调控所需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之所在。“这意味着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较之于以往在发生变化，这就是由社会总供求失衡引致的经济波动，延伸为由预期和信心变化所引致的经济波动。”
由此，高培勇认为，当下宏观调控所需解决的问题至少是双重的，既有需求不足的“老”问题，也有预期偏弱的“新”问题。所需解决的问题既然是双重的，宏观调控就要在病灶和病源两个层面同时着力，既着眼于治标，又着重于治本，标本兼治。
坚持对症下药，以清晰界定目标为首要
高培勇认为，在兼容扩需求和稳预期双重目标的同时，以稳预期来支撑扩需求，是当下宏观调控所需实现目标复杂性的原因。鉴于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和预期偏弱，有病灶和病源之别，从对症下药来讲，宏观调控所需实现的目标当然必须是双重的。既包括扩大需求这样的“老”目标，还要包括稳定预期这样的“新”目标。
“所需实现的目标既然是双重的，那么，当下的宏观调控就要在老目标和新目标两个方面同时着力，不仅要分析什么样的对策、举措同需求相关，还要分析什么样的对策、举措同预期相关。不仅要分析什么样的对策和举措有助于扩需求，而且要分析什么样的举措和对策有助于稳预期。”
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培勇认为，在当前最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要准确把握单一目标与双重目标宏观调控操作的异同点，避免将兼容扩大需求、稳定预期双重目标的宏观调控操作简单等同于扩大需求单一目标的宏观调控操作，这是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有效性、针对性的关键所在。
双引擎同向发力，让政策与改革各归其位
在高培勇看来，改革与政策可谓宏观调控的双引擎，宏观调控是依托于政策调整还是依托于改革行动，或者同时依托于政策调整和改革行动，当然要取决于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鉴于此，高培勇认为，当下的宏观调控所需依托的载体是双重的，既有侧重于扩大需求的政策调整，也有侧重于稳定预期的改革行动。所需依托的载体既然是双重的，宏观调控就要在政策与改革两个系统上同时着力，既要通过政策调整有效解决短期的问题和矛盾，又需立足于改革行动致力于解决长期的问题和矛盾。
“盯住预期偏弱这一病源，还可以发现，在实现稳定预期这一具有基础和关键意义的目标问题上，政策调整所能产生的作用主要是辅助性的，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稳定预期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为稳定预期健全管理机制、夯实体制基础，无异于雪中送炭，方为根本之策。”
因此，高培勇表示，“在实现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进程中，在应对当下更趋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的挑战中，宏观调控领域的政策调整和改革行动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吴晓求：资本市场不允许任何一家公司欺诈上市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教授表示，资本市场的本质是透明、公平和法治，如果没有严密的制度设计和有效的法律威慑，欺诈上市、财务造假等乱象就难以遏制，投资者的信心也无从谈起。
有一颗老鼠屎的汤就不能喝
“资本市场不允许任何一家公司欺诈上市，就像一锅汤一样，一颗老鼠屎和十颗老鼠屎难道不一样吗？难道有一颗老鼠屎的汤就能喝？”吴晓求以此形象比喻当前市场中存在的欺诈问题。有些人总认为“大部分上市公司是好的”，但资本市场不是靠大部分公司好就可以稳定运作的生态，只要有作假存在，整个市场的透明度就会受到破坏，投资价值就失去了基础。
吴晓求强调，资本市场的风险收益率不是来自价格波动本身，而是来自企业的成长性、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周期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上市公司的竞争力是资本市场的根基，而这种竞争力首先必须建立在真实、合规的财务信息之上。
“不少中介机构本应履行排雷职责，却反而协助上市公司埋雷，这绝不能容忍。”他指出，中介机构是维持市场透明度的重要一环，如果中介机构失职，欺诈行为就会层层包装，最终伤害的还是普通投资者。
资本市场法治是基础
作为维护资本市场公平的重要一环，退市机制上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吴晓求表示，不能简单地把退市当作惩罚的手段，“不是说上市公司违法了就开始调查，就开始ST退市。”在他看来，退市必须以完善的投资者保护和赔偿机制为前提，特别是要照顾到中小投资者的正当权益。
“我是在你披露的财务报表、在会计师签字无保留意见的前提下买的股票，你过了一年告诉我四年财务造假，怎么可以不赔偿？”吴晓求提出，退市不能一退了之，必须依法厘清责任，确保投资者在欺诈行为中受到的损失得到合理弥补。
针对欺诈上市和财务造假问题，吴晓求建议，要实行严刑峻法，“一定要罚他们到倾家荡产，判他们把牢底坐穿”，同时要对中介机构和上市公司责任人进行连带追责。美国在安然事件之后，通过高额罚款和刑事责任，建立起对财务造假的强大震慑力，这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法治是基础，没有透明度就没有资本市场。”
吴晓求指出，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存在对风险的妖魔化，政策设计过于偏向融资方，而忽视了投资者利益保护。这种理念上的偏差导致市场充满了投机性，缺乏真正以投资者为中心的制度安排。因此，未来的制度设计不仅要在供给端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也要在需求端保障资金流动性，更要在交易机制和法治体系上进行系统性改革。
“资本市场的规则公平了，结果才可能是公平的。”吴晓求表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在上市公司竞争力、资金流动性保障、法治完善三大方面同时发力。只有真正做到透明、公开、公平，投资者才愿意长期参与，资本市场才能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高舜礼：旅游不是一场消费主义的狂欢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旅游报社原社长高舜礼表示，近年来在年轻人中流行的“特种兵旅游”现象值得关注，但从旅游业的长远发展来看，这种模式不一定是未来旅游消费的主要方向。
“特种兵旅游”不是未来主要方向
所谓“特种兵旅游”，指的是以青年群体为主，采取高强度、短时间、多景点奔波式打卡的出游方式。高舜礼介绍，这种旅游形态的兴起与疫情后的消费心理、社交需求密切相关：确实满足了一部分年轻人在有限时间和预算下的探索愿望。这种旅游方式尽管有其合理性，但更多只是“触及皮毛”而已，缺乏深度体验和感受，个人旅游活动收益大打折扣，也不利于旅游高质量发展。
“我在黄山就遇到过这样的年轻人，为了节省住宿费用，直接在公共设施下露天过夜。”高舜礼说。这种方式虽然适合一部分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但不代表旅游消费的主流和升级方向。因为旅游不仅是“走了多少地方”，更重要的是体验的丰度、感受的深度、文化的广度，不能把旅游变成一场奔波和体力挥洒。
旅游最终要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
在高舜礼看来，真正公平而可持续的旅游，应当是各年龄段的全体国民都能参与、普遍受益的服务型消费。尤其是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旅游需求，急需被更多关注和满足。“去欧洲国家旅游，经常能看到白发苍苍的老年团，在中国又有多少？国外的残障人士可以自由出游，在中国实现这一愿望的又有多少？这折射出我国旅游供给侧在便利化、普惠性和均等化建设上的差距。”
高舜礼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旅游业在恢复过程中呈现出市场活跃、创新频出的局面，但也存在着过度营销、短视经营的问题。部分景区过分依赖门票经济，忽视公共服务和专业服务；一些地区把旅游当成网红制造机，缺乏脚踏实地的耐心和毅力。“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强化市场观念、质量观念、服务观念和绩效观念。”
在旅游消费新现象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真正的消费升级？高舜礼认为，旅游应该从走马观花向深度体验转变，从过度开发向注重资源保护转变，从追求网红向遵循规律转变。“未来个人旅游的评价，不是看了多少景点，而是从旅游中获益多少，得到了多少满足、留下了多少回忆，学习了多少东西。”
高舜礼建议，旅游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发展旅游时，要切实对应客源市场的需求，不断提升旅游产品质量，避免模仿、雷同和粗制滥造，通过不懈地改善服务、优化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旅游最终要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而不是成为一场消费主义的狂欢。”高舜礼说。
林桂军：关税高企之下，我们要紧抓机遇发展服务贸易
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秘书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教授林桂军以“关税高企的影响和对策”为主题作了主旨发言。林桂军表示，美国现在想把中国的制造业搬回去，是完成不了的任务。
特朗普关税战必然混乱
关税战是多年矛盾积累的结果，这些矛盾实际上在中国崛起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林桂军认为，关税战准确的定义应该说是“违背WTO关于锁定关税和禁止单方面实行歧视性贸易政策的原则”。所以，这个关税战本身是歧视性的，违反了WTO规则。
在林桂军看来，特朗普关税战的目标有四个。一是要振兴美国的制造业；二是要减少美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三是要遏制中国；四是解决同盟国长期存在的矛盾。通常情况下，一个政策工具只能针对一个目标，现在特朗普是要用一个关税政策同时实现四个目标，目标的数量超过了政策工具的数量，所以必然混乱，也不现实，一些目标是不能实现的。
从情理上讲，美国要增强制造业的能力，减少贸易逆差，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这些政策目标还得到了相当数量美国选民的支持。但特朗普所提出的每项政策及其政策的理论基础，几乎都同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相冲突。
林桂军认为，从技术角度讲，特朗普想振兴制造业，需要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这就需要中国出口市场的支持，从而使美国获得规模经济的优势，这样才有利于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形成。但是，他同时又想打击中国，这本身就自相矛盾。
坚持以开放抗拒风险
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林桂军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制造业全球化就开始陷入停滞，但是服务贸易全球化则方兴未艾，与其和美国在货物贸易问题上纠缠，不如紧抓机遇，跟上服务贸易全球化的步伐。
数据显示，在当今动荡的全球格局下，制造业贸易早已明显减速，但是服务贸易则快速发展，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最快，而现代服务业中的电信、信息和通信服务的增长最为突出，在这背后充分反映了数字贸易的快速。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是通过中间品的跨境流动体现出来的，而服务贸易的全球化是通过中间服务体现出来，同我国在制造业全球化中所居的主导地位相比，我国在服务贸易全球化的主导地位远远低于制造业，这也是我们应该补课的一个方面。
当然，在具体应对方面，我们的政策应该是信守WTO的基本原则。在动荡的全球格局下，我们没有放弃开放，而是坚持以开放来抗拒风险，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世界各国在经济上对大国的依存度都高，扩大开放可以提高世界各国对大国经济的依存。
（原文刊载于《新京报》2025年4月23日第8版。）
原文链接：[新京报]直面关税战 锻造经济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