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首次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两次重要讲话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重视，也对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赋予了更重要的使命。

自“5·17”重要讲话以来，学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主要探讨了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定位，找到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风格、解决中国问题的发展路径；二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处理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相互关系，建设好“三大体系”；三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工作思路，通过对具体领域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以点带面梳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为进一步思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思路，我们可以通过“解剖一只麻雀”来思考一类问题。本文选取国民经济学作为案例分析的对象。国民经济学是一门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具有以下三方面特点：一是从起源上看，国民经济学的前身国民经济计划学是舶来品，在接受苏联计划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开始建立，改革开放后这门学科也接收了大量来自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二是从发展上看，这门学科是与时俱进的学科，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后的实践为国民经济学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三是从现状上看，目前国民经济学科在创新发展方面面临着瓶颈，亟须建立自主知识体系，服务支持国民经济学科体系。基于以上三方面特点，本文以国民经济学为例研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思路。

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需求侧目标

从需求侧出发，笔者认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有以下三方面目标：

一是在意识形态上“能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必须要能够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要能在社会范围内引领风尚。

二是在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方面“有贡献”。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要能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研究宣传阐释走向深入，要能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蕴含的重大命题、重要论述、重要概念研究走向深化，更好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为党和人民事业提供智力支撑。

三是在服务经济主战场上“起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必须要对我国经济主战场上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客观分析，为服务经济主战场提供理论支持。

以我国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历程为例，国民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一国经济如何运行和管理的应用经济学科，起步于引进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科，在计划经济时期回答了诸多关于计划经济建设的现实问题，也是经济计划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参与者。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国民经济计划学”转型为“国民经济管理学”，后又将研究生以上层次的学位名称定为 “国民经济学”，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后国民经济管理工作的需要。新时代以来，国民经济学科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多个角度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从这一学科的历史沿革来看，国民经济学需求侧目标的本质从未变化，一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论阐释；二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始终围绕着党和国家的经济建设任务进行学科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因此，对应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需求侧目标，对国民经济学科的创新发展而言，在意识形态“能引领”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地位，坚持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本色；在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有贡献”方面，要研究阐释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在服务经济主战场“起作用”方面，应以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为目标，学理化地阐释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和政策工具体系。

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供给侧任务

从供给侧出发，笔者认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有两方面主要任务：

一是以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为基础，建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是知识点在一个分析框架下的有机组合。在积累知识点这一环节，即可以通过积极吸收外来知识体系的有益成果为己所用，也可以从中国实践中获取。在将知识点串联为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则应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科学分析范式，以独立自主的方式将知识点有机组合成知识体系，以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基础，建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比如，国民经济学的知识点有四个来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西方经济学原理、苏联经济管理实践以及中国发展与改革的实践。在将知识点串联为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则应以中国规律为主线，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和国民经济管理体系的知识体系化。就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而言，首先要搞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其次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管理问题，包括源自西方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管理政策，以及中国式经济管理方式。中国式经济管理方式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管理模式。以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为例，由于货币政策面对的是兼顾多方发展的目标要求，因此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需要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协调，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博弈关系，但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各方利益最终能够收敛于党的决策，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博弈提高了政策协同效应的持续性。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经济治理提供了文化基础。有研究认为，传统中国的社会意识受到了儒家、道家等思想的影响，重视对人的教化和对社会各方面进行平衡利用。我国的基层治理实践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的治理智慧，体现出中国国家治理的传统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发展理念是组合国民经济学知识点，形成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主线。只有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才能在完善中国特色国民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好“三大体系”。

二是以建立政策工具体系为基础，服务经济主战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流派大多都提供了一套与其理论相匹配的政策工具体系。虽然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理论观点与政策工具选择各不相同，但都植根于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与西方的政治运行模式相匹配。1615年重商主义代表孟克列钦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最早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一词，将经济学讨论的范围从“家庭管理”扩大到了“国家”的经济问题。盛行于16—18世纪的重商主义经济学以挽救处于危机之中的封建制度为目的，提供了加强货币管制、实施贸易保护以及扶持本国工业等一系列政策工具以积累金银、增强国力和维护封建统治。随着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古典经济学的体系趋于完善。此时的西方世界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形成了以议会制为代表的政治体系。因而，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是推动社会经济运转的关键因素，反对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鼓励实施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满足了当时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需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衰退孕育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政府要通过积极的财政税收政策干预经济、激发有效需求，熨平经济周期。当新古典经济学又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根据理性预期假说，市场能够通过自动调节达到出清状态，因此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政府的宏观政策干预是不必要和无效的。

就国民经济学而言，则要建立有学科、学术体系支撑，与中国政治运行模式相匹配的政策工具体系。中国的经济建设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了伟大成就，这说明了现有经济政策体系对中国国情的适用性，学界也尝试对中国国民经济管理政策工具体系做归纳总结。在计划经济年代，学科中“教”的政策体系和实际工作中“用”的知识体系是匹配的。但改革开放后，这一学科在学理化梳理国民经济政策工具体系时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现行的做法和经典理论抽象之间有距离。具体政策领域的讨论比较充分，但是系统集成不够；源自西方政策的理论抽象较好，但是自主政策的学理化阐释不够充分。另一方面，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未能充分支撑政策工具体系。在国民经济学科体系下建立政策工具体系的理论集成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国民经济学理论要纳入经济政策的政治决策机制。提炼政策工具体系要考虑政治决策机制，相同的政策工具在不同的政治决策机制下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例如，发展规划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政策工具，“十四五”规划的编制遵循了从前期对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到中共中央研究起草基本思路，中共中央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规划的建议，然后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制规划纲要草案，直到全国人大审议批准的编制程序。只有理解规划制定的政治决策过程，才能学理化归纳发展规划与国民经济运行的关系。二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条主线系统归纳政策工具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中运用了不少来自西方经济学流派的经济政策工具，也有不少中国特色的经济政策工具。但不论是借鉴的还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工具，都需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国民经济学科的任务则是归纳这些政策工具，使之在理论上形成一个工具体系。三是着力于学理化阐释自主政策工具。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若不做学理化阐释则搞不清楚其成效，也不好做推广。因此，需要在国民经济学的体系下做学理化研究，做好因果识别，讲清楚自主政策工具的原理、适用情景和政策效果。

三、对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工作思路的几点思考

第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工作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宣传研究阐释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两个结合”。从国民经济学的案例分析来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明确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方向，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路线图。

第三，在充分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从国民经济学的案例分析来看，要充分借鉴和吸收他国经济学流派的有益部分，尤其是被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证明能在中国适用的理论和政策。要坚持立足我国具体实践，广泛吸收别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部分，以独立自主的方式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第四，以学科体系建设支撑政策工具体系建设，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学科体系是一套完整的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体系，有助于形成有理论体系支撑的政策工具体系。一方面，政策工具体系不能脱离学科体系，要有系统观念，否则容易成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另一方面，学科体系要有建立政策工具体系的意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服务经济主战场上 “起作用”的关键是有自主的政策工具体系。

第五，推进有组织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新时代背景下，要妥善应对技术革新导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模式、范式转变的挑战，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就必须推进有组织的科研、有组织的学科建设。具体考虑有三：一是要注重顶层设计，以明确目标牵引科学研究、学科建设推进；二是要优化项目设计，以项目化管理鼓励团队联合攻关；三是要健全评价体系，以合理机制激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展研究工作。

（作者林晨，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原文刊发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专稿“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重要讲话精神”。）

原文链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林晨：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思路的思考

（责任编辑：刘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