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拥有数千年农耕文明历史，同时又经历着传统农业社会快速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而言，“三农”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定盘星”，也是引领思想潮流、孕育特色学派和实现理论创造的沃土。随着时代的变迁，“三农”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引领下，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三农学将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
在当今社会科学界，经济学是显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包括其概念、理论、方法、工具，乃至学科的组织方式、评价标准和运作实践，影响至深。农业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同样受到经济学范式的巨大影响。以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农经研究为例，近几十年来，各主要大学的农业经济系普遍经历了向应用经济学等领域转型的大趋势，甚至大部分农业经济系的名称都已不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是引进、模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农经研究自然也受其影响。时至今日，站在新的历史关口上，中国农经学界的未来道路应该怎么走？是继续接轨、转型，也转变为应用经济学研究，愈发“离农”“轻农”，还是真正践行“两个结合”重大论断，探索农经研究、农经学科的新路？任何一位关心中国农经学科发展的有志之士，都应思考这一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农经研究的转型，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现实背景和学科逻辑。美国不存在像中国这样的农村社会、厚重的农耕文明历史，以及有深刻乡土传承的庞大农民群体。农业、农村和农民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这是中国数千年文明的根基所系。在中国，农经理论和农经研究不能与“三农”整体剥离开，在美国却可以——“农业”就是一个普通的产业部门、“农村”就是一种区位、“农民”就是农业产业的从业人员或农场主。同时，西方主流经济学高度重视“形式化”和“一般化”，对于特定部门、特定区域、特定群体的研究兴趣，日益让位于构建普遍化理论、形式化理论的兴趣。如果简单照搬西方经验，用高度形式化的经济学范式去解构中国原本整体性的“三农”问题，将“三农”问题细化拆解为一个个的“点”，而缺乏一种从“面”的层次去把握“三农”问题的认知实践过程以及组织化的科研活动，那么不仅会丢掉中华传统文化中乡土文明、农耕文明的根脉，而且无法形成能够有效回应新征程上“三农”发展重大问题的概念和理论。
这种简单照搬，也将导致农经研究与“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这一重要要求渐行渐远。实际上，“三农”领域是中国共产党实践与理论创新最为丰富和具有智慧的领域之一，时代迫切要求中国农经学界将过去几十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三农”战线上艰苦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行恰如其分的理论提炼和理论总结。恰恰在这个时候，传统的农经学更应该向有机结合的“三农”领域扩展，针对中国“三农”实践经验着力提炼和形成开创性理论。如果说以前的农经学是一个“点”，未来的三农学则是一个“面”，而且是研究“三农”这一中国发展的基本面——历史来源于这个基本面，未来的发展还要依靠这个基本面。
正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合理部分的吸收之上，推动三农学发展并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简单化地排斥传统农经研究和国际上农经及一般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进展。恰恰相反，三农学要尽可能吸收、借鉴和重整农经、经济学及其他兄弟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只不过是要把这些已有的人类认知工具放在它们应该属于的位置上、让它们发挥其应该发挥的功能。三农学是要打破这些旧有范式对于从本质上把握中国经验的盲区和局限，是要推动真正揭示中国经验学理内涵的学术实践。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总书记关于走新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论述，清楚指明了中国“三农”学人的历史使命，也为中国“三农”学人提出了需要攻坚克难的任务要求。
三农学是最有潜力形成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领域之一。这是因为三农学研究与中国发展中不断涌现而又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问题紧密相连，也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血脉相连。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倡导三农学研究、推动形成中国三农学派，也可谓恰逢其时。一方面，三农学深耕厚植的是最具问题导向意识的实践领域。“三农”领域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新问题、启发新思路的前沿阵地，也一直是最鲜活、最生动的实践经验的策源地。这就为理论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三农学又聚焦与传承着最为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领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有潜力的领域之一。中华文明的底色是农耕文化，围绕农业、农村、农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丰富的思想积淀。面向未来、背靠历史，具有如此优势，三农学应当责无旁贷地去做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先锋。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理论观点，是推动形成三农学知识体系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在吸收各流派、各学科具有价值的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构造的根基，坚持对中国“三农”发展厚重历史的研究传承，是建构自主的三农学知识体系的可行路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立的是对人类社会本质属性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分析框架，应作为构建三农学知识体系的基干。马克思主义学理体系具有当代社会科学中个别学科部门（如经济学、管理学等）所不具有的整体视野、高维理论和哲学洞见。三农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三农”实践结合起来，形成既体现“三农”问题一般性逻辑，也涵括中国“三农”特殊经验的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这一是需要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史，研究“三农”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思想与理论创造的策源作用；二是需要以问题为导向，结合中国“三农”实践经验，创新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没有提出的概念和理论判断，去形成能够把握中国“三农”实践经验本质属性的、具有生命力和开放性的理论体系；三是需要探索作为基干的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与诸社会科学学科涉及“三农”问题的具体理论和研究工具的互补关系，下大力气推动方法论研究和探讨，去厘清不同层次的理论在三农学体系中的位置、理论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各类方法工具的使用边界及范围。
三农学是面向未来但承载历史的学问，对中国“三农”发展厚重历史进行研究和传承，是它的另一项必然使命，也是它实现概念创新和理论创造的一个重要源头。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创造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长期领先世界。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围绕农业经济史、农村社会史和农民生活史展开的农史研究，应当是三农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历史研究，除天然具有的文化传承意义之外，一方面可以更为清晰地展现中国“三农”发展的长时段脉络，揭示当下“三农”问题的结构性起源；另一方面其本身也直接构成了培育三农学研究主题的丰富土壤。
三农学的发展，离不开围绕其目标、任务来规划、引领有组织的科研活动。对于当前的中国“三农”学界而言，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倡导构建中国三农学派。需要形成一批层次分明、梯队合理的研究团队，将三农学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形成阶段性成果。需要旗帜鲜明地围绕三农学理论创新，提出中国三农学派的核心理论主张，实现对中国“三农”发展经验的有力概括，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和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来自“三农”学人的扎实贡献。
（作者朱信凯，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原文刊载于《农民日报》2024年8月10日第5版。）
原文链接：[农民日报]朱信凯：三农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