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特别强调，没有自主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如同无本之木。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正面临着全面系统的知识体系的挑战和重构，我们要走出一条新路，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来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我们扎根中国大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为导向。首先，知识体系的建构源自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工业经济时代，一方面以牛顿力学理论体系而奠定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全面形成，另一方面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也成熟发展，伴随着学科的分化，多元学科组成的体系逐渐形成，并开始影响上层建筑，“三权”分立、政党政治、司法独立等西方民主制度产生。其次，中国日益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引领者，基于中国独特的新型举国体制、海量数据、丰富场景等优势所形成的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及其制度体系等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沃土。最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从历史、现实与比较视角探讨知识体系建构的实践基础和时代背景及其自主性与主体性、原创性、整体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为塑造人类知识体系的理想图景奠定本体论与知识论基础。

二、人类知识体系演变的四个阶段

知识是人类解释和改造外部世界以及认识自己内心世界而形成的确定性、系统性、完整性的认知。早在古希腊时期，何为知识就成为哲学中的核心问题，柏拉图认为知识是“被确证的真实的信仰”。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认为，“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综览人类知识体系的演化历史及其规律，笔者把人类知识体系的历史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原始分化、古代合一、近代分化和现代统一。

（一）原始分化：原始知识体系阶段

这一阶段，因受限于生产工具和能力的严重匮乏，人类只能依靠大自然的力量获得食物而生存，人类自我认知不足，出现了原始拜物教等各种各样的崇拜体系。中华文明形成之初，巫祝一度用宗教神学垄断知识的创立和传授。王室贵族涉及祭祀、征伐、田猎、生育等活动时，都要求神问卜，以预测吉凶祸福，决定行止。商代巫祝已经从图腾崇拜、自然神崇拜逐步转到血缘祖先崇拜、英雄人物崇拜。相对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较早从对神灵的崇拜逐步转变为对人的崇拜。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在宗教神学独立分化的原始知识体系阶段，人的知识体系尚未形成。

（二）古代合一：古代知识体系阶段

在中世纪大学形成和文艺复兴之前，受认知的局限性影响，西方的知识体系基本上统归于哲学。在12世纪，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原行会组织的性质，形成不同的单科大学，早期西方知识体系逐渐丰富起来。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早在农耕文明时代就已经有了雏形。周代商，以周公制礼作乐为标志，神学和巫祝对于知识体系的垄断地位宣告终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在知识体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及后来的儒学“大一统”，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趋向合一。这一阶段，无论是西方和中国，虽然开始出现了一些知识体系分化和细分，但基本上知识体系相对单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划分不明显。

（三）全面分化：近代知识体系阶段

我们今天大部分沿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后以西方话语为主导建构起来的近代知识体系。随着以实验科学和数理逻辑为支撑的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工业革命爆发，人类认知不断丰富，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提升，生产关系也开始发生变革，各种社会制度和思想应运而生，分析方法、工具、范式、逻辑等日益丰富使得知识日趋精细化、专业化、分科化，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逐步形成。

这种以现代化为导向，基于回答人类社会和自然科学重大问题而产生的知识体系，随着社会分工和行业产业的精细化、国家治理的流程化以及科学过程的专业化，日益转变为高度分科性和专业性的知识体系，基于该知识体系所形成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也越来越趋向精细化和分科化。而近代大学教育制度体系的建立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分科化和专业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于地域规模与时空特点，与所有制、分配制、意识形态相适应的西方国家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也是高度分化的，形成了为实现公共权力制约与公民权利维护的三权分立制、多党制、公开选举制等高度分化的政治制度体系，进而把社会导向更加多元分裂而无以发挥合力的格局。

（四）融合统一：现代知识体系形成阶段

针对近代知识体系的弊端，我们应该建构一种以人为核心的，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注重人与社会、人与宇宙的关系，体现和谐、融合、统一、开放、包容的全新的现代知识体系。

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认知范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重要内涵是，不再是单一领域的技术突破层层推进社会变革，而是社会全方位、全领域的变革；它不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而是全新的数字革命，是线下向线上的人类社会的第五次大迁移。特别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集群的大爆发，极大地改变了组织模式和生产方式，引发生产关系变革和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释放了技术创新的潜力。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加快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向数字革命、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的全面转型发展。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以中国实践为基，建构融合统一的人类现代知识体系。

三、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双重价值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双重价值，一是对西方近代知识体系的反思和重构，二是对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应有贡献。

近代知识体系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服务于工业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其本质特征是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进而形成大城市、大交通、大金融、大交易所等各类大规模的中心化物理空间和组织，但同时带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全球变暖、贫富差距扩大、金融危机等问题，这些问题暴露出近代以来为工业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所形成的知识体系过度重视对于自然的改造，而轻视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造成了知识体系的过度分化，催生了不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构性的弊端，在国家治理领域更是体现为“分权发展导向型”的发展特质，不仅体现在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机构的分立制衡，而且体现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分立，甚至表现为社会对国家的反制，无以形成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导向的整体发展合力。这样的知识体系却被神化为一种超越国情并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原理”，其结果就变成了一种立基“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建构与传播之道。

过去“西方中心主义”长期支配解释非西方世界现代化经验的话语权，非西方世界多样的现代化经验被削足适履，硬被塞入“一元现代性”（singular modernity）分析框架，不同文化传承下的现代化路径与形貌的重要差异被刻意忽略或排斥。而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土耳其、卡塔尔等东方国家现代化道路发展，证明了“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才是一个更贴近20世纪历史事实的概念架构。

中国传统上，人在知识体系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强调天人合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终极目标，形成一种复合性多领域统筹化发展观，进而体现出“合力发展导向型”的特质。由此形成的均衡化、系统化、整体化的知识体系，恰好可以克服西方近代知识体系的缺陷和不足，可以实现对其重构和升级再造，完成人类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这种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的知识体系，致力于回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等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具备开放性、灵活性，不断更新和进化。建构现代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知识范式一定是建立在旧范式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的，在相当长时期内新老范式之间将会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经历一个此消彼长的复杂过程。

四、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一）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原则和路径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自觉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只有扎根中国大地，努力构造原创性概念和理论，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话语权。主要通过两个路径：一个路径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传播中国理论、中国声音、中国思想；另一个路径是回答时代之问，解决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转型的问题，中国的理论和思想不仅解决中国问题，同样能够解决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转型的问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能够得到全球其他国家的广泛认可和共识，形成普遍性的制度、标准、法规，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提供新的借鉴，从而成为人类共同财富的现代知识体系。

新时代知识体系愈趋交叉融合，知识生产走向问题导向和数据驱动，交叉型复合型人才培养势在必行，同时“破五唯”、深化评价体系改革，打破西方主导的学科、学术等评价体系和话语体系，推出中国特色的学科和学术评价体系，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范式。

（二）建构以人为核心，包含科技、组织、行为、治理“四位一体”的新型知识体系自主性框架

基于主体性的知识原理与原创性的知识范式、整体性的知识体系理论框架和人类未来的创新空间等思考，形成以人为核心，由科技、组织、行为、治理四大要素共同构筑的“四位一体”的知识体系、应用场景与运作框架，通过先进组织的引领，将广大人民和规模社会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推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世界联动发展与整体发展的制度化与知识化动力体系。

（三）党的领导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保障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源于中国共产党从广大民众的实际需求与实践的发展变化等出发，坚持群众路线，通过与客观社会环境的有机互动，不断对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重构等重大问题进行引领性回答，从而奠定了知识范式自主性建构的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具备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与兼收并蓄的理论气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成果，摆脱了西方近代知识体系的束缚，正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现代知识体系。在此过程中，需要确立中国经济学、中国法学、中国新闻学、中国文化学等基于中国实践且对西方知识体系有所扬弃的知识体系模式，为建构知识范式的自主性开拓宽阔的视野。相对于基于西方近代分化割裂的知识体系所形成“分权发展导向型”的政党政治，我国建立了基于中国自主的融合统一现代知识体系所形成的“合力发展导向型”的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既用不断提升的发展绩效切实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又为知识范式在传播过程中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注入新的动力。这就需要将社会现代化的治理绩效融入知识范式指导与应用二者有机结合的发展进程之中，并通过治理绩效的不断提升，不断更新和丰富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一套关于中国复兴的经验总结，是一本基于中国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形成的中国式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指南，是一种对近代西方知识体系和文化渗透的重构与斗争，是一个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导向，是一面具有普适性、指引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文化旗帜，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知识体系的新阶段！

（作者杨东，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作者徐信予，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原文刊发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专稿“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重要讲话精神”）

原文链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杨东、徐信予：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论纲

（责任编辑：刘晓阳）